莫若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自豪的一天：一年多前在未解放的成都，莫若健见过不少外国人，每个都是一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如今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外国人终于也向中国人俯首称臣了！这永恒刻印在莫若健心间的强烈感受，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扬眉吐气！
英军第29旅“皇家重坦克营”部分俘虏听莫若健（未摄入照片）宣讲我军俘虏政策
莫若健（右）与朝鲜人民军军官朴大尉合影
1950年10月25日，是令莫若健终生铭记的一天——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跨过了鸭绿江，来到朝鲜加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列中。当时20岁的莫若健刚从中学毕业，经在军校短期培训后担任50军149师445团2营4连文化教员。酷爱英语的莫若健此时还想不到，自己的这点小爱好在朝鲜战场上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参与审讯的第一个美军战俘
第一次战役发起后的一天，师部通讯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莫若健：“师首长命令你跑步到师作训科报到！”莫若健二话没说，跟师部通讯员上了路，边跑边问：“啥子事这么急啊？”“抓到了个高鼻子，上边派来的几个翻译，都说不通。”
原来，部队抓到美军俘虏后，军部派来几名懂英语的大学生，可他们听、说能力都比较差，与俘虏无法沟通。师首长正着急，有人提出莫若健的英语不错，于是，迅即调人。
莫若健一到师部，作训科科长丁永年就交代：“小莫，你先把我军的政策给这个俘虏讲一讲，稳定一下他的情绪，然后，问问他们部队的番号、装备，以及被俘前他们的任务，还有他个人的情况。”
莫若健一上场就叽里呱啦地与那位美军战俘交流起来，在场的各位师首长个个表示满意。
许多年后，莫若健说起这次“初战告捷”还在笑：“我也就是个高中生的水平。其实，那天俘虏说的话，我只能听懂十之六七，所以，要不住地问他这个单词是什么含义，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反复要求对方解释。这一来二去，就被人看成是‘对答如流’了。”
审讯结果，这名俘虏是美军的下士副班长，对部队任务和部署知之甚少，关键是被吓坏了，一直担心审讯完了会被“拖出去崩了”，所以回答问题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直到第二天，莫若健把他带到临时挖的猫耳洞里防空，他还在问：“你们真的不会杀我？”
这名美军俘虏携带了两部“步谈机”，成了让大家大开眼界的东西，虽然这样的先进设备美军都装备到步兵班、排了，可志愿军师一级的领导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大家很认真地听俘虏上了一堂“科技知识课”，最后感慨道：美军有这么好的装备，竟然这么不经打！
那年月，志愿军“土包子”打现代战争的洋相颇多。莫若健记得，某基层单位初遇美军飞机时，竟然下传过这样一道命令：不准抬头看飞机！眼睛反光，容易被敌人发现！然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土”，彻底颠覆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建立在唯武器论基础上的崇美、恐美情绪，进而奠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自信心。
“会八国外语”的吕叔湘爱徒
第一次战役一结束，知人善任的师政委兼代理师长金振钟在战役总结会上宣布：师政治部成立敌工组，老干部陈轲颜任组长，莫若健任副组长，编有英语翻译3人，朝语翻译1人。
莫若健不负众望，立即在全师办起了英语对敌喊话培训班，集训全师文化教员，并在上级下发英语喊话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战场喊话内容，还用东北民间小调填写了一首《英语喊话歌》：
学会那个喊话，好处多啊！ 见到敌人叫“哈罗”！“萨暖得儿”（Surrender）是“投降”，“汉志阿普”（Hands up）是“举起手”，“法罗米”（Follow me）是“跟我走”，“伟而吹提由”（Well-treat you）是“优待俘虏”，“普挡由而阿蒙司”（Put down your arms）“放下你的武器”啊！“康蒙奥特”（Come out）是“出来”，“出来投降吧”！
仅有高中学历的莫若健，英语说得如此地道，得益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耳提面命。原来，抗战时期曾居留成都的吕叔湘虽是大学教授，生活却非常窘迫，以至于不得不靠进当铺、到初中兼职授课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莫若健由此与吕叔湘有了师生之缘。
虽然这段经历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但解放后的吕叔湘依然记得莫若健——这名英语在全班由最差变为优等的学生。那年月，“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志愿军指战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得知自己的学生成为了“最可爱的人”，昔日传授的英语知识被学生用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时，吕叔湘在给莫若健的信中兴奋地表示：自己已将1亿元（旧币，折合新币1万元）稿费全部捐献给志愿军，用于购买飞机和大炮。吕叔湘还随信寄去了两本书，一本是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Foster）写的英语小说《自由之路》（Freedom Road），另一本是自己撰写的《中国人学英语》。两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送给我的学生——保家卫国的莫若健同志 吕叔湘”。
3年后，莫若健在吕叔湘一家人的盛情邀请下，登门拜访了恩师全家，并在饭桌上讲述了一个令大家捧腹不已的笑话：首次审俘，战友们对语言大师高足弟子的英语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志愿军作战对手是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审讯结束后，有人问莫若健：“你还会翻译哪几个国家的话？”
初露头角的莫若健春风得意：“只要是英语国家，我都能翻。”
对方再问：“‘联合国军’有几个说英语的国家？”
莫若健扳了扳手指头，“有七八个吧！”
万万没想到，这边实话实说，那边传来传去，竟让一个神奇故事传遍全师：“小莫会八国外语！”
“投降！你们唯一的生路！”——莫若健在朝鲜战场书写英文标语。
审讯俘虏200余人：最自豪的一天
1951年1月3日，是莫若健一生中最忙碌、最紧张的一天，也是最令他自豪的一天。这天凌晨，第149师前卫446团1营配属师侦察连，在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将执行掩护任务的美25师第35团一个营击溃。5时，该营攻占英29旅来复枪第57团掩护分队据守的195.3高地，俘敌37人。当晚，第149师445团1营和第446团2营又插到汉城以北的佛弥地谷地，截住了担任战役掩护任务的英29旅，经3小时激战，歼灭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第57团一部和英军第8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即195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的“皇家重坦克营”），用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等步兵武器，炸毁敌坦克和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毙、伤敌200余人，俘敌227人。
随即，莫若健和战友们也开始忙碌起来。当时，志愿军处理俘虏的过程大致为：作战分队将抓到的俘虏送交师政治部敌工组后，返回部队继续参加战斗；交来的俘虏由师警卫连派人看押，敌工组先要宣讲我军政策，使其情绪安定，然后，逐一做简单的审讯，同时登记造册，并将审讯到的情报随时向师司令部报告；审讯完后，由警卫连负责押送至上级机关。
白天的活儿还没干完，后半夜又有一大批战俘送来了。200多名英国俘虏，只有莫若健等两人协作审讯，莫若健审问，另一个战友负责登记，忙得一塌糊涂。
这天的俘虏，多是英29旅的英军官兵。英29旅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蒙哥马利的队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装备有最先进的坦克，在当时很有名气。接收俘虏的第一件事情是搜身，防止俘虏暗中携带武器。此时，莫若健已经习惯了欧美白人的形象和做派，流水作业般搜着搜着，跟前来了个约1.9米的大个子，没多想，莫若健便从下往上开始搜起身来，一抬眼，猛然发现，一个高过自己大半头、满脸黢黑的壮汉正俯视自己……多少年后，莫若健告诉笔者一句大实话：“真吓了一跳，没想到黑人这么壮啊！”
一下子接收了200多名俘虏，莫若健还真有点害怕，毕竟是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看押俘虏的警卫人员不多，出现意外怎么办？于是，他们找到一处朝鲜老百姓居家的院子，将俘虏带进去集中看管。
天亮后，军政治部摄影记者胡宝玉来拍摄战场情况，在这个院子里拍摄了一张149师警卫连战士看押英军战俘的经典照片。虽然照片中没有收进莫若健的身影，但这熟悉的地点、熟悉的场面、熟悉的人物，已将莫若健熟悉的历史定格于永恒。
莫若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自豪的一天：一年多前在未解放的成都，莫若健见过不少外国人，每个都是一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如今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外国人终于也向中国人俯首称臣了！这永恒刻印在莫若健心间的强烈感受，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扬眉吐气！
视《投降安全证》为救命稻草的英俘
在莫若健的印象中，英军战俘的年龄普遍偏大，他们不像美军战俘那样惊恐，即便当了俘虏，“绅士风度”依然。
一见面，排在前面的几名英军战俘便双手将一张纸片举过头顶，一边摇动纸片，一边有节奏地喊着：“We believe this！We believe this！”（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这个！）
莫若健好奇地上前问：“你们相信什么？”一名俘虏立即将手中的纸片递了过来。
莫若健一看，原来是盖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用英语、汉语、朝鲜语三国文字印制，下发给各部队敌工部门用于瓦解敌军的宣传品——《投降安全证》（Safe Conduct Pass）。里面的内容是：
命令
凡持证投诚之敌军官兵，不论国籍，应依我军宽俘政策，妥为接待，护送至最近之司令部或俘虏管理处，并切实执行下列四条命令：
一、保证生命安全。
二、不没收私人财物。
三、不虐待、不侮辱人格。
四、受伤者给予治疗。
此令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看完《投降安全证》，莫若健诚恳地安慰众俘虏：“请放心，宽待俘虏是我军的一贯政策，志愿军说话是算数的！”
莫若健知道，敌工部门下发《投降安全证》时，要求各部队组织精干的小分队深入敌后散发，或用炮弹射向敌人阵地。这些《投降安全证》一旦经俘虏之手，意义非凡。想到这里，莫若健便和蔼地与俘虏商量：把这张《投降安全证》留给我吧？
岂知，这帮俘虏坚决不肯：“不行，不行！以后我们见到别的中国人时，还要用它。”
莫若健只好和他们耐心解释：这些俘虏政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制定的，谁都不敢违反，哪个志愿军部队都这样，你拿着它没有用了！
英军俘虏还是不干。莫若健只好一笑了之。
相互指责，英美俘虏内讧
经过莫若健的俘虏政策宣讲，这帮战俘情绪倒是稳定了许多，但没过多久，俘虏中又出现了骚动情绪。
一位年龄稍大的英军俘虏开始与莫若健套近乎：“我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过德国法西斯。”莫若健顺势说道：“你们那时打德国人，是反侵略。现在中国没侵犯你们，而你们却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欺人太甚！我们志愿军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正是在保家卫国，反侵略！”
一位俘虏不禁感慨道：“天上我们有飞机，地上我们有坦克、大炮，做梦也没想到，当俘虏的却是我们！”
这句话挑起了英军俘虏们的一肚子火气，他们纷纷开始讨伐起美国人的“自私自利”“嗜血成性”来。原来，美军将领叫英29旅担负战役掩护任务，结果，美军的25师溜掉了，英国军队却被包了“饺子”，因此英国俘虏一致认为美军在“打滑头仗”，大呼“上美国人的当了”！
英29旅坦克兵上士柯克斯忿忿地说：“上次是土耳其人当了美国人的牺牲品，这一回是我们英国人，下一次该轮到法国人了。”英29旅坦克营直属中队伍长泰勒也恨恨地说：“不是美国人捣鬼，朝鲜人绝不会有这样的劫难！”还有英军俘虏大骂英国首相：“艾得礼坏，艾得礼坏！”嘟囔个没完。真让莫若健把笑话看了个够。
特殊任务：带领战俘开回坦克
很少有人知道，这天夜里，莫若健还曾接到过一个特殊的任务。
英军俘虏登记完毕后，莫若健接到上级命令：佛弥地战场上还有几辆坦克完好无损。马上动员几名可靠的俘虏兵，设法把这些坦克开回国，供有关军事部门和军工部门研究。
莫若健随即召唤英军第8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即“皇家重坦克营”）战俘集合，宣讲了一番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并表扬英军俘虏遵守纪律，然后动员俘虏：“现在，需要你们当中的坦克驾驶员帮助我军把能开动的坦克开出来，愿意与我军合作并做出贡献的举手！”
一下子，几十只手举了起来。
其实，此时的莫若健心里有些发慌：一旦这些人上了坦克，可就不好控制了。要是跑了怎么办？向我军开枪开炮怎么办？可命令仍然要执行，莫若健只好凭感觉，在众多的俘虏中挑选了六七名样子比较温顺的出列。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莫若健和俘虏们还没到达指定地点，便被上级骑兵通讯员给拦住了。“不是军首长命令我们挑俘虏去开坦克吗？”莫若健一脸茫然。“军首长有好几个呢！军首长发脾气了，说叫敌人去开坦克是瞎扯淡，乱弹琴！叫你马上把俘虏带回去！”通讯员说。莫若健只能下达新的口令：“Back Turn（向后转）！”
几天后，莫若健得知了上级临时改变决定的缘由：原来，在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中，第445团1营3连9班长王长贵爬上一辆敌坦克，迫使敌坦克手投降。然而，已经投降的敌坦克手见王长贵孤身一人，猛然发动机器，将王长贵从炮塔上甩了下来，随后将王长贵打死。
王长贵是鄂川战役的战斗英雄，1950年进京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见过毛主席。他的牺牲，自然惊动了军首长。
审讯英军坦克营长
莫若健将几名坦克手俘虏押回驻地时，天已拂晓。为防美军飞机轰炸，所有俘虏被押送离开民宅，到山坡或田间休息。就在这时，莫若健意外听到俘虏议论营长也被俘虏了，顿时大吃一惊：登记的时候，都说自己是普通的坦克兵，没听说有营长啊！
他随即就报告了师作训科科长丁永年。丁永年一听兴奋了：“你去把他带来，让我见识一下。”
英军少校营长被带来后，莫若健告诉他：“营长先生，我的领导要与你谈一谈。”
营长没否认对自己的职务称呼，只是耸了耸肩回答：“非常愿意从命！”
审讯开头，是问问个人情况，包括姓名、出生年月、家庭状况、参军时间、受教育程度等。英军营长非常配合，问一句，答一句，彬彬有理，头头是道。
可当丁永年问及部队的装备编制、被俘前受领的任务、退却目的地、与美军如何协同作战等情况时，英军营长却装傻了，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无可奉告”，嘴巴封得严严实实的。
越听越冒火的丁永年怒不可遏，“啪”地拍了一下桌子，骂了一句：“他妈的！”英军营长听不懂，大概以为要枪毙自己，没等莫若健考虑好如何翻译这句话，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战战兢兢地求饶：“我们都是指挥官。如果你被我军俘虏，能向我们提供你们的军事情报吗？”
志愿军印制的投降安全证
丁永年是“三八式”的新四军老干部，曾多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井冈山为我军制定的俘虏政策他早已烂熟于心，见俘虏如此，气得只好大吼一声：“带走！”
据莫若健的战友苏峥嵘回忆，这位英军营长进了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后，仍放不下面子，声称：“是你们使用了反坦克炮，打坏了我们的坦克，我才被你们俘虏的。”
苏峥嵘耐心地告诉他：“参加那天晚上战斗的我志愿军部队，根本就没有配备反坦克炮，我们炸毁你们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
这话，对英军营长来说，无疑是个奇耻大辱，他几乎跳了起来：“你是吹牛！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能炸毁我们的重型坦克吗？在我们英国的军事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在随后的第四次战役中，1951年1月25日，第149师第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等“十八勇士夜袭水原城”，抓回来一名美25师的宪兵，也是莫若健参与审讯的。宪兵，本是个耀武扬威的差事，但成为志愿军俘虏后，却魂飞魄散。莫若健记得，当时，这名惊魂未定的宪兵“叽里咕噜”就重复一句话：“都被打死了，就我一个活的……”别的，啥都问不出来了。
美空军曾印制山寨版《投降安全证》保命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莫若健回到了成都，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后又调任成都师范学校（后为成都教育学院、成都大学）外语系主任，负责培训中学英语教师。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教育厅将其独创的英语速成教学法拍成20集电视系列片，向全国发行。 90年代，他退休后曾在成都首批创办民办学校，成为当时有着“成都新东方”美誉的成都磨石（莫氏）外语学校校长。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在莫若健心中，那却是一段永远无法抹煞的记忆。笔者在访问中得知，在他手中，至今仍珍藏着一张从敌人手里收缴回来的《通行证》。
1951年7月12日下午，第149师在朝鲜执行战勤任务期间，由高射机枪连在敖上里击落一架美军F-80战斗机。美军飞行员因跳伞高度不够，被摔死。当时，找到的手枪、皮包、军号牌等都上缴了，而那张从美军飞行员尸体上翻出来的带有血迹的小纸片，则被莫若健留了下来，珍藏至今。
这张小纸片，封面题为《通行证》，封底的汉字内容是：
我军指战员：凡持证来归之外国军队必须善为□□。不论其国籍，士兵与军官，一律保证生命财物安全，不得杀害，虐待，侮辱，并护送至最近之部队司令部政治部。
望各部队切实遵照
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通行证》里面的英语内容翻译过来是：
他们追求的是美元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石油公司以及麦克阿瑟本人在朝鲜都有数额巨大的投资。你们死了，这些亿万富翁们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是人人皆知的。是那些亿万富翁和战争贩子让你们到战场上来送死的。别相信他们的屁话。停止战斗马上过来。要想活命，回家，这是你们的唯一选择。
这张小纸片的真实印刷出处，至今是一个谜。
按说，美军飞行员驻地远离前线，志愿军敌工部门印制的《投降安全证》还无法散发到敌人的空军基地。因此，莫若健曾猜测，这可能是美军飞行员从陆军那里用高价买来的。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蹊跷之处：首先，顾名思义，《通行证》是发给自己人的，《投降安全证》才是发给准备投降的敌人。其次，与规范的《投降安全证》相比，该《通行证》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不符合中国人的行文规则。再次，该《通行证》落款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少了个“军”字，多了“部队”二字，也不符合我志愿军的规范称谓（“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规范称谓，早在志愿军刚入朝时就确定下来了）。
难道这个《通行证》是“山寨版”？
采访中，笔者再次与莫老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这张通行证如果是飞行员们私自印制的，那就应该越像“正版”越好，然而，印制者却甘冒被人识破的风险，拒绝使用“投降”二字，措辞也比较“中性”，似乎在刻意遵守美军的战场纪律和军人的“面子”底线。
这就不能不引起进一步的怀疑——若非美国空军有组织伪造，何至如此？
果真如此，这张《通行证》将更有纪念意义！
2008 年，正值抗美援朝胜利55周年。莫若健旅行路过北京时，曾想把这张美国空军飞行员随身携带的《通行证》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遗憾的是，他和战友们却意外发现：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展馆被撤消了。因此，这张颇具纪念意义的《通行证》，至今仍保存在莫若健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