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拜访董必武，孙儿失踪
1953年5月9日，一位颏下长髯飘逸的银发老者携着8岁孙儿，乘坐列车风尘仆仆从武汉来到首都北京。
这位老者，姓郑名震侠，湖北黄州人氏，1905年考取秀才，与后来成为著名革命领袖的董必武同为湖北“文普通学堂”学员，1910年毕业后，又同批获得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次年，郑震侠和董必武一起参加了辛亥革命，并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在之后的岁月里，郑震侠当过蔡锷的智囊，又在广州为孙中山出谋划策，一度还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的少将参议。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郑震侠心灰意冷，从此退出政界，远走高飞去了南洋经商。直到抗战爆发后，他才从海外回国，以企业家的身份出资援助军队抗日。当时，蒋介石曾亲自前往郑震侠在汉阳的寓所拜访，委以高官，企图利用郑在军政界的影响为其所用，遭到郑震侠的拒绝。
当时，郑震侠当年的挚友董必武正和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在武汉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郑震侠闻知后，便前往汉口日租界中街9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拜访，受到了董必武的热情接待。董必武还特地请出周恩来，将郑震侠郑重介绍了一番。
“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郑震侠在陪都重庆公然严词指责蒋介石，而遭到戴笠控制下的“军统”局的绑架，竟被关押半年有余，几乎丧生。出狱后，郑震侠想前往延安参加革命，但因“军统”特务的阻挠而始终未能成行，于是只好继续经商。抗战胜利后，郑震侠回到武汉，正式退出商界，赋闲在家。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有一次去广州公干途经武汉作短暂停留，曾和郑震侠见过一面，当面转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对郑震侠的问候和赴京游览的邀请。郑震侠当时即向董必武去函致谢，表示非常愿意去北京拜访，但因身体原因恐怕一时难以成行。董必武收到函件后修书一封，除了关心老朋友的健康外，还再次邀请郑震侠在方便时赴京一游。这样，郑震侠在休养两年后觉得身体可以了，这次就带了8岁孙儿郑星儿赴京了。
郑震侠没有想到，这次北上竟是一趟惊魂之旅!
郑震侠抵达北京后，被一位在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任职的老友接往其寓所，让他在京期间就住在那里。当天下午，郑震侠给董必武办公室打了电话。董必武听说郑震侠已抵北京，很是高兴，不一会儿就亲自给郑震侠打电话，说次日下午3时派车接郑震侠去他那里会晤。
郑震侠在北京有许多朋友，闻知他抵京，纷纷来电来人约见。有一位原担任国民党中将后来起义后在国家某部任职的老部下来电，说他因次日中午就要离京出差，所以约定上午9点前往郑震侠在京下榻处拜访。
次日，5月10日，那位老部下准点抵达，两人已经二十年未见，自有一番亲热。郑震侠的孙儿郑星儿初时还依偎在爷爷膝前看小人书，一会儿就溜到外面院子去玩了。郑震侠没有在意，只管跟老部下聊着。郑星儿在院子里，先是看爷爷那位老部下的司机检查轿车，渐渐没兴趣了，就在院子里四处奔跑。奔着奔着，不知怎么的就出了大门去了外面。
这一去，竟然就此消失了!
一小时后，那位老部下告辞时，郑震侠送他上车，这时才发现院子里没有孙儿的影子，但是没有在意。直到把老部下送走后，才开始叫着孙儿的名字在寓所内外找，却没小家伙的应答，这才有点紧张。他的那位老友于是马上让家里的佣人去外面寻找。一刻钟后，佣人还没有回来。大人们这时意识到情况似乎不妙，于是就坐不住了，主人、客人一齐出动到外面去找。这番寻找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以失望告终。
郑星儿是郑氏家族自郑震侠以下第三代中唯一的男丁，郑老先生这下真是急得团团打转，血压骤高，瘫倒在沙发里。老友一看，一面吩咐妻子拿出降压药让郑震侠即服，一面马上往西单公安分局打电话报警。
西单分局接到报警电话后，马上派出两位治安科民警赶来，稍一了解情况后，说他们这就去辖区派出所请求派员寻找，同时还要发动附近居委会干部相帮查找。郑震侠这时还没有透露他此次赴京主要是来拜访董必武的，但老友觉得应该让民警知晓一下，也好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其实，西单分局是知道郑这位老友的民主党派要员的身份的，要不大概还不至于为此而立马派员登门了解情况哩。当下，他就对民警说，希望赶快找到孩子，因为下午3时董老要派车接郑震侠过去叙旧，这孩子自然也得过去拜见董爷爷的。
民警一听，吃惊不小，马上就近去了辖区派出所打电话向分局报告，又对派出所领导说了说。派出所领导听了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于是马上下令全所民警一律放下手头的工作，除了留人值班外，其余人员立马参加寻找，一部分人下居委会发动群众协助寻找，一部分人则骑着自行车直接寻访。西单分局方面接到电话后，也当即派员前往车站布控。
如此折腾，结果却仍是零。
于是，西单分局一面向北京市公安局报告，一面继续查寻郑星儿的下落。
北京市公安局三处(治安处)接到西单分局的报告后，出于慎重，马上指令专人以市局的名义给全市除西单分局之外的所有分局打电话，让各分局了解各自辖区内是否发生了同类情况。然后，三处领导就向市局分管领导报告此事。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兼任的，副局长是冯基平和张明河。西单分局上报的情况很快就送到了副局长冯基平那里，他意识到这件事一定会惊动董老，正盘算如何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查寻时，罗瑞卿的电话就打来了。果真如冯基平所预料的，此事已经惊动了董必武。
董必武按照昨天的安排，于当日下午3时派轿车来将郑震侠接去。董老一看郑震侠是一个人去的，马上说昨天电话里不是说过连孩子一并过来做客嘛，为什么不把孩子带来？说着就要吩咐司机再走一趟去把孩子接来。郑震侠原本不想惊动董必武，当下一看不惊动也不行了，于是就把郑星儿失踪之事说了说。董必武一听，马上亲自给罗瑞卿打电话，请求公安局方面加紧行动，务必要找到失踪儿童。这样，罗瑞卿就把电话打到了冯基平这边。
冯基平向罗瑞卿汇报情况的当儿，三处又报来了相同的情况——西单分局急报：该局辖区范围内又有男女儿童各一名失踪；西四区也报来有男女儿童各一名失踪。冯基平跟罗瑞卿通毕电话一看治安处的电话记录就愣了：看来，这不是通常常见的儿童走失啊!莫非是有人故意拐劫儿童？
这时，三处竟然又报来了情况：海淀区、崇文区各有一名儿童失踪!
至此，不用说像冯基平这样的早在抗战前期就已经从事保卫、情报工作的老公安了，就是北京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学生出身的人民警察也能够意识到这显然是团伙式的故意作案了。冯基平当即召来三处的几位领导，一番商议后作出决定：立刻责成西单、西四、海淀、崇文四分局对各自辖区发生的儿童失踪事件立案，迅即组织警力开展侦查，尽快追回失踪儿童，缉拿犯罪分子。
北京市公安局三处于是立刻以市局名义向上述四个分局通报了全市一天之内失踪七名七八岁男女儿童的情况，下达了立案侦查指令，规定不管调查工作是否取得进展，都必须每隔四小时就向市局三处报告侦查情况，以便市局方面及时掌握情况，能够在第一时间对整体工作进行合理调控。
此时是5月10日下午4时20分。
西单、西四、海淀、崇文四个分局于是当即对儿童失踪事件立案，组织了以本局治安科、刑侦科警察为成员的侦查小组，迅即投入了侦查工作。
先说西单分局的侦查情况。该分局辖区内一共失踪了三名儿童，简述失踪者情况如下：
郑星儿，男，湖北省武汉市人，8岁，父母均为知识分子，其父系大学中文教授，母系中学语文教师；于当日上午9时30分许在西单区其祖父友人宅院内玩耍后独自走出大门，失踪。
刘菊馨，女，北京市人，7岁，父母均为医务工作者；当日中午随母亲及舅舅、舅母去“达诚饭馆”用餐时失踪。
袁至秋，男，北京市人，8岁，丧父，母为京剧演员；当日下午2时许随姥姥在其家所居胡同之邻居处串门时失踪。
三名失踪儿童的家长在发现孩子失踪后的处理措施是相同的，先是自己和发动亲友寻找，寻找不着然后报警。警方接到报警后，出动警力协助寻找或者联系居委会组织群众协助寻找，但都未能找到。
立案后，侦查员分别走访了三名儿童的家长以及失踪前在场的居民、饭馆伙计及顾客十三人，一一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但未能获得任何线索。
西四区失踪的两名儿童，男童7岁，名叫李清唯，天津市人，父母均为区政府干部，由奶奶照料，让其上了幼儿园，幼儿园距家仅四十米距离，平时都是孩子自己来回的。当日下午1时，孩子跟奶奶说过“再见”后，和平日一样出门而去。奶奶只道孙子已经抵达幼儿园了，哪知到了下午3时幼儿园放学了却还不见回家，于是就去看看，这才知道孙子下午没去上学。老奶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当下一急，立马晕了过去，幼儿园于是马上报警。
失踪的女童名叫姜美丽，8岁，唐山市人，小学一年级学生，父亲是铁路职员，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在居委会义务帮忙。居委会就在她家附近，姜美丽每天放学后必去居委会向妈妈拿家门钥匙，逗留玩耍一会儿。小姑娘名“美丽”，长得确实漂亮，人见人爱，一班邻居都喜欢逗她。这天下午由于老师开会，学校只上一节课就放学了，她却没出现在居委会。妈妈看到其他孩子都已放学却没见女儿，觉得奇怪，也有点不大放心，于是就去学校查看，方知女儿早就离校回家了。妈妈于是就在附近四处寻找，居委会干部知晓后，马上发动群众帮忙找，但找了一个多小时寻遍了附近所有可能去的地方还是没见小姑娘的影子，于是就断定有问题了，居委会主任二话不说马上向派出所报了警。
警方立案后，西四分局派出了三名侦查员，会同失踪儿童所在辖区的两个派出所指派的四名民警开了个短暂的碰头会，决定分成两支力量分别予以查找。具体分工是，派出所的两名民警，一个下胡同发动群众提供查找线索，并请居委会干部组织治安积极分子直接寻找失踪儿童；另一个民警则和分局侦查员一起走访失踪现场，察看地形并逐家访问沿途住家、店铺。
两支力量一直调查到午夜，也没有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海淀区和崇文区失踪的是两名7岁男童，都是北京市人，一个名叫郝冲锋，一个名叫伍中瑞。郝冲锋的父亲是解放军军官，驻防在河北廊坊，母亲是纺织厂工人。这天母亲休息，午后带着儿子去公园游玩，2时许看到有人在卖风筝，就上去给儿子买。等到付过钱挤出人群一看，却不见儿子的身影了。情急之下一面哭一面大声呼叫着儿子的小名，旁边人见她一副急赤白脸的样子便问是怎么回事，听说丢失了孩子，就找来了公园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和这位母亲以及数名乐于助人的游客马上帮着全园寻找。公园不大，十来个人分头转了半个多小时已经搜寻了两圈，但却没见孩子。公园方面于是就向公安分局打了电话。
伍中瑞是北京市人，其父是中医，母亲是百货商场的会计。这天母亲轮到休息，中午带着儿子到丈夫供职的诊所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饭后返回时，跟着丈夫去诊所取东西。到诊所后，和另一熟识的女中医说了两三分钟话，等到告辞后想招呼儿子离开时，刚才在诊所门口玩耍的儿子已经不见影踪了。
海淀、崇文两个分局立案后，采取的方式有点不约而同：除了跟西单、西四分局一样派出民警调查以及发动群众寻找外，还在郝冲锋、伍中瑞失踪的公园和中医诊所门口及附近张贴了请群众提供线索的启事。
上述措施不谓不周全，但跟西单、西四分局一样，海淀、崇文分局一直到次日上午7时向市局三处报告侦查情况时，还是白板一块，没有发现失踪儿童的任何线索。
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非常关注该案，留局担任总值班主任的冯基平副局长8点钟一上班就把三处领导召来了，想跟三处领导商议如何推动侦查该案的问题。话刚说了个开头，就有电话打了进来，报来消息称：有三名失踪儿童已经回来了!
又有五名儿童失踪
三名儿童失而复现是一个姓蒋的汽车司机发现的。蒋师傅是国家重工业部的专职司机，负责驾驶一辆大客车，有时没有大客车的载客活儿时，也被调去开开小车或者大卡车。这两天，他的大客车负责载着一批从苏联过来的工程师在北京各处游览。昨天晚上，蒋师傅把苏联客人送到下榻的位于西单区的饭店后，就驾着汽车回家了。蒋师傅家住海淀区周家巷迎福机器修造厂旁边，工厂前面有一篮球场大的空地，晚上没有人活动，他有时开着汽车回家，就把车停在空地上的一株大槐树下面。昨晚也是这样，蒋师傅把大客车停好后，关上窗子，锁上车门就回家休息了。
今天早上7点，蒋师傅想把大客车开到饭店那里去等着接苏联宾客游览八达岭长城，哪知发现车门锁已经被撬开了，车门开着一条缝。他看了下，虽然感到吃惊，可是却又不可思议，这车上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小偷干吗撬车门？有这把力气那倒还不如去撬油箱锁了，里面倒是刚加满了汽油，偷一桶汽油去还能销得几个钱呢。蒋师傅一边想着，一边上了车。只一瞥，不禁大吃一惊：靠近车门这边的三个双人座位上，竟然躺着三个孩子，身上都裹着旧毛毯。蒋师傅一瞬间还以为是尸体，吓得头皮发麻，片刻大着胆子上前去看，这才发现这三个孩子脸色如常，一动不动的原因是正呼呼大睡。
蒋师傅不敢去碰孩子，想了想，下车朝远处几个正在练拳的老者呼喊请他们过来。老者过来后，蒋师傅让他们守着车门，自己三步并作两步奔到迎福机器厂，借用工厂的电话机给海淀公安分局打电话报告了此事。
海淀分局昨天就已经对本辖区的7岁儿童郝冲锋失踪之事立案侦查了，也知道全市四区一天之内一共失踪了七名儿童，值班警员此刻接到电话，自是重视，当即通知昨晚忙于侦查未能回家休息而留宿分局的三名侦查员。侦查员一听顿时来劲，立刻出动。赶到迎福机器修造厂那里登车一看，那三名儿童已经醒了，正一脸迷糊地睁着惺忪的眼睛趴在车窗口往外张望。
经询问，这三名儿童一是海淀区的郝冲锋，一是西四区的姜美丽，还有一位是西单区的袁至秋。
这样，海淀区失踪的孩子算是找到了，侦查员松了一口气。当然，人是找到了，但案子是如何发生的，作案者是如何作案的、动机何在、为什么又把孩子放了回来、放回的孩子是否受过伤害，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继续调查。所以，侦查员在对大客车内外痕迹进行勘查后，就请蒋师傅顺便把大客车开往海淀分局，让三个孩子到分局去。
郝冲锋等三名儿童到了分局后，马上有女警员负责接待。侦查员则分别向三名儿童家长打电话告知消息，请他们来分局。而海淀分局的领导则向市局打电话报告了情况。
市局这边，冯基平听说这一情况后，跟三处领导略一商议，当即下达指令：先把三名儿童送往医院检查看是否受到了什么伤害，必须派员寸步不离地予以监护，除了家长、医生，不准任何其他人接触孩子；同时，与儿童失踪案相关的西单、西四两个分局参加侦查该案的侦查人员立刻集中到海淀分局合议案情；市局指派一处(侦讯处)科长吴福鑫和三处两名资深侦查员前往指导。
郝冲锋、姜美丽、袁至秋三名儿童在医院接受了检查，没有发现受了外伤，但是精神似乎有点恍惚，医学专家怀疑可能系麻醉类药物所致，出于慎重，还抽取血液作了化验，但血液中并未发现异常物质，于是被认为可能接触了乙醚之类的嗅型麻醉剂。医学专家的意见是，在孩子未曾完全恢复正常精神状态前，最好不要对他们进行询问。
这当然跟公安人员的想法有所不同，侦查员此刻真是恨不得立马像对大人那样跟三名儿童进行谈话，详尽了解他们失踪的情况，以及在将近二十小时内发生了什么，以便尽快获取有价值的线索，迅即营救另外四名被拐劫的儿童。于是，侦查员就向专家提出了这个问题，请教是否有让孩子尽快恢复正常精神状态的法子。专家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孩子放松再放松。怎样放松？让家长带他们去公园转转，做做游戏，如果有条件，提供些玩具那就更好了。
侦查员于是马上照办，先招待大人孩子在医院外面的一家小饭馆吃了点东西，然后弄了辆汽车把大人小孩拉到了颐和园，由两名女警员陪着一起游玩。想想只怕力度还不够，又临时从海淀区机关幼儿园借了一名擅长把跟儿童的距离可以接近到零的女老师，送到颐和园去一起活动。
一部分侦查员在作上述安排时，另一部分侦查员也没有闲着，市局吴福鑫科长他们对那位发现三名儿童的重工业部司机蒋师傅的口述情况记录、大客车的刑事勘查情况以及那三条裹孩子的毛毯等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一、大客车的车门锁是被人用工具强行撬开的，从留下的痕迹判断，撬车门者对于此行并非熟手，由此可以排除作案人有盗窃之类的刑事前科。
二、裹孩子的三条草绿色毛毯，系用旧了的美国军用毛毯，那是二战结束后美国救济总署运来中国的美军剩余物资，当时在北平地区就低价抛售了三万多条，所以很难以此为线索进行查摸。
三、从撬开车门然后再把三名熟睡的儿童送到车上的过程判断，作案的可能不止一个人，联系到昨天在本市四个区失踪七名儿童这一点来看，这是一个专门拐劫儿童的犯罪团伙。只是，他们为什么把已经拐劫到手的孩子又放回来，还显然是出于生怕孩子受凉的原因而给裹上了毛毯，这就一时捉摸不透了。
要想进一步了解案件情况，看来只有从郝冲锋等三名儿童那里作尝试了。上午10点，陪同孩子们去颐和园的侦查员打来电话，说孩子都已经恢复正常，请示是否把他们拉到分局来接受询问。这边吴福鑫科长他们一商量，说还拉回来干吗，就地跟孩子们聊呗，这样不是更好吗!
对七八岁的儿童进行案情询问，也真难为那几名侦查员了。他们一边聊天似的问着，一边根据他们的回答考虑着如何启发孩子回想起更多的内容。这番折腾，足足耗费了三个小时。
三名儿童的陈述情况综合起来如下：郝冲锋出事是在妈妈给他买风筝的时候，他看着妈妈挤进了人群，自己也想跟着挤进去，当然难以实现，正着急间，他被人从后面抱了起来，还没作出反应时，一样有点湿的软东西捂住了他的鼻子，他就失去了知觉。姜美丽的情况跟郝冲锋差不多，只是她记得在被人抱起前身后传来一个男性大人的声音，说你的铅笔掉下来了。她回头去看，身子就悬空了，跟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袁至秋是跟着姥姥去邻居家串门的，姥姥在里面聊得起劲，他在门外一堆黄沙上掏洞堆垒玩得也正开心，玩着玩着，就不知道了。
等到袁至秋醒来时，已经在一间灯光通明的屋子里，他是躺在铺在地板上的棉被上，旁边一字儿靠墙坐着六个孩子，其中两个就是和他一起出现在大客车上的郝冲锋和姜美丽。他们手里都拿着糖果、饼干等零食，有的在吃，有的只是拿着。屋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正拿着毛巾给他擦脸。据郝冲锋、姜美丽说，他们醒来后一看是待在陌生环境，马上哭了起来，但很快就被那个男的凶声恶气地给吓住了，那个女的很和气，拿出零食让他们吃。袁至秋倒没有哭，他不吭声，只是盯着别人手里的零食。人家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把装着糖果和饼干的罐子拿到面前，他就抓了一些放在身边吃了起来。
一会儿，那个男的出去了，女的让袁至秋也靠墙跟其他孩子坐在一起，然后就细声细气地说我现在跟你们说话，一个一个说，不要害怕，一会儿拿玩具给你们。先说说自己的名字，住在哪里，爸爸妈妈干什么的，说清楚了我们可以联系上他们把你们领回去。
问话是按照孩子们所坐的位置次序逐个进行的，那个有着两条长辫子的女人一边问，一边在一个本子上记录着，不但问了她说过要问的内容，还特别详细地询问是否上学、是否识字、会唱歌吗等等。姜美丽是背着书包被拐劫的，那女人就把她的书包打开翻了一番，看到作业本上老师批的成绩，说：“小姑娘看看你长得漂亮，读书怎么这样笨？看都是红灯，最好的也不过是3分，真是可惜了!”一边说，一边摇头。
那女人问完后，拿出了一些小人书让孩子们自己看，一会儿又问他们是否要上厕所，没有人敢答话。但是，她还是把他们带到了外面院子上了厕所，这时外面天色已经几乎黑了。
晚饭吃的是水饺，饭后那个男人送进来一块小黑板，那女人在黑板上写了各人的名字，问他们是否认识。认识的就让玩玩具，不认识的就教他们，认识后就让各人在黑板上轮流学着写，写对了的就让玩玩具。识字的姜美丽等人，则学另外的生字，看谁记得快。
如此折腾了一番，后来就来了另一个烫着披肩长发的女人，说是教他们唱歌。教之前逐个问孩子会唱什么歌，还在本子上记了下来。问过后，烫发女人就教他们唱《小熊荡秋千》。
这番折腾结束后，那个男人捧来了两条被子，说你们睡吧。袁至秋他们已经很累很困了，也不脱衣服，就地躺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等到醒来，已经在那辆大客车上了。
询问结束后，侦查员马上返回海淀分局，向等着他们的市局吴福鑫科长等人汇报上述情况。
这个案件的侦查进行到这一步，受命前来指导的吴福鑫大体上已经领会了市局领导的意思，目前集中在海淀分局的这十一人，基本上就是一个专案侦查组了，组长就是他。如果案件侦查没有进展，那市局就该案组建专案组的指令肯定下达。这一点，海淀分局的领导显然也是知道的，所以，他们连案情汇报也不来听了，对吴福鑫说这个案子就请你多费神了。吴福鑫当下也不说官场套话了，寻思破案要紧，还是赶紧开案情分析会吧。
案情分析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对以下情况进行了梳理：
从袁至秋被拐劫至目的地到去院子上厕所时天色快黑这段时间后所经历的事情所耗时间来推断，案犯的窝点应当是在北京市的市郊接合部，结合三个儿童被释放的地点，窝点位置应该是在海淀区，可能就在迎福机器修造厂所在的周家巷地区。
袁至秋醒来的时间应当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他和另外两个孩子郝冲锋、姜美丽却一致记得所待的那个屋子里亮着电灯，那说明这个窝点所处的环境并不隐蔽，那个屋子的窗子是关闭上的。因为关闭了窗子，并且蒙上了布帘，光线不足，所以大白天才要开灯。为何关闭？显然是恐怕被邻居发现那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一幕。天黑后才让孩子们去院子里上厕所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从被拐劫儿童都瞬间失去知觉后遭劫持这点看来，案犯是使用了某种高效麻醉剂。这种高效麻醉剂在使用时——尤其是对儿童使用时，其剂量、稀释比例、麻醉时间都有严格的控制，使用不当就会发生危险。而那七名被拐劫的孩子都是到了目的地用冷水擦拭脸部后就苏醒，而且很快就能进入正常活动状态。如此看来，案犯中显然有人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有可能是从事或者曾经从事过医务工作。
案犯对被拐劫儿童进行识字、唱歌测试之举，使侦查员感到莫名其妙。联想到拐劫行动的动机，莫非是打着草台班子旗号流窜江湖的犯罪团伙企图训练儿童从事那些由儿童出面下手的刑事犯罪活动？
如果上一点的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么袁至秋、郝冲锋、姜美丽的被释放则是测试之后被认为缺乏训练项目的潜质而放弃了。
案情分析会根据上述分析，迅速制订了侦查方案：通过派出所联系居委会发动群众，对海淀区以周家巷地区为中心的居民住宅进行可疑情况查摸；侦查员同时对迎福机器修造厂周边地区的住家进行访查，了解昨晚是否发现过异常动静。
案情分析会结束后，吴福鑫给市局打电话报告会议情况，提出鉴于目前的侦查工作事实上进入了统一专案的程序，所以建议领导考虑是否干脆将目前三个分局以及市局参加侦查工作的人员合成组建一个专案侦查组，对三区范围的七起拐劫儿童案件串案并侦。接电话的市局一处领导认为此事可议，待请示局领导后作出正式决定。
一小时后，吴福鑫接到了市局的电话，原以为是他的建议获准了。哪知却是告诉他一个消息：当天中午11时40分至下午2时50分这三个多小时内，东单分局辖区的天安门广场、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一共有五名6至8岁的外地来京的男女儿童失踪!
吴福鑫还没有回过神来，电话就断了。正要拨打过去，又一个电话打进来了。这是冯基平副局长亲自打来的，说已经决定立即组建专案组对拐劫儿童案进行侦查，东单分局将派三名同志前来充实专案工作，由你吴福鑫同志担任专案组长。鉴于案情重大，关系到被拐劫儿童的生命安全，故要求专案组在从现在起的七十二小时内将该案侦破。冯基平还说，从现在起，他开始亲自抓这个专案，专案组的情况直接向其汇报。
电话挂断后，吴福鑫看了看时间，此刻是1953年5月11日下午4时。这就是说，到5月14日的这个时间，专案组就得把失踪的儿童全部找到，并将案犯捕获。而此刻，他们手头还没有掌握任何线索。
这时，东单分局派来的三名侦查员赶到了。他们向吴福鑫汇报了那五名儿童的失踪情况：这五名儿童是两女三男，分别来自福州、上海、南宁、合肥的五个互不相识的家庭，是由其家长领着进京走亲访友或者旅游的。他们失踪时，正由家长、亲友领着在上述地点游览，跟昨天郝冲锋等七位小朋友被拐劫时一样，也是大人一不留神，孩子就不见了。
吴福鑫听后说，那看来这也是昨天作案的那伙歹徒下的手了，作案手法一模一样，遂把相关情况简单作了介绍，又说已经把侦查员全部派出去调查了。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分局大门门卫室打来了电话，说有人求见吴福鑫科长。吴福鑫问是哪位，听见回答后马上一跃而起：“哦!看来是线索来了!”
小女孩记忆中的一个碎片
点名求见吴福鑫的，是失踪后又回来了的女童姜美丽的父亲姜林曦。姜林曦在铁路局工作，常年在列车上跑。女儿失踪时，他正在车上值勤。昨天早上刚回北京，在听说女儿失踪的坏消息后不到一小时就又得到了姜美丽平安无事的好消息，便和妻子一起赶到海淀分局，后来又陪女儿去了医院和颐和园，侦查员向孩子们了解情况时，因为要让孩子情绪稳定，所以家长也是在场的，有的内容还是家长出面问了自己的孩子才打听出来的。
因此，姜林曦知道侦查员需要了解些什么内容，侦查员让他们带着孩子回家时也特地关照过让家长回去后注意继续跟孩子作这方面的沟通，如果有什么线索请立刻通知这几天移于海淀分局办公的市局吴福鑫科长。对于姜林曦来说，由于列车员职业的缘故，他是很善于跟各种年龄段的人进行沟通的，跟自己的女儿那就更能沟通了。今天下午，姜林曦带着女儿出门去逛街，走出胡同迎面来了一辆载着客人的三轮车，“丁零零”地从他们父女身边一溜而过。
姜美丽看着远去的三轮车，记忆中忽然灵光闪现似的出现了前天被拐劫后的一个碎片，便告诉父亲说，她记得前天失去知觉后不知过了多久似乎恢复了一点感觉，觉得自己是乘坐在一辆三轮车上。小姑娘对三轮车有着一种特别的感觉，因为她的叔叔就是三轮车夫，路过她家停下歇息一会儿时，经常载着她在胡同里转上片刻。姜林曦听了，认为这可能是一条线索，于是就决定来公安局向吴福鑫科长报告。
当下，姜林曦把上述情况向吴福鑫科长一一作了陈述。吴福鑫认为这是一条线索，马上意识到他们在进行案情分析时遗漏了一个问题：案犯是通过什么交通工具拐劫儿童的？似乎有必要循着交通工具这一点轨迹进行调查。不过，现在对于此事还来得及作补救。于是，吴福鑫马上以市局名义同各分局联系，布置分局交警科即刻跟各辖区的三轮车管理部门联系，火速寻找前天下午2点左右在护国寺街一带营业过的三轮车、人力车工人，主要目标是曾经拉过一个或者两个大人抱着一个似乎熟睡着的八岁女童的那位师傅。
那时候，三轮车、人力车还是私人经营，全北京林林总总大大小小不下六七百家车铺，各分局接到协查通知后马上分头行动，通过派出所找到辖区内的车铺，向老板说明来意。那些老板们自是积极协助，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呼机，但他们自有迅速跟各自工人取得联系的渠道。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东四区“顺昌车铺”老板向东四公安分局报告：该车铺三轮车工人葛小顺称其在前天下午2时多曾在护国寺街虎踞坊口拉过一个抱着熟睡女孩的乘客，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穿着一件蓝卡其中山装，戴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带着一个黑色公文包，看模样像是一个干部。 吴福鑫带着侦查员小胡马上跟葛小顺见了面，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从他记得的那个被认为是熟睡着的女童所穿的衣服颜色和那个小书包这两点上，确认他当时载的确实是被拐劫的姜美丽。据葛小顺说，他踩着空车经过护国寺大街虎踞坊口时，从胡同里匆匆忙忙走出一个抱着孩子的三十多岁的男子，冲着他喊“三轮”，嗓音有点沙，听口音是北京当地人，身高大约在一米七二左右。他就停了车，因为对方抱着孩子，生怕人家上车不便，他就下车去扶了一把，这才发现对方手里还拿着一个花布做的书包。
葛小顺问对方要去哪里，那男子指了指西边：“新街口大街!”
葛小顺原以为这孩子生了病，寻思肯定是让去医院，一听心里便想：新街口大街可没什么医院啊!于是就问：“先生您去新街口哪个旮旯？”
那人似乎有点不耐烦：“你踩过去就是了，到了我会招呼你停车的。”
于是三轮车就时不时响几下铃地往新街口大街去，经过一所私立小学大门口时，那人让三轮车停了下来，掏钱付了车费。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三十多岁的烫发女人来，接过了男子手里的公文包和书包，那男子就下了车。葛小顺当然不可能没来由地去关注乘客下车后去了哪里，于是就踩着空车离开了。
吴福鑫获得上述线索后，看看时间已是下午7点，天都黑了，但他还是和侦查员小胡马不停蹄又去了新街口大街的那所私立小学门口。那里是一块很大的空地，白天黑夜都有一些小贩前来设摊，出售小吃、蔬菜、杂货、旧衣服、古书籍之类，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市场。区政府似乎也认可了这个事实，派了个税收员待在这里对小贩收取若干税款。吴福鑫找到了那个脖颈上挂着个帆布包四处晃悠的税收员，亮了亮证件，将其请到一旁，低声打听靠近马路的位置有哪些小贩白天也在这里摆摊的，麻烦你把他们一个个请过来，我想向他们了解情况。
片刻，就有小贩过来接受侦查员询问了。吴福鑫一说前天下午有一辆三轮车载送一个怀抱熟睡孩子的男子在这里下车之事，那小贩就说看到了。但是，这人提供的情况还没葛小顺详细。这使侦查员有点失望，好在还有小贩在旁边等着接受询问。于是又问，还是如此。直到问到第四个，才算有了点新的内容。那是一个女小贩，说一口北京郊区话，她说她是在这里卖小吃的，因为当时没有主顾光顾，所以有些空闲，见有人乘三轮车过来，就有意无意地注视着。那个迎接抱孩子男子的烫发女子，事先是等候在这边的，就在她小吃摊旁边的那棵大树下站着。
那么，你是否看到那个女子候到了抱孩子的男子后去了哪里呢？
看见了，他们就在大树下站了大约三分钟左右，这时来了一辆轿车，银灰色的，停在离这边大约十几米的马路边，那对男女一见就快步走了过去。这时有人来问小吃价钱，她回答后人家没买，于是又转过脸去看那对男女，只见他们已经上了轿车，轿车随即就开走了。
吴福鑫尽管不抱希望，但还是问了一声：那辆轿车的牌照你看了吗？
对方果然摇头。
不过，还有五个小贩没有接受过询问，侦查员还是心抱希望。一一询问下来，问到最后一个，果然又有新的发现。新的发现不是那辆轿车的牌照，而是另一内容，这个内容后来被证明对于侦破案件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个小贩姓丁，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这边市场上人都称呼他“丁老头”。丁老头是卖古钱币的，他的摊位正好在那辆银灰色轿车停下位置的旁边，他以为来了主顾，两眼饱含期待地盯着轿车上下来的那位司机。那是一个中年男子，身穿米黄色西装，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鸭舌帽，脸上扣着一副大墨镜。他站在轿车旁边，四下张望着。这时，那对抱着孩子的男女过来了，跟司机没有说话，但也没有上车。那个女人把手里拿着的公文包、书包递给男子，然后向那司机做了个手势，司机就让他们上车了。
侦查员马上询问：“那女子做了个什么样的手势？”
丁老头说我也没有看清楚，大体上是这么一个姿势吧——说着就做了一个左手放在右手手背上，手心向内置于胸前的动作。吴福鑫不知这是什么意思，问小胡，他也说不清楚。
尽管不清楚，可是两人都已经意识到这肯定是一条线索。调查进行到这里，算是结束了。吴福鑫离开前，拜托税收员帮助打听是否有人看清了那辆轿车的牌照号码。
吴福鑫和小胡回到设在海淀公安分局的专案组临时办公室时，白天派出去的各路侦查员都已经返回，正一边七嘴八舌议论着案情，一边等着吴福鑫回来。吴福鑫说那咱们赶紧开会吧，现在领导给我们的期限只剩下六十六个半小时了，耽搁不起，还是抓紧时间讨论案情吧。
吴福鑫主持会议，先让侦查员汇报各自的调查情况，有收获的详细说，没有收获就一言带过。结果，竟然没有一路查访到有价值的情况。这样，吴福鑫就说了他去私立小学所调查到的情况，最后说到了丁老头所说的那个手势，问同志们是否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话音刚落，有人倒抽一口冷气：“啊——我知道了!”
“合同手势”
这个倒抽一口冷气的人，是西单分局侦查员老范，他说过“我知道了”之后，稍一停顿嘴里又吐出了一句话：“莫非案犯是‘一贯道’分子？”
此语一出，满室皆惊：北京的“一贯道”已经给摧毁了，怎么又冒了出来，而且出手不凡，一下子就作了这样一串惊动高层的大案!吴福鑫定定神，说老范请你说说何以怀疑案犯是“一贯道”分子。
老范是早在抗战胜利时就奉命打入国民党北平市警察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经请示组织同意参加了“一贯道”，因此他知道一些“一贯道”的情况。解放后，北京市开始清理“一贯道”反动帮会时，由于老范熟悉情况，所以曾被市局请去担任过一个介绍“一贯道”内幕情况的短期培训班，使参加培训的那些侦查员知道“一贯道”是怎么回事，便于他们在接下来进行的取缔行动中开展工作。为此，老范还受到了表彰。
这样一个角色，对于“一贯道”的手势自然能说得出个道道来的。当下，老范就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这个手势：参加“一贯道”时，有一个入道仪式，那就是点传师的所谓“传三宝”。何谓“三宝”？名曰：点玄关，传口诀，教合同。其中的“教合同”就是点传师教给入道者一个手势，其手势为右手拇指按右手第四指第三节纹，左手放在右手手背上，左手拇指按右手小指第三节纹，将两手置于胸前，手心向内，谓“子亥相交”。因左手不持刀，是善手，意思是以善压恶。又因子亥是地支的一头一尾，象征新旧交替，脱胎换骨。
老范边说边比画，众人便都看清楚了这个手势。老范又说“一贯道”分子若到异地有事要跟同道人士取得联络，第一个方式就是做这个合同手势，手势对头后，如果对方信也就罢了，谈话即可进入正题，如果不信，那就需要盘底，即说一些“一贯道”中流行的暗语切口。从吴福鑫科长查摸到的情况来看，那两个拐劫姜美丽的男女案犯，跟前来接应的轿车司机打出了“一贯道”的合同手势，那估计是属于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一是那对男女是外地来京的“一贯道”分子，跟北京的“一贯道”分子取得联系后共同作案，那个前往接应的轿车司机则是北京“一贯道”派出的，但他本人跟那对男女从未谋面，所以需要打手势确认。另一种可能则是相反，那对男女是北京的“一贯道”分子，因为作案需要汽车，就从外地的“一贯道”分子那里借了汽车，那个司机根据事先安排开车抵达新街口私立小学前接应，由于双方互不相识，所以需要手势确认。
众侦查员都赞同老范的这个推断，说看来不管怎么说，那三个家伙的“一贯道”身份是确信无疑了。那么，这是“一贯道”分子排除跟“一贯道”的组织关系自己聚合团伙作案呢，还是为了“一贯道”的某种利益而作案？这个问题，需要分析清楚，因为如果是前者，本案就基本上是一般性质的刑事作案；而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一种政治性质的反革命案件了。
于是继续分析，这当然是熟悉“一贯道”的老范唱主角了。
为了让读者朋友更容易了解案情，这里有必要对“一贯道”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贯道”，又名天道，此外还有很多别名，如先天大道、孔孟圣道、中央大道、白阳教、性理大道、明理道、中庸道、明一道、老母道、真道、真天道、崇华道、中华道德慈善会等等。“一贯道”于清光绪三年即1877年由山东青州人王觉一首先创立，当时叫“末后一着教”。到了1886年，王觉一的徒弟刘清斋接替王觉一执掌教门，九年后正式易名“一贯道”。之后，经过路中一、张光壁、孙素贞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贯道”已由原来只在鲁、豫、苏交界的农村活动的小教门，一跃成为流传全国的第一大教门，拥有信徒一千五百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占当时全国其余大约三百个教门道徒总数的一半以上。
“一贯道”初创伊始，曾在江苏海州、武进、湖北武汉等地组织发动过反抗清王朝暴政的暴动，被清廷镇压后以失败告终。应当承认这些暴动带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进入民国后，“一贯道”就再也没有过任何进步意义的行动。抗日战争期间，“一贯道”招收了大批汉奸头目入道，其总首领张光壁也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汉奸，大肆鼓吹神权，尊崇帝制。抗战胜利后，“一贯道”又跟国民党上层官吏相勾结，积极反共。解放后，“一贯道”继续与中共及人民政府对抗，秘密从事破坏活动。
“一贯道”的上述作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宣布为反动会道门，列为重点取缔、打击对象是一桩很容易使人理解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是“一贯道”活动的重点地区，全市有“一贯道”道徒数十万之多。北京解放伊始，主政当时还被称为北平市的兼任市长聂荣臻司令员就指出“一贯道”会徒甚众，其上层分子多为地主、富农、特务，政治上坚决反对我们，所以应当予以取缔。中央也开始酝酿有计划地分地区、分步骤解决全国的包括“一贯道”在内的反动会道门问题。1949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就按照公安部长兼市公安局长罗瑞卿的布置，组成专门小组对“一贯道”情况进行秘密侦查，很快就掌握了北京“一贯道”总坛及各分坛的名称、坛址、坛主、主要点传师、三才，以及道产、职业点等重要情况。
1950年12月，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北京市开始对当时业已转入地下活动的“一贯道”采取暴风式的打击行动，从12月19日至次年3月16日，封闭“一贯道”道坛二千五百六十六个，共逮捕了千余名“一贯道”头目和骨干分子，其中大约三分之一被分批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至1951年暮春，全市约有七十四万道徒宣布退出“一贯道”。至此，北京市的“一贯道”被彻底摧毁。
侦查员老范认为，北京市对于“一贯道”的打击力度虽然非常强大，“一贯道”已经被取缔，但是，其中肯定有漏网分子，时隔两年，这些漏网的骨干分子很有可能开始进行死灰复燃活动，而这次的拐劫儿童系列案件就是在为“一贯道”的死灰复燃作准备工作。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提一下“一贯道”的两大具有相当惑众性的活动：扶乩和借窍。
扶乩，又称为开沙盘，具体操作如下：乩手三名，分别称为“天才”、“人才”、“地才”，“一贯道”内将这三个位置统称为“三才”，在两张桌上分别放上乩盘和文房四宝。乩盘是一个七十厘米长、五十厘米宽、十厘米高的木盘，内盛淘净晒干的细沙。此外需准备工具：用薄竹皮弯成一个圆形的箩圈，直径约三十厘米，高约八厘米，在一边绑一根木棒，此为乩笔，高出箩圈约十五到二十厘米；木制耙子一把，用于平理沙盘。扶乩正式开始时，天才闭目站于沙盘左侧操作，刚开始时，让乩笔飞快运转，说这是“神人合一，代天宣化”，所有神仙的旨意全由它颁降。乩笔在沙盘上多次旋转，画成许多圆圈，由人才理平后，天才就开始写字，先写一首定坛诗，通常是五言四句或八句，有时也会来一首西江月什么的，将降坛神仙的名称嵌于每句的第一个字中贯出。一旁的人才就大声念出，并让围观的道众察看，然后就用耙子将细沙抹平。天才就开始写训文，称为“坛训”。坛训的第一部分是报名和序文，通报降坛神仙的名称、来路和用意；第二部分就是正文了，体裁通常是十言韵文，三三四句法。每句分三次写在沙盘上，由人才念出，地才记录下来。坛训的内容中通常都会包含在场道徒当时想请神仙预测的内容，得到妥善解决的指示。奇怪的是这些道徒这时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乩文中却已经说出来了。这样，道徒就不得不相信这真的是神仙降临了。其实，坛主事先通知道徒来时，早已派人查摸过允许前来的道徒的最新情况；而在进门登记时，负责登记的“一贯道”骨干分子也会巧妙地向人套话，并且留心他们在等候开坛的这段时间里互相之间谈话的内容，然后悄悄向天才通报。
借窍，跟北方农村经常举行的“跳大神”差不多，也由天才负责操作，自称某某神仙附体，说一番也是事先已经通过暗中查摸而知晓了的内容。借窍，通常在“一贯道”内部发生纠纷时进行，不对普通道众开放。
按照“一贯道”的规矩，担任天、地、人“三才”角色的，一般都是从10岁出头的儿童开始，因为这么一个小小人儿能够操纵乩笔在沙盘上书写诗词，还能将别人的心事用四六句半文半白行文不打半点噎顿地一呵而就，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显然不得不啧啧称奇，然后就会相信那是得了神助之故。借窍也是这样，一个孩子能够用戏曲中的道白腔调、文绉绉的语言，将附体的神仙的来历渊源报得一清二楚，还能明白无误地道出别人的心事，指出解决的办法，对某些未来的事情作出预言(由于“一贯道”之后的操纵，其中部分“预言”是“灵验”的)，这不是真的神仙附体还会是什么呢？你不信也得信啊!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要胜任“三才”，就得具备以下条件：熟读四书五经和古诗词，熟悉中国历史重要人物和神仙典故(因为有的新道徒有时会现场来个考核，你说是某某神仙，他偏偏要问你家住何处，你就得迅速写出出处)，具有把需要表达的现实内容的意思巧妙地镶嵌在古体诗词中的能力，有时甚至是直接写出一首诗词来，此外，还必须写一手流畅的毛笔字。这些能耐，要一个只有十来岁的儿童能够独立胜任，就不是一般的难度了。所以，就得选择七八岁的具有灵性天分的男女儿童(“一贯道”规定男女必须分别扶乩，所以“三才”分为男女两种)，由专人传授文史民俗知识，习练书法，起码进行两年的强化训练后，方能出面操作。
正因为“三才”的选材、培训不易，所以“一贯道”一旦培养出了“三才”(特别是“天才”)那就奉为宝贝，一定得牢牢控制在手里，一年一年使用下去。至于新培训出来的小“三才”，那就专门用于蒙骗新道徒。不过，毕竟物色、培训“三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财力，对于那些道徒众多已经形成很大势力的地区如北京市的“一贯道”首领来说，一般已经不大需要依赖十来岁的小“三才”出场施用蒙骗手段去发展新道徒了，所以，这些地区的“一贯道”对于新“三才”的培训工作也就不大热衷了。这样，到解放后北京市公安局对“一贯道”采取取缔措施时，所抓获的“三才”年龄最小的也超过十八岁了。按照当时的政策，“一贯道”“三才”属于骨干分子，逮捕后法办时如果没有重大立功表现，那就决无宽大之说，不是死刑就是无期，最轻也得二十年。因此，到1953年时，北京地区的“一贯道”残余漏网分子中已经没有“三才”了。
“三才”是“一贯道”赖以发展组织的最基本要素，要想发展新的道徒，必须得靠扶乩、借窍去蒙住人家，如果没有“三才”，那也就没有扶乩、借窍了，“一贯道”就无法取得发展。这样，“一贯道”残余分子如果想死灰复燃重整旗鼓，那就只有重新物色合适人选，重砌炉灶培训“三才”。
老范认为，从目前发生的这些拐劫儿童系列案件来看，失踪的儿童年龄均在七八岁，据家长反映，孩子平时都显得活泼聪明。这就具备“一贯道”的“三才”培训人选的首要条件，于是，就被案犯盯上后拐劫去了。到手后，案犯需要对这些孩子进行智力和接受能力方面的测试，据失踪后复归的三名儿童郝冲锋、姜美丽、袁至秋回忆，案犯对孩子们进行的识字、唱歌之举，看来就是测试。测试的结果，案犯可能对郝、姜、袁三童的情况不满意，认为没有培养前途，所以就把三个孩子放了。但是，案犯事先对于需要拐劫的人数是有计划的，放掉了三名就不够了，于是次日又拐劫了五名。多余的两名可能也是作为应对之后可能出现的淘汰情况的。
专案组成员一致认同老范的上述分析，于是讨论制订了新的侦查方案：一是继续按照之前部署的侦查方向进行侦查；二是立刻去看守所和监狱对已经判刑的那些“一贯道”骨干分子进行提审，了解北京市的“一贯道”残余分子线索；三是针对那辆接走拐劫姜美丽的那对男女案犯的银灰色轿车进行调查，寻找线索。
会议结束后，专案组长吴福鑫不管已是晚上10点，还是给冯基平打了电话，报告了新的情况，请求领导对连夜查阅“一贯道”落网分子的材料以及去看守所、监狱外调之事进行协调。冯基平说没有问题，专案组同志该怎么做就怎么去做，市局方面肯定会协调得一路绿灯。
二十四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尽管专案组侦查员顾不上休息四处奔波调查，但是几路人马都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吴福鑫看看众侦查员，一个个疲惫得一脸憔悴，眼布血丝，他自己料想也好不到哪里，于是就说大家先睡四小时觉再说吧。
睡过觉后，吴福鑫跟老范商量后提出了一个方案：分头和各派出所联系，访查那些被宽大未判刑的“一贯道”分子，看是否能够获得线索。
这是一项工作量比较大的活儿，因为先得去各分局调出处置“一贯道”的专档，摘录获得宽大的那些人的姓名住址，然后去派出所沟通，由派出所派员陪同着前往访查。一旦发现线索，就得追查下去。
这番调查，倒是访到了一个嫌疑人，专案组诸君顿时精神大振
这个嫌疑人，名叫沈扶鼎，北京人氏，四十八岁。此人说起来非等闲之辈，其祖上三代均为清朝官员，曾祖父、祖父都是官至三品，其父稍稍不济，也放过一任湖北鄂州道台。沈家祖祖辈辈是汉族人，后来到了曾祖父那辈，蒙清廷恩典，抬籍进了满族，此后就算是少数民族了。沈扶鼎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打从三岁就接受文化教育，什么四书五经、唐宋诗词念得滚瓜烂熟。家庭原是准备把他培养成为朝廷官员的，他也确实下过苦功死读书，一时差点被人视为神童。后来还没来得及进行尝试，清王朝就给革命党推翻了。
进入民国，沈氏家族渐渐开始败落，到了沈扶鼎二十岁时，几乎已经沦落到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地步。幸好他童年时苦读的那些老古董还好派派用场，就去教私塾。教了一段时间，就窗户里吹喇叭——名声在外了，全北京都在说沈秀才书教得好。两年后的夏天，沈扶鼎趁放暑假的机会去山东济宁走亲戚。在济宁，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一贯道”全国总坛主的张光壁。沈扶鼎从此就对“一贯道”产生了兴趣，半年后寒假时再次赴济宁，经被当时“一贯道”全国总坛主路中一封为代表师的张光壁亲自点化加入了“一贯道”。当时，“一贯道”正制订从鲁豫苏交界向全国扩展的战略计划，物色了一些儿童准备培训为“三才”。张光壁看中了沈扶鼎的才学，就请沈留下负责教授四书五经和古诗词，遭到了沈的拒绝，只答应在寒暑假期间前来济宁帮忙。于是，之后的几个寒暑假，沈扶鼎都是在山东过的。
到了1930年，张光壁接替路中一执掌“一贯道”，马上开始实施向北平、天津扩展的计划。以张光壁的想法，凭沈扶鼎的才学和在“一贯道”的资格，完全可以担任“一贯道”北平市的总坛主。可是，跟沈扶鼎一说，沈一口回绝。张光壁无奈，只好另外物色人选，后来培养木匠出身的河北束鹿县(今辛集市)人张五福出来维持。张五福先担任天津“一贯道”的总坛主，抗战开始后又被张光壁派往北平担任总坛主。这时，沈扶鼎教的私塾已经关门，他的生计发生了困难。经张光壁介绍，就去了张五福手下，还是点传师，但他不执行通常“一贯道”点传师的点传新道徒入会，而只是相帮搞搞文字方面的工作，也曾给“三才”讲过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之类。由于有张光壁的那层关系，再说其还是老资格的点传师，所以受到了道众的追捧。一些富裕的道众经常赠送金钱、物品，再加上道内发给他的资助钱，使他的家庭成了一个有点小财的小康之窝。
北平和平解放后，沈扶鼎的一位二十年代时的私塾学生前来看望他，这位学生在抗战前就已经参加了中共，这时已经是个团级干部，劝沈应当出去参加工作。于是，沈扶鼎就去了一家亲戚开的建筑营造社，协助搞搞管理。后来，北京市开始取缔、打击“一贯道”了，以沈扶鼎在“一贯道”的那份资格和名声，当然是第一批被捕的对象。不过，折进局子承办员讯问、调查后，却发现这主儿似乎是徒有虚名，说他是“一贯道”的点传师没假，可是查下来他却从未点化过一名新道徒；说他是“三才”的培训教员，他本人却并不熟悉“三才”的那一套伎俩手法，他做的事情仅仅是教授四书五经、唐宋诗词。这样，对于如何处置这人，内部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认定是点传师了，就得严厉打击，至于是否枪决或者判重刑，法院自会根据其罪行大小量刑的；另一种是根据其在“一贯道”的实际表现，这人还算不上顽固反动分子，点传师一职也是徒有虚名，所以，按照党的政策，还是稍加处罚即可，比如判个三年，或者干脆释放后管制起来。
两种意见发生了碰撞，以当时的形势，最后是第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样，沈扶鼎的名字就被列入了必须严厉惩罚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名单报送法院了。那当儿正是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法院判决时光凭“二十年代即加入‘一贯道’，担任点传师”这句话，就可以判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了。
沈扶鼎看来已经处于命悬一线的绝险境地了，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了，于是在看守所就开始采取自救措施，抛出了两份材料。一份是1928年李大钊被害后他对收殓烈士遗体出过力，另一份是抗战时期他曾应中共北平市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协助做过几件事情，跟在伪警察局供职的学生、道徒通融释放了几名什么什么人，协助收集过什么什么情报，替八路军购买过什么什么药品和医疗器械。
看守所把材料转给承办员后，承办员进行了核实，证实沈扶鼎所言不谬。于是，沈扶鼎就得以化险为夷，什么尾巴也没有地离开了看守所。
可是，当沈扶鼎准备回建筑营造社继续搞管理时，尽管那边是亲戚，但却板起了脸打了回票，原因不言自明。这样，他就面临着一份尴尬，因为他解放前的那些积蓄在这次取缔“一贯道”运动中，已被经人民政府发动的退出了“一贯道”的原先那部分最底层的道众通过合法途径拿走了，理由是这些钱财原本就是道众在受蒙蔽的情况下送给“一贯道”骨干分子的。这样，沈扶鼎的家庭生活就发生了困难。好在他还有那个当团级干部的学生，给他介绍了一份教书工作。
沈扶鼎的物质生活从此就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的小康变成了拮据，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十分压抑。这使他非常痛苦，有时在喝了些酒后跟朋友聊天时就会说些令人心惊的话语，比如“早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局，我当初就跟张光壁大干了，如今早就带足了黄金在海外享福了”、“就是1950年我要醒过来也还来得及的，张五福逃往香港前，曾经悄悄问过我是否有兴趣跟他到香港转转，我当时听出了一点名堂，料定他这一去是不会回来了，可是我舍不得家庭，哪知，竟闹了这么一个结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老子就要仔细想想啦”，等等。
这些话说得多了，渐渐就被人报告给派出所了。派出所觉得沈扶鼎是那种老学究式的迂夫子，认为他只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并未追究。这次发生了拐劫儿童系列案，侦查员小王登门查摸情况了，派出所于是就把上述情况介绍了一遍。小王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分子，于是就向专案组汇报了。
专案组长吴福鑫认为这确是一个可疑人物，于是就指令熟悉“一贯道”情况的老范出马，带上小王和另一侦查员小马前往沈扶鼎供职的崇文区红桥小学了解情况。
这一了解，沈扶鼎就显得更为可疑了。据学校领导介绍，以沈扶鼎的学识，一到这种小学校自是挂了头牌，其他老师对其甚是尊重，一点也没有因为此公曾是“一贯道”分子又被政府逮捕过而有所歧视。没想到这人却没有熟读经书的那种士大夫式的儒雅风范，把别人都看做土牛木马，喜欢教训别人。这倒还不管他，问题在于给学生上课时，遇到他认为聪明伶俐的孩子，就会情不自禁地说人家：“以你这份才气，如果生得早，赶在民国年代，当个‘一贯道’的天才绝对没有问题!”
沈扶鼎不但敢在课堂上公开这样说，他还有胆量跟学生家长中的“一贯道”分子接触。这个人喜欢家访，放了学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路上经过学生的家时，就会顺便进去访问。这种访问跟其他老师的家访又不同了，从头到底可以不提学生在校表现，不问学生在家情况，而是跟家长闲磕牙瞎聊天。时间稍长，学校领导听见了风闻，就开始注意他了，留意下来，发现他跟曾经参加过“一贯道”的学生家长特别谈得来，有时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谈得兴起，干脆就在人家那里喝着酒继续下去。那么他聊些什么内容呢？据校长介绍，他曾经问过两个其家长跟沈扶鼎聊得蛮热络的学生，说是天南海北都聊，其中着重聊的是“一贯道”的情况。
三个侦查员商量了一下，决定通过派出所找那几个曾经跟沈扶鼎聊过的参加过“一贯道”的学生家长调查一下，看究竟聊了些什么。
派出所按照侦查员提供的名单，找来了三个学生家长，这三人以前都是“一贯道”分子，不过属于一般徒众，解放后政府取缔时前往登记一下，宣布退道了也就是了。侦查员分别跟他们谈下来，又获得了沈扶鼎的可疑言论。据他们说，沈扶鼎曾经发过感叹，说：“想当年，张光壁总坛主是何等的威风，就是他的夫人孙素贞，也还不是举手一呼，应者云集，要什么有什么，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天津总坛主交来了一百五十根金条!不要说这种全国总坛主了，北平的总坛主张五福，我是看着他被张光壁提携发迹的，还不是神气得跟皇上似的!”然后总结道，“所以，若有机会时，看来还是得抓住，搞一个什么道什么会的折腾一番，享受无穷啊!”还说，“现在共产党取缔‘一贯道’，那是因为‘一贯道’是在人家手里成立的，是被国民党、日本人喜欢的帮会，共产党肯定容不得嘛。如果以后成立一个新的什么什么道，打出拥护共产党的旗号，人民政府还不是眼开眼闭默认了？”
侦查员的这番调查，差不多已经用去了一天时间，此刻已是5月13日下午4时许。经验丰富的老范稍一考虑，决定立刻传讯沈扶鼎。他和小王、小马当即制订讯问提纲，同时请派出所出面去红桥小学传讯沈扶鼎。
片刻，前往红桥小学传讯的民警打来电话，告知说沈扶鼎放学后就离开学校了，不知去向。老范想起上午去红桥小学时看到那里张贴的“政治学习通知”，就说学校不是规定教师放学后一律留校参加政治学习吗，他怎么不参加？民警于是就请校长跟老范直接说明。校长在电话里告诉老范，沈扶鼎最近一直没有参加政治学习，从上周开始就在请假了，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参加学习了。老范听了感到奇怪，就问他不参加学习那去干什么了呢？校长说他请假时的理由是老婆生病，需要他照顾。
侦查员于是决定去沈扶鼎家，哪知过去一看，沈扶鼎的老婆并未欠安，问了问，沈扶鼎这些天放学后到家转了转就出去了。去哪里了？去他表妹家了。
沈扶鼎的表妹是干什么的？
她叫蓝静珠，是协和医院的外科护士。
老范一听外科护士，马上联想到了案犯拐劫儿童时使用的麻醉剂，一个激灵之后，就问这位蓝小姐住在哪里，答称是在瓷器口永平里。然后，去派出所给吴福鑫打了个电话报告了一下情况，和小王、小马立马前往瓷器口。
沈扶鼎果然在蓝静珠那里，正和表妹以及两个表外甥一起吃饭呢。侦查员这一登门，这顿饭吃得自然就不大顺畅了，匆匆结束后，两人就被户籍警出面给传唤了。到了派出所，两人分头接受讯问。那时还没有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两个以上执法人员的程序规定，三个侦查员一分工，是老范讯问沈扶鼎，小王、小马讯问蓝静珠。
老范还没开口，沈扶鼎倒已经开口提出质问了，说民警同志您找我有何贵干？老范说没事能找你吗？你自己最近干了些什么事儿还不清楚？先说说你最近几天在干什么!沈扶鼎说我不是天天在学校上课吗？还能干什么呢？上课？那晚上在干什么？怎么老是请假逃避政治学习？说是老婆生病了，可是我们去你家看过问过了，你老婆身体好着呢!说吧，就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说!
可是，沈扶鼎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主儿，又折进过局子，因此老范这一套秋风黑脸吓唬不了他。他一脸无辜地说，民警同志，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比如我沈某犯了什么事，触到了哪个律条，是该坐牢还是该杀头，您一一明示就是了嘛，何必摆出这副样子？这样，老范就只好从其散布的那些关于“一贯道”的言论谈起了。原以为沈扶鼎还会抵赖，那就要拿出证人的书面证词来对付了。哪知，沈扶鼎又给了他一个意外：一口承认确实是说过这些话的，那是酒后胡言，当不得真的。我沈某跟“一贯道”的关系，早已是铁板上砸钉子，定了性的，我虽然是“一贯道”的点传师，但那是个虚衔，我连怎么点化道徒都不清楚啊，所以，我其实不过是“一贯道”那几个头头脑脑的私人朋友罢了。
老范这才意识到今天碰上的对象似乎是个不大好啃得下的主儿，正盘算着怎样往下进行时，却见侦查员小马在朝他做手势，便往外走去。在走廊里，小马悄声告诉说，那边屋里，他和小王已经把蓝静珠攻下来了。
三十二岁的外科护士蓝静珠，是一个外表看上去似乎干练精明的女人，但其实属于那种色厉内荏的角色，她面对着两个脸挟寒霜的警察，平时的那份干练、精明和泼辣全都没了，剩下的只有一副可怜巴巴。对于侦查员来说，这就好办了，因为通常的概念就是“你如果没有问题，那你反常干吗”，于是，小王、小马就认定蓝静珠多半确实是有问题的。于是就吓唬和政策攻心双管齐下，没一个回合她就缴械投降了，乖乖作了招供。
招供的内容是：蓝静珠这几天正跟表哥沈扶鼎策划偷渡香港，投奔蓝静珠在香港经商的丈夫。据蓝静珠交代，这个想法是她提出来的，但是她不知如何才能偷渡出去，于是就想找人咨询。但这种事儿是犯法勾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逮住了张嘴就问的，她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表兄沈扶鼎，于是就把表兄约过来了。哪知沈扶鼎听她一说动机，顿时大喜，说表妹这事儿咱俩一起做吧，这大陆上我也真呆够了，真想挪个地方待待，我们一起偷渡去香港吧。对于蓝静珠来说，有个可靠的同伴一起去香港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这样，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两人这几天就天天下班碰头，密议偷渡活动的一应细节，还议定等六月底学校放了暑假后，沈扶鼎专门去一趟广州打探偷渡路数呢。
老范当下一听，心里真是大失所望。他想了想，还怀疑蓝静珠在胡扯，于是就亲自过去问了问，蓝静珠还是这样说，于是就只得去问沈扶鼎了。沈扶鼎不知老范出去干什么了，心里正在敲打边鼓。待等老范去而复归时问了句“你跟蓝静珠策划什么了”，便知道表妹已经交代了，还把他这个表兄也供出来了，于是只得把情况陈述了一遍，跟蓝静珠的口供一致。
当时，这种密谋偷渡被认为是政治性犯罪行为，尽管蓝、沈两人属于未遂行为，但也只是属于可以从宽，没有法外施仁一说的。所以，沈扶鼎、蓝静珠两人就未能回家，当晚就被拘捕了，后来都被判了徒刑。
对于老范三人来说，尽管意外破获了一起偷渡案子，但是，他们需要的线索却没有获得，所以很是沮丧。三人悻悻地回到海淀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向吴福鑫汇报情况。吴福鑫说你们辛苦了，去休息吧，案子另外有了线索，已经安排同志去调查了。
烫发女抱着孩子买过两串糖葫芦
吴福鑫所说的“案子另外有了线索”，是这天午后获得的——
专案组之前的侦查措施中，有一条是抓住郝冲锋、姜美丽、袁至秋三童失踪后当晚又被人放在海淀区迎福机器修造厂门口的一辆大客车里这一点，布置侦查员在迎福厂周边地区访查群众当晚是否发现过异常迹象。两名侦查员庄岩、张之胜奉命承担这一调查使命，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在派出所户籍警的协助下，对迎福厂周边地区的各个居委会以居民小组为单位逐个介绍案情，通过居民小组长发动群众提供可疑情况。
这天午后1时，庄、张二位侦查员在派出所吃过午饭，正要走访各居民小组了解情况时，一名群众在居民小组长的陪同下来到了派出所，说要找侦查员反映情况。反映情况者姓林，女性，二十四岁，是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的注射室护士，她向侦查员反映了以下情况——
今天上午10时，一个穿红衣服的烫发女子带着一名大约七八岁的男童来到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看病。那孩子发着高烧，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给开了药片、药水，另外还得打针。这样，烫发女子就带着孩子来到注射室打针。是林护士接待的，那孩子对于打针有点恐惧，一脸惊惶地说“我不打针，就吃药也行了”，那个烫发女子安慰孩子，说“唯唯不怕，有老师在呢”。林护士一边做着准备工作一边顺口问了一句：“是哪个学校的？”那个烫发女子的脸上显出异样神色，没有回答。那男孩倒是说了一句“我是艺术训练班的”，但马上就被女子一个眼色止住了。由于那孩子说的是外地话，而当时北京时不时经常会有一些外地籍的干部子女出现，所以林护士也就没有在意，给孩子打了针就接待下一个患者了。
林护士已经出嫁，娘家住在迎福机器修造厂附近，这天中午她正好轮空，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于是就回来看看母亲。母女见面，自有一番话聊聊，不知怎么，母亲的话题聊到了这两天民警正在居民间调查的儿童拐劫案上面。林护士初时并没有在意，听着听着忽然想起了自己上午接待过的那个小患者，感到有些可疑。正说着，紧邻的居民小组长来串门了，听说后立马让林护士跟她去派出所向侦查员反映情况。
当下，庄岩、张之胜听了上述情况后，顿时一个激灵：烫发女子？那不是郝冲锋、姜美丽、袁至秋三童说过的那个教他们唱歌的主儿？在三轮车工人葛小顺的陈述中，也有过此女，她当时参与了对姜美丽的拐劫行动。还有“唯唯”，不就是西四区失踪的那个叫李清唯的唐山籍男孩的小名吗？
侦查员就向林护士详细询问了那对大人孩子的外形和衣着，越听越觉得像是那个烫发女案犯和失踪孩子李清唯。于是，马上就和林护士一起去了医院。首先就是查病历卡，当时医院的规矩是由院方保存患者的病历卡的，那个“唯唯”的病历卡还在内科医生那里。侦查员调取过来一看，是一份当天首次使用的新病历卡，上面写着孩子的情况是：胡乃唯，8岁，男，家庭住址：海淀区大宁路木子胡同34号。
于是就马上按照地址前往那里调查，为防止打草惊蛇，先去了派出所。请户籍警一查，就发现有假：大宁路木子胡同34号不是居民住家，而是一家馄饨铺子。那一带二十来家门牌都是店铺，没有居民居住的。尽管这样，侦查员还是请派出所方面立刻安排居委会干部前往那里悄然查摸了一下，没有发现情况。侦查员想想不放心，两人又去木子胡同转了一趟，也没有什么发现。
庄岩、张之胜商量了一下，当即赶回海淀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向吴福鑫汇报了上述情况。吴福鑫闻报大喜，当时所有侦查员都已经出去调查了，也没法开案情分析会，立马跟庄、张一番商议后，决定抓住两个方面进行追查：一是交通工具，因为据林护士说，那个“唯唯”发烧厉害，连走路也困难，是烫发女子抱着进注射室的。如此，以那个烫发女子的体力，那就不可能是抱着孩子前来医院求诊的，肯定有交通工具，哪怕是自行车吧，那也许就是一条有用的线索，所以那是一个必须伸过去的触角方向。二是窝点位置，既然选择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那说明案犯窝藏被拐劫儿童的点应该离医院不远，因为按常理来说，他们不可能舍近求远找医院的。这一点，跟之前案犯将郝、姜、袁三童放在迎福机器修造厂门口的大客车上的原因看来是一致的，从而已经可以断定案犯的窝点就在海淀区范围内。
这时，正好另外两名侦查员回来了，吴福鑫于是就让他们和庄岩、张之胜一起前往医院那边进行调查。
四名侦查员当即赶往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分头向大门的门卫、院内自行车棚的看守大爷以及门外的那些流动和固定摊贩人员打听情况。一番折腾下来，侦查员小马从医院门口对面的一个理发摊获得了一条线索：那个穿红衣服的烫发女子是乘坐一辆银灰色轿车来医院的，轿车没有开进医院，就停在马路这边理发摊的旁边，那个女子下来时，抱着一个男孩子，因为下车不便，那个男司机还下车走过去相帮扶了一把。
侦查员一怔：又是银灰色轿车？那么那个司机是怎么个模样还记得起吗？那个理发匠想了一想，说：“那人看上去大约四十岁模样，身穿米黄色西装，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鸭舌帽，脸上扣着一副大墨镜。”
哦!跟前往新街口私立小学接应拐劫姜美丽的那个司机是同一个人!小马又追问理发匠是否看清了那辆轿车的牌照，理发匠摇头。
那么后来又是怎么离开的呢？理发匠说，后来那个女人抱着孩子出来了，就上了轿车走啦。
小马把情况向其他三个侦查员通报后，四人稍一商议，决定继续就地查摸线索，一是向医院附近的摊贩、住家和路人打听那辆银灰色轿车的牌照，二是去查烫发女子带孩子来看病的那个时段也在这家医院看病的其他患者和陪同者，向他们打听是否留意过这样一个烫发红衣女子，在候诊时说过什么话语没有。
这个调查还是要从先抄录病历卡上患者的姓名住址做起，侦查员把医院这天上午挂了号的全部患者四十七人的姓名地址全部抄了下来，分头前往调查。
这项调查一直进行到傍晚时分，总算把四十七名患者全部查访了一遍，获得了一条线索：患者厉强卫经过回忆，想起他在内科诊室门口等着看病时，旁边坐着这样一个穿红衣服的烫发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大孩子，看她走过来时那副样子还真颇有些吃力。那妇女坐在他旁边，孩子似乎昏昏沉沉，妇女从挎包里拿出一瓶已经开启的汽水喂了孩子几口。孩子哼哼着像是要哭出来了，妇女低声安慰了几句，厉强卫听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等看完了病给你买冰糖葫芦吃，门口有卖的，给你买两串。
侦查员认为这是一条线索，应当循着往下追查，于是给吴福鑫打电话汇报情况后说接下来是去找在医院门口卖冰糖葫芦的那个小贩进行调查。如果那个女人确实是给孩子买了冰糖葫芦的，那个小贩可能还留有印象，但愿在那短暂的买卖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意外事儿，那就又是一条线索了。侦查工作就是这样不断地从细小的迹象中捕捉线索，丝丝入扣，顺藤摸瓜，最后将案子侦破的。
不过，要找到那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可就不是一桩容易事了，因为侦查员根本不知道那个小贩姓甚叫甚，家住何方？这得从头打听起，这时天早已黑了，当侦查员赶到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时，白天上班的那个门卫已经下班了。侦查员问夜班门卫，同志你是否知道在你们医院门口卖冰糖葫芦的那个小贩？门卫点头：知道啊，我还给我小外孙从他手里买过冰糖葫芦呢。那你是否知道那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门卫摇头：这个，我倒是没有跟他拉呱过。侦查员虽然失望，但还不死心，又问门卫是否听说过有谁跟小贩认识的，门卫还是抱歉地摇头。
侦查员这时急了，领导给的期限还剩二十来个小时了，好不容易查到了这么一条线索，却又得因为不知那个小贩的住址而只好耽搁一夜了，这怎么办？三人退了出来，在马路一侧面面相觑了一阵，小王忽然眉峰一耸有了个主意：“这个门卫不认识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可是他也许会认识其他在门口摆摊的小贩，而其他小贩可能有人是认识卖冰糖葫芦的小贩的……”他话还没有说完，同伴已经领悟了意思，一齐点头。
于是，侦查员重新去找门卫，一问，果然，他认识在医院门口设摊小贩中的五个，说他们就住在附近的胡同里的，他曾去他们家喝过酒。不过，门卫说他说不清楚他们的地址。这不要紧，侦查员只要跟医院的值班领导打一个招呼，请他另外安排一个人临时顶顶班在门卫室坐着就行了。
这样，门卫就领着侦查员去访问那五个小贩了。只问了第一个姓忻的小贩，那人就说知道卖冰糖葫芦的那位，姓裴名飞扬，家住阜成门那边，具体地址跟门卫对他们的住址一样，也说不上来，不过到了那里一眼就可以认出的。于是，侦查员就只得劳这位忻某辛苦一趟了。因为时间紧迫，就给海淀分局打了个电话，让派辆小吉普来。汽车开来后，只挤得下四个人，开了就走。
忻某对于裴飞扬的家址说得过于乐观了，到了阜成门那里，他竟然就傻眼了，连方向也说不清楚。幸亏司机对那一带很熟悉，开着小吉普转了一阵，侦查员也劝忻某不必紧张，慢慢地看着想想，最后，他终于认出了胡同，进去一问，果然是裴飞扬家。
那时候的劳动人民没有夜生活，一年中除了夏季晚上出来纳凉外，其余日子都是吃了晚饭就关门早早歇息了。裴飞扬被敲门声惊醒，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隔着门问了又问，听出是忻某的声音，这才敢开门。侦查员进得门去，一股冰糖葫芦的甜香味儿扑面而来，谈话就在这股好闻的气味中进行。
侦查员觉得运气终于来了，因为裴飞扬不但记起上午确实有一个穿红衣服的烫发女子抱着一个大孩子向他买过两串冰糖葫芦，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在医院门口做这笔小买卖时，一个送病人来后准备离开的三轮车工人还跟这个烫发女子打了个招呼!
三个侦查员几乎是异口同声发问：“那人认识她？”
“是的，肯定认识那个女人的。”
“三轮车工人对她怎么称呼？”
“我听得唤她‘许姨’。”
“她答应了没有？”
“她答应了，但马上就不吭声了。”
“那三轮车工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侦查员这下心里终于有了底：通过三轮车工人寻找目标，这在之前已经尝试过，是能够找到的，现在，还是走这条路，还怕找不到这位烫发的“许姨”吗？
当然，进行这种全市行业性的寻找，那就不是他们几个侦查员能够完成得了的事情了，不但他们几个完成不了，就是专案组也完成不了，得通过全市各公安分局给所有派出所下达紧急协查通知才成。于是，侦查员返回海淀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向吴福鑫汇报了上述情况。
吴福鑫自然闻之大喜，当即向市局冯基平副局长报告了，要求市局向各分局下协查通知。于是，半小时以后，整个北京市的所有派出所都接到了市局的这个紧急协查通知。派出所方面闻风而动，那些三轮车铺的老板半夜三更被民警叩门唤醒，接受了查访任务，要求天亮前必须完成。
可是，这回却奇怪了，到天明后，各派出所直接向专案组报来的情况是：没有一个三轮车工人承认碰到过“许姨”!
咦，这是怎么一回事？
被拐劫的儿童成功获救
这时是5月14日清晨6点，离冯基平副局长规定的破案期只剩十个小时了，可是线索却查不下去了。这下，不单是专案组长吴福鑫了，其他侦查员也都着急了，都盯着组长，目光里兜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下一步怎么走？
吴福鑫说咱们大伙儿吃早餐吧，我请客，小王、小马去外面买包子，就在办公室吃，边吃边议议，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早餐还没吃完，已经分析出结果了。众人认为，没有一个三轮车工人承认看到过“许姨”的原因，应该不外乎两种：一是那个在医院门口看到过“许姨”的三轮车工人故意隐瞒不说，二是骑着那辆三轮车营运的那人并非专职三轮车工人，而是客串这份工作的。这种情况在三轮车行业中经常有，三轮车工人通常是按天为单位向车铺老板交纳份钱的，而租车却是按月计算的，如果某个工人哪天临时有事或者生病了不能出车，当天的份钱还得全额交纳的，这种管理办法跟今天的出租车行业相似。这样，这个三轮车工人为了减少损失，就会临时请一个人代替自己出车。没有查到有人碰到过“许姨”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后一种。
这样，专案组就作出决定：针对第二种情况，立即再次进行排查。
特急协查通知下达给全市派出所后，专案组焦急地等待着结果。上午9点，冯基平副局长也打来电话询问昨晚的排查情况，吴福鑫汇报了最新情况后，提出规定的时限可能有点紧张，请求领导给予适当宽限。冯基平说可以，我给你们二十四小时宽限吧。
中午12点过后，消息终于传来了：崇文区“国奋车行”的三轮车工人富根峰昨天为帮助朋友料理丧事，歇工一天，把三轮车交给其弟富根林营运了，经了解，富根林昨天出车至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门口时确实遇到过“许姨”。
富根林于是马上被专案组派车接到了海淀分局这边，吴福鑫亲自向其当面了解情况。据富根林说，他是煤球厂工人，昨天歇班，正好哥哥要去帮朋友料理丧事，于是就顶班。中午前他拉一位客人去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在门口客人下车后他上车骑着空车准备离开时，看见许姨在买冰糖葫芦，他就随便打了个招呼，不知怎么的许姨轻轻应了一声后，看了他一眼竟然没有答理。他以为自己认错人了，又仔细看了对方一眼，确认是许姨无误，心里就有点生气，于是也就不再吭声，骑车离开了。
那个被唤做“许姨”的女人，是富根林的老婆丁粉铃娘家的邻居，富根林有一段时间常去岳母家，因为同住在一个四合院里，见得多了也就熟了。许姨的名字叫什么不清楚，听说是当小学老师的。
查到这一步，那当然就难不倒专案组了。送走富根林后，吴福鑫当即下令：三名侦查员立刻去崇文门外大街“许姨”居住地派出所了解情况，暂不跟其当面接触，一获情况马上报告，等待候命。
三名侦查员很快就摸清了情况：那个烫发女子名叫许关姿，37岁，小学老师，其前夫系国民党军官，已随“国军”败逃台湾。许关姿系“一贯道”成员，属于道内一般道徒，解放后向派出所作了登记，未听说有过什么活动，政府取缔“一贯道”时，她参加了崇文区教育口“一贯道”成员集体宣布退道仪式，算是已经退出“一贯道”了。
吴福鑫接到电话后，想了想，下达了第二道命令：你们三人悄然去一趟许供职的小学，向校领导了解一下许最近的动向后再报。
去学校调查的结果是：许关姿自劳动节后未去学校上过班，她向学校交了一纸病假单，上面写着患了肝炎，病休一月。
到这一步，那就得跟许关姿当面接触了。吴福鑫遥控指挥三个侦查员如何如何去访问一下许关姿的家属。
侦查员于是登门拜访，只有许的婆婆在家，说许关姿已经多日没有回家了，也没有消息。你们急着要找她的话，可以去问问我儿子。儿子就是许关姿的丈夫了，姓金。侦查员先向居委会了解了金某的情况：在一家私营贸易公司当会计，是一个性格内向的老实人，在家里一切都是由许关姿说了算，她想怎么就怎么，丈夫、婆婆只要开口发表意见，必是一番大吵。
再去找金某，他说许关姿确实是请了一月病假，不过好像没有生肝炎，因为之前未见有什么症状，也没听她说过有什么不适，之后他提出是否需要采取分食制而预防传染，被老婆坚决拒绝，还挨了一顿恶骂。至于许的去向，他估计是去跟其结拜了姐妹的小曹那里去了。
侦查员当然要问小曹是什么人，于是获知小曹名叫曹晓萍，出身资本家家庭，原与许关姿一样是当小学老师的，前年已经辞职，听说赋闲在家当家庭妇女。曹的丈夫叶弼臣是做药材生意的，听说还与其父一起在前门外开了家不大的中药铺子。许关姿与曹晓萍的关系很铁，交往极深，两人无话不谈。
那么，曹晓萍夫妇是否参加过“一贯道”？金某说那二位都是“一贯道”成员，许关姿就是经叶弼臣的介绍而进了“一贯道”的。
侦查员又请金某详细叙述了曹晓萍、叶弼臣的长相模样，听下来感到叶弼臣好像就是那个参与绑架姜美丽的男子，而曹晓萍，则被怀疑就是那个向被拐劫的儿童作询问并教他们识字的长辫子女子。
侦查员最后又向金某打听曹晓萍夫妇的住址，金某说曹、叶夫妇住在崇文区东珠市口一所不大的道观的隔壁，具体门牌不清楚。
侦查员随即向吴福鑫打电话报告了调查情况。吴福鑫经过片刻考虑后，让三个侦查员在原地等候，他派老范、小王过来，五个人一起去曹、叶夫妇的住宅看看。
老范、小王过来后，五个侦查员就一起去了东珠市口，还是先找了派出所，初步了解了一下访问目标的情况，户籍警说知道那对曾经参加过“一贯道”的夫妇，但没有听说居委会和群众对他们有过什么反映。老范说这样吧，现在你带我们去看看，至于理由嘛，就说是教育局的，去找许关姿的。到了那里，我们视情而定吧。
于是，户籍警就带老范他们往曹、叶夫妇家那边去。走着走着，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经过马路旁边一块凹进去的停着七八辆汽车的空地时，户籍警说前面那黄色墙壁的地方就是五通观，过了五通观就是你们要去的那户人家了。正说着，一个侦查员忽然发现空地上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正动手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的前盖打开，大概是要检修，不禁心里一动，悄悄对老范说，这主儿别就是参与拐劫儿童的那个司机吧？老范定睛一看，那人果然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西裤，上身的西装脱下了，穿着一件劳动布工作服。
“过去!”老范一声低喝，几个人便快步朝轿车走去。那男子正俯着身子用扳手鼓捣着螺栓，没有留意到已经连人带车被围住了。小王发现驾驶座上有一件米黄色的西装，于是就咳嗽一声。男子这才发现情况似乎不对，还想佯装无事一般，但老范已经开口了：“行了!站好了，问你话!”
“你们几位是……”
穿民警制服的户籍警从他身后闪了出来：“警察!你老实点!”
男子的脸顿时变得煞白，老范让他坐进车里，他和户籍警也上了车，几个侦查员就站在轿车旁边。简单的讯问就在车内进行，男子供称他叫朱大维，系石家庄“刘凯宾纱厂”老板刘凯宾的司机，奉老板之命开着这辆轿车前来北京听曹小姐的差遣，参与了对多名儿童的绑架。
曹小姐自然就是曹晓萍了。那么被拐劫的九名儿童现在何处？朱大维交代说那些儿童全部在前面曹小姐家里。那里有多少人？哦不多，就三个，除了曹小姐，还有她的丈夫，以及一位许小姐。
一副手铐将朱大维铐在了车内，留下一名侦查员看守着，其余几位当即直扑目标。
没有料到的是，那个叶弼臣竟然有手枪!他在后面屋里见前往应门的许关姿去而不归，心里顿生疑窦，便往外来看。在院子里跟正往里扑的侦查员撞个正着，见势不妙，手往怀里一伸便掏枪。说时迟那时快，老范、小王已经亮出手枪对准了他：“不许动!”
那时候，国家已经有了执法人员持枪规定，侦查员通常外出执行调查使命时是不能携带枪支的，如有必须携带的任务，必须经领导批准。吴福鑫先前接到那三个侦查员的电话后，让他们稍等，待老范、小王过去会合后再一起前往东珠市口，就是考虑到万一碰上当面企图实施武装对抗的案犯，得有手枪对付才行，因此，就让老范、小王带上手枪前往。吴福鑫的这一个考虑现在就显出了预见性，否则，还不知会闹出怎样一个场面哩。
侦查员制伏叶弼臣后，另一案犯曹晓萍还不知院子里发生了什么情况，她正在里面屋里给被拐劫的九名儿童上课讲故事。直到侦查员进去时，她才发现不妙，竟吓得马失前蹄就地栽倒。
就这样，九名被拐劫的儿童终于获得解救。这时，正好是1953年5月14日下午4点。专案组在冯基平规定的时限内圆满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
吴福鑫亲自参加了讯问，这桩拐劫儿童案终于真相大白——
该案的主犯是叶弼臣，这个做中药生意的36岁的商人，是1946年在北京参加“一贯道”的。入道后，他渐渐对“一贯道”的那一套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后来竟发展为一个“一贯道”狂热分子。他的愿望是做一名“一贯道”的点传师，正当他在为达到这个愿望而积极努力时，北京解放了。
北京的解放对于“一贯道”来说，是一场灭顶之灾的开始。叶弼臣对于“一贯道”上层最初开始减少活动还不大理解，后来见共产党开始逮人了，这才知道情况不妙。这时候，叶弼臣要想狂热也没有场合了，无奈之下，只好乖乖地顺应大势，人民政府让“一贯道”分子去登记，他就老老实实去登记。不久，政府又让“一贯道”普通道徒前往参加公审大会，叶弼臣不敢不去，只得前往接受被他称为的“杀鸡儆猴式的教育”。最后，人民政府又号召“一贯道”普通道徒踊跃退道，跟“一贯道”骨干分子划清界限，叶弼臣也只好照办。
一番折腾下来，叶弼臣内心对于“一贯道”其实反倒是更加狂热了。他在家喝酒时，总是要对老婆曹晓萍大发牢骚，破口大骂共产党。曹晓萍有个舅舅叫刘凯宾的，是石家庄的一位纱厂老板。刘老板以前曾是“国军”团长，后来退出军界改做生意，抗日战争中期参加了“一贯道”，也是一个狂热分子。1953年3月初，刘凯宾从上海办事后经北京回石家庄，顺便来看看外甥女。曹晓萍、叶弼臣在家里置备了一桌酒席为刘凯宾接风。叶弼臣那天喝过了量，不知怎么说到了“一贯道”上，又发作了一番。这使刘凯宾大出意外，问过外甥女后方才知道这个外甥女婿原来跟他一样，乃是一名“一贯道”狂热分子。
这刘凯宾早就有了将“一贯道”重整旗鼓的念头，只是苦于找不到可靠得力之材来实施此事，现在见叶弼臣如此狂热，便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信赖而又有实际能力的人选，于是，次日待叶弼臣酒醒之后把他的打算说了说。当时曹晓萍也在场，说叶弼臣听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马就干，却又不知应当如何干。刘凯宾说此事待他考虑后再作计议，让叶弼臣到时候听他的通知去石家庄他那里接受指令。
之后一段时间，叶弼臣每每想起此事，总是激动得浑身颤抖，度日如年地等待着刘凯宾的通知。4月中旬，刘凯宾去广州办事，返回时特地在北京停留，跟叶弼臣商量复辟“一贯道”之事。他的想法是，要做就做大，仿照当初路中一经营“一贯道”的路数，先从农村和小城市做起，把面撒得越开越好，成员招收得越多越好。如何进行？首先就是需要让别人相信你，所以得像当初“一贯道”初创时那样，拿出些使人看了不可思议而又不得不相信的玩意儿，并且，要确实使接触的人在需要时会得到新的“一贯道”力量的佑护。比如，同样是患了病吃香灰，我们搞时就得把药混在香灰里，使人吃下去后能把病治好。至于看了不可思议而又不得不相信的玩意儿，那就是“一贯道”惯行的扶乩和借窍了，当然，我们不能一切照搬，需要加以改进。但是，“三才”还是需要的，也许到时候推出时不称“三才”，那是可以商量的。重要的是如何培训“三才”，这就需要你小叶出面了，找一些七八岁的男女儿童，聪明伶俐些的，先集中起来稳定情绪，然后转移到石家庄附近的偏僻山村用强化手段进行控制训练，等到他们一切都不得不听从我们时，就在石家庄开办一家私人幼儿园，聘请合适的专人对这些儿童进行“三才”训练。估计大约两年后，就可以开始活动了。
叶弼臣大喜，表示一定按照指令办好第一件事——拐劫儿童。一旁的曹晓萍也积极地表示愿意跟丈夫一起干好此事。刘凯宾说很好，至于经费，我回去后会给你们汇过来的，行动时需要交通工具，我可以把我的那辆轿车派来听你和晓萍调遣。你们先计议好，行动时通知我一下就行了。
刘凯宾回石家庄后，果然汇来了一笔款子。这边叶、曹就开始作行动准备，考虑到夫妻俩人手不够，于是就由曹晓萍出面把许关姿拉下了水。三人对如何拐劫、藏匿何处、如何进行初选等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于5月11日开始下手了。刘凯宾接到他们寄去的书面方案，马上批准了，并且又汇来了一笔款子。只是，他派的轿车司机由于路线不熟，没按时抵达约定的地点，已经开始分头行动的曹、许就按照事先的应变方案，直接通过三轮车、人力车和出租车将被拐劫儿童载运到了东珠市口窝点。直到下午拐劫姜美丽时，司机朱大维才抵达约定的地点，用约定的“一贯道”手势跟许关姿接头后将姜美丽载运到东珠市口窝点。
头天拐劫七名儿童后，案犯就按照预定的方案对被劫儿童进行智力测试，结果姜美丽、郝冲锋和袁至秋三名儿童被认为智力有问题，难以作为“三才”人选进行培训，就决定将这三名儿童释放。当晚，精通中西医道的叶弼臣授意许、曹两人像拐劫七名儿童时那样将三名儿童用麻醉剂使他们进入昏睡状态后，命朱大维开车将三名儿童送到外面找一个安全地方放掉。朱大维担心放得近了容易被人察觉线索，于是就把三名儿童一直载到了海淀区周家巷地区的迎福机器修造厂那里，见有一辆大客车停着，就停了轿车，用自己车上的工具撬开了大客车的车门将三名儿童送进了车厢。
石家庄那头，刘凯宾对拐劫行动甚为关注，按照约定，让叶弼臣每天上午去邮电局打长途电话汇报情况。这天当他听说把三名儿童放了后，认为此举不妥，容易给警方留下线索，而且对于留下的孩子也是一个心理刺激，将会影响对他们的情绪稳定措施的效果。这样，叶弼臣在当天再次拐劫五名儿童后，虽然经测试仍有两名儿童不合格，但还是留了下来。
被拐劫儿童中的李清唯突然发起了高烧，叶弼臣就让许关姿送他去医院治疗。还是考虑到安全，所以朱大维就把患者送到了海淀区红十字会医院。哪知竟然是无巧不成书，许关姿竟然跟代替哥哥出车的富根林不期而遇，尽管她没有答理对方的招呼，但还是留下了线索。
这起特殊的儿童拐劫案的最后处理结果是：刘凯宾、叶弼臣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曹晓萍被判处无期徒刑；许关姿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朱大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文/宋千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