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七封检举信
镇江，别称润州，民国时曾是江苏省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属苏南行署管辖。1949年10月，该市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杀人焚尸案。
主持这起案件侦查工作的是一个安徽汉子，名叫穆容汉。穆容汉具有初中文化，而且自幼习武，身手不凡。他家里虽是开店经商的，但抗战初期他父亲就变卖家产组织抗日武装，而且很快就加入了中共。不久，其父以及两个叔叔在跟日寇作战时牺牲。1943年，穆容汉参加新四军。先是干敌工，后又当侦察排长。1949年，穆容汉已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侦察连指导员。渡江战役时，他所在的那条木船被炮弹击中，全船三十多人只活下来七个。穆容汉还算命大，但身负重伤，抱了块破船板在昏迷中漂到四十里之外方才被救起。
等伤势复原，穆容汉所在的部队已经打到福建去了。1949年9月，组织上分派他到松江军分区，手续已经办了，动身的前一天却出了一个意外情况。那天，他跟战友告别回驻地的路上，一辆吉普车忽然在他面前戛然而止，从车里传出一声呼喝：“这不是小穆吗？”
车里那位是上月刚由镇江市副市长升任市长的何冰皓。这是一位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干部，曾任山东省栖霞县“民先队”队长、县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胶东北海专员公署和北海区战时后勤部秘书主任兼政委、胶东北海专员公署副专员、胶东支前第二总队总队长兼政委、渡江南下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穆容汉所在的侦察连当时和“渡总”二大队驻扎一处，互有协助，因此，两人之间职务虽然差着一大截，却是熟人。
熟人异地邂逅，自然要聊几句。当下，何市长就招呼穆容汉上车，问了问情况，得知穆容汉准备去松江军分区，马上说，那你还不如跟我去镇江工作。穆容汉说我不想离开部队，我还要拿枪，还要打仗。何冰皓说你到镇江军管会干，还穿军装，还能拿枪。穆容汉动了心。何冰皓生怕小伙子变卦，说我马上让人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镇江，下午和我一起回镇江就是。
到了镇江，穆容汉方知被何市长“忽悠”了。到军管会工作不假，不过是军管会公安部——就是市政府下辖的市公安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穿军装也没错，不过所佩的那块胸章布上却盖着“公安”字样的印章；枪也佩着，可是否用得上比较难说。市公安局并未立刻安排他的工作，而是让他先熟悉一下情况，着重是治安这一块。穆容汉于是判断自己以后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干刑事侦查了，当时公安的侦查称为“侦察”，领导八成认为跟部队的军事侦察是一码事儿。
到了这一步，也就只有这样走下去了。穆容汉有了干刑警的思想准备。那时候实行的是“大治安”模式，刑侦属于治安管，穆容汉就天天跑城中、沿江、大西路、小码头四个分局及车站派出所，半个多月下来，跟各单位的刑警刚混了个脸儿熟，任务就下达了。
从5月30日开始，到穆容汉接受这项任务的当天即10月9日，镇江市公安局和下属四个分局以及各分局辖管的十二个派出所，一共收到指控目标为同一人的三十七封检举信。被检举人的名字一看就是江湖名号，唤作“九头鼠”，真名不详。如果检举内容属实的话，这人的事儿可真不少，杀人、放火、抢劫、盗窃、强奸、诈骗一样不缺。按照当时的规定，初解放的城市对于这种被检举对象不直接涉及政治、不是正在危害社会治安或者正在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律作为历史悬案处理，派出所、分局在收到此类检举信后，每周一次交往市局，由市局治安部门统一登记保管。因此，这些由各分局、派出所交上来的检举“九头鼠”的信函，连同市局直接收到的共三十七封都由市局治安科保管着。
这天，领导找穆容汉谈话，把这些检举信交给他，说小穆同志你把这些信看一下，设法查清楚这个“九头鼠”究竟是谁、现在何处、是否犯下了检举信中所说的那些罪行。
当时穆容汉还没有具体分派工作，也不挂靠在哪个部门，治安科也好，刑警队也好，都没有给他安排办公室，连办公桌也没有一张。接受任务后，他拿着那个装了三十七封检举信的鼓鼓囊囊的牛皮纸卷宗袋全局各处转悠，总算在食堂后院的杂物间找到块地方，就地取材，用木板、砖头搭起一张办公桌。料理定当，就开始看信。三十七封信件看完，下班时间已到。
回到宿舍，穆容汉把这些检举信的内容分门别类罗列在工作手册上，梳理下来，发现这些信件虽然出自不同人之手，但内容大致相同：都举报“九头鼠”是江洋大盗，其中有一封信提到“九头鼠”犯案的地点是安徽、江苏交界处的长江水面上，系一名江匪。
穆容汉研究了一阵，觉得有三个问题尚不能弄懂：一是所有检举信都称被检举人为“九头鼠”，没有一封提及其真实姓名；二是每封检举信上都说“九头鼠”罪大恶极，却没有一封提及具体的作案时间地点，而是用了一些很含糊的字眼如“抗战时”、“七八年前”等，更没有说明被害人是谁、作案后果如何。严格地说，检举信上只是罗列了“九头鼠”的罪名，而不是罪行；三是这些信函大多没有提到“九头鼠”藏身何地，少数几封提到的，也十分笼统，只说是藏身于镇江市内，却没有具体地址。
穆容汉认为，这么含糊的线索，领导却让他试着调查，看来这是让他练练手，同时借此检验穆容汉的工作能力，以便接下来给他安排具体工作岗位时好有个参考。毕竟他是华野九纵直属侦察连指导员，这个职位是正营级啊，不能像对待寻常大头兵那样随随便便打发的。这样想着，穆容汉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查到“九头鼠”的下落，还要查清他是否犯过检举信中所说的那些罪行。
怀着这样的念头，穆容汉在孤灯下继续翻阅这些检举信，快到半夜的时候，竟然让他发现了一个之前肯定没有人注意到的特点：这三十七封信件中，有九封信明显与众不同，字写得漂亮不说，措词也很得体，写作者应该读过私塾。再仔细看，这九封信所用的信纸、信封各不相同，有的比较规范，有的就是随手找张纸糊的信封。穆容汉终于意识到，这九封信可能是街头测字先生之类的人代书的。
次日，10月10日，穆容汉骑了辆自行车奔波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那九封检举信的代书人。九封检举信出自九人之手，其中三人是街头的测字先生，六人是在邮局门口设摊专为人代写书信的代书先生。穆容汉跟他们聊下来，原先弄不明白的问题又增加了一个：这九封检举信的委托者竟是同一人！那是一个年约四十的中年女人，体态微胖，烫发，看上去应该是个老板娘之类的角色；从5月到9月这五个月中，她轮流找他们代写这些检举信，说辞也如出一辙，无非是要检举一个旧社会的恶棍，自己不识字，又不敢去派出所直接检举云云。
至于那个女人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从事何种职业等等，九位先生都说不上来。那个女人口述检举信内容后，待在旁边看着他们把信写完，听他们读一遍，把信纸放入已经写好公安局或者派出所地址的信封，付了钞票便道谢而去。只有寿邱邮电局门口的那位戴老先生回忆起一个细节，说他在书写时，那个女人在旁边看着，根据其看信纸时的表情推测，她似乎不是文盲；写完后给她读时，她也听得心不在焉。
这个调查结果反倒使穆容汉糊涂了，对于那个女人的举止感到大惑不解。按照正常的调查路数，穆容汉应该继续追查这个烫发女人。可是他此刻单枪匹马，根本无法进行这种调查，只得先把烫发女人放在一边，改查“九头鼠”。
“九头鼠”的线索该怎么调查？穆容汉寻思，俗话说“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如果“九头鼠”这厮真如检举信中所说的那副德行的话，黑道上应该是知晓此人的。那么，该如何去找黑道上的家伙呢？这个倒不难，公安局看守所就关押着成群结队的江洋大盗、地痞流氓、土匪恶霸、帮会骨干。
从10月11日开始，穆容汉就去看守所调查“九头鼠”的线索。以前搞敌工工作时，穆容汉经常深入敌后跟地方上的帮会人士打交道，知道江湖规矩，现在他去看守所找这些人调查，搞的是“怀柔政策”，不但态度和蔼，还给对方递烟，弄得那班看守员大眼瞪小眼，却不敢吭声，毕竟穆容汉的级别摆在那里，看守所长也比他低半级哩。穆容汉在看守所泡了整整—个星期，一共找了三十多个对象聊天，顺便了解了江苏一带的黑道情况，记了两个本子。可是，“九头鼠”的情况却没了解到多少。
谈话对象中有七八位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么一个主儿，曾经在安徽、江苏交界处的长江江面上作案。抗战爆发后，“九头鼠”金盆洗手，来到镇江做生意。至于做的是什么生意，那就众说纷纭了。有说是从事水产经纪，有说是地货掮客，有说是棕绳厂老板，还有说他跟人合伙经营棺材店并参股竹行。那么，“九头鼠”的大名叫什么呢？这个却又奇怪了，竟然没有一个人说得上来，而且也没有人亲眼见到过他！
这样，穆容汉就得向上述在押黑道人犯所说的行业调查了。反正目前“九头鼠”被检举的那些事儿尚未立案，领导让穆容汉调查也没有规定期限，他可以从容进行，正好借机熟悉当地情况。之后数日，穆容汉对水产、地货、制绳、竹木等行业进行了调查。先是跑了行业公会（即如今的行业协会），公会方面都挺认真地给查了登记资料，可因为只有“九头鼠”这么个绰号，所以都是白查。
穆容汉只好骑车全城走访，凡是水产行、地货行、绳索店、竹行、棺材店，看到一家问一家。两天转下来，最后终于从“大新鱼行”老板金大新那里打听到镇江地面上确有一个绰号“九头鼠”的水产经纪人，金大新曾跟其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
此人姓黄，业内称其“黄老板”，是个大高个子，四十来岁，鼻梁右侧有一颗黄豆大的黑痣。像金大新这样开鱼行的，每天都须大清早前往长江码头进货，那些渔船夜晚捕捞，所获鲜鱼活虾江蟹都是靠岸即售。不过，按照行规，渔船与鱼行是不能直接交易的，必须通过经纪人方能成交。经纪人是有组织的，唤作“水产经纪公会”，每天的交易价格由经纪公会制定，具体交易金额则由经纪人根据水产质量作价，不能更改。因此，鱼行老板对经纪人都很客气。每个经纪人包揽若干鱼行老板和贩子，称为下家，下家为巴结经纪人，隔三差五要轮流做东请经纪人吃饭，金大新和“九头鼠”黄老板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至于“九头鼠”之说，是一次金大新请黄老板吃饭时，对方喝多了老酒信口吐露的。原话金大新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说到钱塘江地面上的几个著名地痞时，黄老板脸露不屑：“那几个算什么东西？想我黄某当年在江湖上可是有名号的，道上朋友叫我‘九头鼠’！”
穆容汉的调查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10月21日清晨四点，穆容汉就赶到了长江边上的水产码头，那里已是一片喧腾，稍带寒意且夹杂着鱼腥味的潮湿空气扑鼻而来，惹得他连打了一串喷嚏。穆容汉去了码头一侧的水产经纪公会交易管理办公室，那里有两个四五十岁的男子坐着，他们是现场办公人员，负责当天水产交易定价并解决交易时发生的纠纷。纠纷是一年到头也发生不了几起的，价格早在交易前就已定好，所以那二位很是悠闲，面前沏了花茶，手里捧着白铜水烟筒，“呼噜呼噜”正抽得欢。见穆容汉亮出了市军管会的证件，二位立马起身。穆容汉直截了当说明来意。两人不知“九头鼠”其名，但听说“姓黄、高个子、四十来岁、鼻梁右侧有一黑痣”的特征后，马上反应过来，说有这个经纪人，名叫黄继仕，不过镇江解放后已经辞职回家赋闲了。
那么，他家住哪里呢？那二位随即从旁边的木橱里拿出公会的经纪人名册，一翻就着——大西路鲜荷巷73号。
穆容汉抄下地址拔腿便走，他要趁热打铁直接找到黄继仕，将其请至派出所当面了解。可是，穆容汉没有料到，他的行动竟然慢了若干小时！
二、“九头鼠”被杀
大西路鲜荷巷属于镇江市公安局大西路分局镇屏派出所的管段，从码头骑自行车过去不算太远。这时天色未明，路灯还亮着。穆容汉寻思这当儿如若直接去黄继仕家的话，稍微早了些，还是先去镇屏派出所待一会儿。这毕竟不是抓捕，而是传讯，没有必要搞得如此紧张。
镇屏派出所值夜班的三位民警还没下班，领头的是副所长小马。小马是山东莱阳人，二十岁，店员出身，系地下团员。解放军南下准备渡江战役前，当地号召青年积极分子报名参加南下干部团。小马报了名，被分派在渡江南下总队第二大队，跟着大队长何冰皓接管镇江，被组织上任命为镇屏派出所副所长。穆容汉所在的九纵侦察连曾和渡江南下总队第二大队一起驻扎过一段时间，所以认识小马。小马见穆容汉大清早突然到访，还以为市局有紧急任务，听他说了来意，笑着说不着急，吃了早饭再传讯嫌疑人也不晚，遂让一起值班的警察小张去买大饼油条和豆浆。小张出门后，小马又让另一位警察老洪找出黄继仕的户籍材料，向穆容汉介绍此人的情况。
其实，老洪根本不用看户籍材料就能说得很详细，因为他是黄继仕的邻居。老洪是鲜荷巷的老住户，他家在那条古老的巷子里已经住了三代。他告诉穆容汉，他的祖父当年是清朝的五品官员，叔祖父则是当时镇江有名的商人，以前鲜荷巷的半条巷子都是他家的房产。辛亥革命后，洪氏家族家道败落，房产大量出售，最后只剩下门对门的两套小院落由老洪家和其堂兄家住着。黄继仕住的那个小院就是其已故岳父黄准廷从洪家买下来的。
黄准廷是镇江有名的酱园老板，在其独生女儿黄彩芸二十岁时，黄准廷买下了鲜荷巷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住所。不久，黄彩芸被镇江教会医院的一位湖北籍药剂师看中，央人说媒。可黄准廷就这一个女儿，非要招上门女婿。那个药剂师一口答应。此后，这对夫妻就在鲜荷巷安了家。第二年，黄彩芸生了一个女儿，两年后又生了个儿子，两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不料，在结婚的第五年，药剂师患上了痨病，医治无效，一命呜呼。
黄彩芸成了寡妇，领着一对儿女住在鲜荷巷。由于其父的实力，她虽然无业，日子照样过得滋润。黄彩芸守寡守了整整十年，到了1940年她三十五岁时，酱园老板发话了，让女儿考虑再婚。这是因为当时黄家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黄彩芸的母亲已于三年前因病去世，而黄准廷这年已经年届六旬，不久前查出患了严重的肾病，估计时日无多。所以，他要给女儿找一个归宿。于是，黄彩芸开始托媒婆张罗对象，还是老规矩——男方必须是倒插门；另外还有一个新规矩，男方得改姓黄。
第一条倒是好办，可这第二条就需要商榷了。而黄彩芸呢，仗着自己的“财”、“貌”两大优势，寸步不让，非得满足这两个条件方才可以考虑。这样一来，尽管几个媒婆都是巧舌如簧，具有把一摊狗屎说得花团锦簇的本领，可是人家男方不愿意改姓，那也没办法。后来，总算有一个男子愿意接受黄彩芸的条件。对方是安徽人，未婚单身，从事的行当是水产经纪。双方一见面，黄彩芸对男方的年龄、相貌、谈吐都颇满意，这门婚事就定下来了。
不过，男方也有条件，那就是不愿意张扬，不按当时流行的规矩登报，也不希望大摆筵席，在家里置办两桌酒席请请女方亲朋好友即可。这倒也符合女方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1940年10月29日，二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原名钟继仕易姓为黄继仕的水产经纪人就成为黄彩芸的第二任丈夫。
镇江当时处于日伪政权统治下，对居民户口卡得甚严，规定从外地来镇江居住的居民在半年内属于“寄籍”，也就是临时户口，良民证的颜色也跟本地居民的不一样，“寄籍”满半年后方可转为“本籍”即本埠户口。当时，老洪已经是日伪警察所的一等警士了，他是读到初二辍学的，在那个年月算是有文化的人，因此成为了伪警察分局的户籍警。黄继仕入赘后没几天，黄彩芸就找老洪请其相帮给丈夫办理户口。老洪记得当时黄继仕出示的材料是：一份安徽省无为县无城镇警察局的户口证明，还是抗战前一年的，黄继仕解释说那年他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另一份是伪镇江市商会控制下的水产经纪人公会出具的关于黄继仕从事职业的证明；还有一份则是镇江县甘露镇警察所的户籍证明，表明黄继仕其时已是该镇的本籍居民。按照规定，老洪须对这三份材料予以核实。安徽无为县当然是去不成的，可以免查，不过水产经纪人公会和甘露镇还得跑一跑。但因为黄彩芸催得紧，而老洪的老婆正好生头胎儿子，家里事儿也多，也就把这道手续省略了，直接办理了钟继仕改名为黄继仕并落户鲜荷巷73号黄彩芸家的手续，稍后，又为黄继仕办理了良民证。为此，黄彩芸还送给老洪两条哈德门香烟。
两人结婚后，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1944年，黄彩芸又生了一个男孩儿。黄继仕一直在水产码头干经纪人，另外听说他还曾投资过其他行业，但估计并没有获得丰厚利润。以老洪的警察身份，如果黄继仕的投资获利颇丰或者铩羽而归，坊间的传言肯定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么，为什么镇江解放后黄继仕就啥都不干，连原本做得好好的水产经纪人也不做了呢？老洪说这个问题他在查户口时曾当面问过黄继仕，对方的解释是患了气喘病。干水产经纪人得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赶到码头，露天作业，还得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一个早市少说也得对二三十条渔船进行看货、查验、定价，寒气、湿气他实在受不了。这么些年干下来，加上以前在其他行业上的投资所获，黄继仕手头也有些积蓄了，另外，黄彩芸也再三再四地阻拦他继续干下去，所以最终决定赋闲回家。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居民气喘吁吁地奔进派出所：“不……不好了……杀人了！”
老洪定睛一看，原来是他在鲜荷巷的邻居赵有才，便递过一杯水，说老赵你别着急，喝点儿水，把气喘匀些再说也不迟。赵有才喝了两口水，一说情况，穆容汉惊得差点儿从椅子上蹦起来——黄继仕让人杀了！
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一周后的5月1日，黄继仕突然决定辞去水产经纪人公会的差使。从此，他基本不出门，终日在家待着。他的生活内容倒还真的属于标准的赋闲：从早到晚无非是打太极拳、练气功、饮茶喝酒、浇花莳草、摆弄盆景、看报纸、听收音机，再不就是写字画画。这样到了9月底，有桩事儿打乱了黄继仕平稳的生活节奏。
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凡是已经解放的城市都要在当天组织群众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以及在当地主要街区游行庆祝，有条件的城市还须燃放焰火增添喜庆气氛。镇江市其时已经结束了其作为江苏省城的历史，只是苏南行署下面的一个市，条件比较差，不可能放焰火，但集会游行肯定是少不了的。集会游行不能空着两只手前往，每个队列前得有宣传牌、横幅，每个人的手里都得有一面长方形的彩色小纸旗，上面须写上标语口号。当时文化人普遍缺乏，鲜荷巷居委会人手不够，有人想到了黄继仕。于是，居委会大妈登门邀请，却被黄继仕婉言拒绝。
居委会主任老沈只得亲自出马。老沈是新四军出身，当年新四军开辟茅山根据地时，他作为热血青年冲破日伪的封锁线前往投军，曾当过王必成的警卫员。两年后负伤，疏散至苏州养伤，伤愈后一条腿落下残疾，遂留在苏州，直至镇江解放后方才返回。当时像他这种经历的人是颇受大家敬重的，所以，老沈一出马，黄继仕便只有遵命了。
黄继仕原以为给居委会做好这桩事儿就结束了，可是当时这种情况层出不穷，执政党推出的政策、发动的运动都是要大力向群众进行宣传的。黄继仕既然显露了他那手不错的书法，以及还看得过去的绘画，那就算是在老沈等人的脑子里挂上号了。庆祝开国大典的活儿刚干完，“支援前线，解放大西南”的宣传活动随即开始。这回，不用老沈登门了，就来个小青年积极分子捎个话就行了，通知黄继仕去区政府参加宣传活动。这下，黄继仕可就忙开了，两个多星期里，天天早出晚归，有时忙到半夜，干脆就住在区政府了。
对于黄彩芸来说，丈夫被人民政府“抓差”纯属无奈，尽管她心有微词，可是不便开口。新中国成立后，像她这种剥削阶级出身的只有低眉顺眼的份儿。昨天，黄继仕上午八点多出门，说是去区政府相帮布置礼堂，另外还要为庆祝广州解放举行的大游行准备横幅、标语，所以可能回来得晚一些，如果忙得太晚，也有可能就住在区政府了。因此，当晚丈夫没回家，黄彩芸也没当回事。今天清晨，黄彩芸和三个子女还在睡梦中时，忽然被一阵擂门声惊醒。她急忙披衣起床，疾步出屋，还在院子里就高声问外面是谁。
外面回答：“黄家嫂子，不好啦！你家先生被人杀了！”
黄彩芸大惊，开门一看，映入她眼帘的是浑身是血倒在门口的丈夫！
三、尸体被焚
根据规定，命案应该在第一时间报分局和市局。镇屏派出所副所长小马当即打电话分别报告了，然后，叫上老洪直奔现场。
穆容汉其时只能算是该案的局外人。旁观了分局、市局的刑警以及法医勘查现场、解剖尸体后，刚返回市局，他就接到通知：组建专案组对该命案展开侦查，由他担任组长。
专案组共有四名侦查员，除了组长穆容汉，另外三位是大西路分局刑警徐紫山、胡真力和镇屏派出所民警宋秉钧。徐紫山、胡真力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刑侦经验的留用刑警，十九岁的宋秉钧则是参加工作不过三个月的新公安。穆容汉跟三人聊了聊，得知徐紫山、胡真力以前曾办过命案，不过属于十多人专案班子中的一员，并未发挥过关键作用，相当于戏台上跑龙套的角色。于是，他就意识到自己肩头这副担子的分量了。
大西路分局拨出一间屋子给专案组作办公室，穆容汉四人就在这间隐约散发着一股霉味儿的屋子里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徐紫山、胡真力之前参加了现场勘查，穆容汉也自始至终在场。他问二人现场勘查发现了什么线索没有，那二位一睑苦笑。穆容汉说老徐、老胡，不瞒您二位说，我虽在部队上搞过侦察，不过那是军事侦察，跟刑事侦查路数有别。刑侦工作肯定要比军事侦察细致。至于小宋，跟我一样是新手，需要边干边学。您二位是老刑警了，咱们一起搞这个专案，二位自然要多多出力。现在咱们关起门来内部讨论这个案子，您二位有什么就说什么。
徐、胡便说了说现场勘查情况。法医解剖认定，死亡时间大约是在半夜时分，被害人进入鲜荷巷，走到家门口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的一瞬间遭到袭击，凶手应是从后面下的手，左臂勒住被害人的脖颈，右手持匕首从右侧刺入了被害人的肝脏，一刀毙命。从被害人颈部毛细血管破裂导致的淤血痕迹判断，他曾有过短暂的挣扎，但基本无效。法医和刑警在勘查时曾当场进行过作案过程模拟还原，得出的结论是：凶手可能一路尾随被害人，也有可能事先隐藏于巷子里，待到他准备开门时猝然下手。死者所居住的鲜荷巷73号是巷尾最后一家，巷内没有一盏路灯，昨晚又是阴天，月亮、星光俱无，不论是尾随跟踪还是事先守候，只要不发出太大动静，被害人很难察觉。
据此可以判断，凶手应该是一名颇有经验的职业杀手。从这个角度下手，凶手身上应该没有沾上鲜血，不过他持刀的右手以及袖口可能会留下血迹。鲜荷巷是一条石板路，昨晚没有下过雨，按说应该留下脚印的，但早晨发现黄继仕被害后，被赶来的众多邻居给踩混了，根本无法辨别。
既然现场勘查毫无收获，专案组应该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呢？穆容汉问那三位有什么意见，宋秉钧马上说“我听领导的，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徐紫山附和着点头。倒是胡真力提了一个问题：“我刚才听派出所老洪说，穆组长您正好在了解黄继仕的情况，不知此人的被害跟您了解的情况有什么关系？”
穆容汉就把自己受命调查针对黄继仕的那三十七封检举信的情况说了说，临末道：“黄继仕之死跟检举信是否有关，看来是专案组需要调查的一个方向。除此之外，大家看是否还有其他路可以走？”
徐紫山说按照刑侦的老套路，需要调查黄继仕被害之前数天、特别是前一天的活动情况，以及是否有异常举止，还要对鲜荷巷的居民逐家访查，打听昨晚是否看见或者听见过跟凶杀案相关的动静。这时，宋秉钧也大着胆子开口了，说穆组长您看是不是有必要对那个请人代书检举信的女人进行调查，找到她，没准儿就能找到这起凶杀案的线索。穆容汉想了想，说那咱们就分两路进行调查，老胡和我去查那个烫发女人的线索，老徐、小宋你俩负责访查黄继仕被害前的情况以及鲜荷巷的居民。
上述调查从10月21日下午到10月23日傍晚进行了两天半，四名侦查员一无所获。23日晚上，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案情，议来议去却觉得似乎无路可走。当晚，穆容汉只睡了三个多小时，一直在考虑这个案子的侦查方向，但想来想去思路却老是卡壳。
次日，10月24口，天降秋雨，淅淅沥沥的使人心烦意乱。穆容汉刚从市局集体宿舍赶到大西路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就接到镇屏派出所副所长小马的电话，说老穆看来您得带着部下去一趟乡下了。穆容汉忙问出了什么情况。小马说出了桩怪事，刚才被害人的老婆黄彩芸哭哭啼啼跑来说，她丈夫连尸体带棺材给人烧了！
黄氏家族自清光绪初年发迹，渐渐成为镇江的一个大族，直到抗战时期方才衰落，但以往的那些豪奢派头依然保留着，城南七里湾黄家庄的家族祠堂和墓园便是明证。光绪二十年，当时的黄家老大、富商黄振环出资在黄家庄购置土地十七亩，兴建祠堂、墓园。按照黄振环立下的规矩，黄氏家族的男丁只要生前未曾犯过严重过失，死后均可葬于墓园以及在祠堂摆放牌位；民国初期，黄振环的后人又对该规则予以修改，顺应潮流，外姓男丁入赘黄氏家族后改为黄姓的，死后亦可参照黄氏家族男丁的待遇入葬墓园，牌位可进祠堂。这次，死于非命的黄继仕就是按照修改后的规矩办理的。
富商黄振环可能是一个思维活跃而且喜欢标新立异的主儿，他制定的规矩中，还有其他家族没有的一条：入葬墓园的黄氏亡人，棺柩须在祠堂后院停放三年方可落葬入土。如此规定，大概是生怕死者生前隐瞒了严重过失，死后方被揭露，那就同样不能进祠堂、葬墓园——反正棺柩尚未下葬，抬出去就是。当然，按理说即便下葬了也是可以把棺柩挖出的，不过，以黄老爷子的观点那就是动了风水，要败家的。当初老爷子立此规矩时，有族人建议干脆在祠堂旁边另设偏厅，专供停放棺柩以及逢年过节时家属祭祀，遭到老爷子的断然否决。为什么呢？据说黄振环为此特地跟一位精通风水相术的道士探讨过，认为棺柩必须露天停放，以散发戾气，日后入土鬼魂不会作祟，家宅族人就可安稳。那么，棺柩在露天一停三年，风吹雨淋，待到下葬时岂不已经油漆脱落、斑驳开裂？这个，黄老爷子已有考虑：每年三伏时节请来漆匠师傅给每口棺柩重新上油漆。
按照六十多年前的规矩，一般老百姓家里有人去世，只要家境尚可的，起码停尸三日，以安其魂。不过，黄继仕的情况不同，他是死于非命，尸体又是解剖了的，所以其妻黄彩芸接受族里老辈人的建议，遇害次日就入殓，第三天，即10月23日就雇了一条木船运往黄家庄，停放于祠堂后院。没想到，当天晚上，黄继仕的棺柩就被一把火给烧了！
黄氏家族的祠堂、墓园是有专人管理的，那是黄家庄的一户贫苦农民，户主姓姚。这人的脑袋长得有些畸形，方方正正，特别大，所以人都称他“姚大头”。当初黄振环购地置办祠堂、墓地时，物色管理人选，条件是忠厚老实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选中后全家可入住祠堂，占用房产两间，免租耕种族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当时选中了从苏北逃荒过来的姚大头的祖父，到姚大头已经是第三代了。
昨晚，姚大头一家五口与往常一样，天黑后早早歇息。睡到下半夜，姚大头的妻子忽被惊醒，睁开眼，只见窗外夜空一片火红，便知不妙，急忙唤醒丈夫。姚大头外衣都来不及穿，蹿到门外一看，震惊之中也有几分不解：失火位置竟是后院！后院是停放棺柩之处，怎么会失火呢？
当下姚大头便抓了个水桶直奔后院。着火的是那口白天刚停放的棺柩，看样子火已经烧了一阵了，棺盖已经烧毁，棺体即将散架，棺材里的尸体及随葬物品也着了火。这时，妻子、儿子也已赶到，一家人打水的打水，扑救的扑救，总算把火浇灭。不过，黄继仕的尸体已经受损，被火烧的倒在其次，一大半因素是入殓时塞在尸体四周的一包包生石灰和泼上去的水发生化学反应导致的。
黄家庄的村民见是棺材失火，皆啧啧称奇。那时人们多迷信，言语间便往鬼神方面引，弄得平素胆子还算大的姚大头心惊肉跳，打消了立刻进城向黄家报告的念头。天亮后方才进城，他不知道黄彩芸家住何处，只知道平时代表氏族跟他联系的另一老爷子黄今白的住所。黄今白闻讯大惊，当下便命儿子领着姚大头去鲜荷巷。
黄彩芸的迷信思想更严重，听姚大头说乡里人怀疑这是“天火”，吓得瑟瑟发抖，一迭声问“怎么办”。姚大头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哪里知道该怎么办。倒是黄今白那个当教师的儿子有见识，说不行的话，就报告派出所吧。到派出所一说情况，在场警察连同见多识广的老洪在内都觉吃惊，寻思人已经杀了，还要烧他尸体干甚？副所长小马即刻给专案组打了电话。
穆容汉闻讯，马上招呼徐、胡、宋三人前往黄家庄。来到祠堂后院，那口棺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黄继仕的尸体也因烟熏火燎石灰灼烤惨不忍睹。侦查员甚至怀疑这究竟是不是黄继仕本人的尸身。问黄彩芸，她抹着眼泪说确是丈夫遗体，因为黄继仕的背部有一道刀疤，已经察看过了，没错。
祠堂后院约有七八十平方米面积，停放着十九口棺材，都是这三年里去世的黄氏家族成员。院子里是泥地，下半夜姚大头救火时泼了二十来桶水，一干村人又闯进来过，天明后还下了雨，地面上是一副什么状况可想而知。不过，侦查员还是在一口棺材下面的垫棺木一侧发现了一个空瓶子，闻了闻，有一股汽油味儿，于是便断定黄继仕那口棺材是给人浇了汽油点燃的。汽油浇在棺材盖上，所以姚大头发现起火赶到现场时棺材盖已经快烧没了。
侦查员又查看了院墙，发现东侧角落有人攀爬过的痕迹。墙外的泥地上有一枚清晰的脚印，一看便知是昨晚留下的，因为踩得瓷实，所以没让早晨的雨水冲损。那时公安机关还没有专职的痕迹技术员，都是刑警自己提取痕迹。可是，专案组出来得急，没带石膏粉，徐紫山急中生智，让姚大头去村子里弄了些糯米粉，用水搅了搅，当石膏粉倒在脚印上，待糯米粉干后就可以获取一枚完整的脚印了。
那时候还没有“侮辱尸体罪”，侦查员并未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案件来看，只因被焚的是凶杀案中的被害人才引起专案组的注意。所以，大家自然而然要把此事和凶杀案联系起来——
如果说凶手杀害黄继仕是因为与其有深仇大恨，那么，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既然目的达到了，为何还要焚烧黄继仕的尸体呢？这种做法使人难以理解。不过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企图转移侦查视线。如果是这样，只要查到那个焚尸者，不就等于发现凶手的线索了吗？
如何寻找那个焚尸者呢？眼下，专案组手头有焚尸者遗留下的两样东西，一是脚印，二是那个盛放汽油的空瓶子。脚印是用糯米粉提取的，不像石膏粉那样干得快，即使干了目前也没啥用，因为光凭脚印还是无法知晓应该从哪个方向寻找焚尸者。所以，众侦查员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那个空瓶上。
先前在现场发现这个瓶子的时候，穆容汉注意到两个老刑警不约而同对视一眼，料想必有原因。此刻，他让宋秉钧把瓶子放在桌上，冲徐紫山、胡真力微笑道：“老徐、老胡，你们对这个空瓶子有何高见？”
胡真力对徐紫山说：“老徐，你向穆组长报告。”
这是一个黄酒瓶。通常一说黄酒，人们就会想到绍兴，其实，江南还有另一种黄酒，那就是已经有三千年历史的丹阳封缸酒。镇江与丹阳不到百里，当时镇江人都爱喝丹阳的封缸酒。眼前这个瓶子就是丹阳封缸酒的酒瓶。不过，这个酒瓶有些特殊。一般的酒瓶都是玻璃材质，瓶口用一个不过一厘米厚的软木塞塞住，外面封上火漆，以防酒味儿挥发。而这个酒瓶却是瓷制的，而且制作得十分精美，通体翠绿。瓶盖有两个，一是内盖，是用寸许长的优质软木做的，外裹小羊肠衣薄膜；一是外盖，同时也是一个酒杯，反扣于酒瓶上方，杯口卡在瓶颈上的环形凹槽里，由于制作工艺精细，故而严严实实，密不透气。这个酒瓶，可以说既是容器，又是一件工艺品。相信凡是购买这种酒的顾客，喝完瓶内的黄酒后肯定舍不得丢弃酒瓶。
徐紫山告诉穆容汉，这种酒瓶盛装的是丹阳城内“王老三酒坊”制作的“老三村醪”，那是丹阳封缸酒中的上乘佳品，据说要在地下埋七年后方才开缸装瓶。每年一缸，埋下去是五十斤，七年后挖出来开缸时还剩四十斤，分装四十瓶，老板王老三自留二十瓶，另二十瓶投放市场——由镇江“崇信酱园”独家经营，价格自然高得吓人。不过买这种酒的顾客多是富豪，也不在乎多出些钱钞。
穆容汉听着，不禁好奇地问：“这酒果真很好喝吗？”
徐紫山说：“我哪里知道？寻常百姓都是只闻其名，别说滋味，就是酒瓶长什么样子也不一定知晓。以前查案子的时候我们曾去过‘崇信酱园’，有缘见过空瓶，形状跟眼前这个一模一样，不过颜色是明黄的，不知不同的颜色有什么差别。”
现在的问题是，这么一个酒瓶怎么会被当作焚尸作案的工具来使用了？而且，为什么使用后竟然一扔了之，没带回去？
几人对此进行了分析。用于盛放汽油的容器必须密封，而在当时的镇江市内，要寻找可以密封且适于随身携带的小容器并不容易。最理想的当然是军用水壶，可是市面上根本没有出售的。那个年代中国市场上还没有塑料制品，所以其他可供选择的容器只有酒瓶、汽水瓶，而寻常酒瓶的瓶塞都是只有一厘米厚的软木塞，打开时极易损坏，不能再次使用；汽水瓶的盖子则是清一色的金属咬扣盖，得用起子打开，而一旦打开就不能再盖上了。那个焚尸者手头恰好有一个“老三村醪”的空瓶子，于是就用来装汽油了。至于他在焚尸后为何不带走那个空瓶子，可能是由于紧张，也可能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达是一个稀罕玩意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家伙一定属于社会底层。
专案组决定循着这个空酒瓶的线索追查。
四、又一口棺材被焚
“崇信酱园”的老板张胜原是走路一向背着双手睑面朝天的主儿，最近一反常态，老是低头踩蚁步，听见什么动静一律赶紧闪到旁边让道。问其原因，原来是刚从收容大队出来。
收容大队由市军管会主办、公安局主管，收容对象是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街头混迹的地痞流氓，后来这班人清理完了，就把一些帮会分子、恶霸帮凶之类的收了进去。张胜其实哪类都不是，可是他的社会交往实在太杂，不但三教九流都有他的哥们儿，凡是当政的官员包括日伪时期镇江伪政府的汉奸头目都跟他有来往。所以，人民政府需要他对此作出说明、提供线索，就把他一并收进去了。张胜在收容大队待了两个多月，三天前刚刚释放回家。有此经历，他便不敢再飞扬跋扈，只想老老实实做人。
因此，当穆容汉、徐紫山出现在张胜面前，要求他提供“老三村醪”的销售对象情况时，他非常配合。可是，他的配合不过是使侦查员了解了“老三村醪”本身的情况，对于调查案件却并无多大帮助。
据张胜说，“老三村醪”的酒瓶分七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是为了让人识别“老三村醪”的出品年份。那么，侦查员拿去的这个绿色酒瓶是哪一年出品的“老三村醪”呢？张胜告知，王老三的“老三村醪”首推日期是民国八年即1919年端午节，使用的是红酒瓶，之后的顺序按赤橙黄绿青蓝紫排列，绿色酒瓶应该是1926年、1933年、1940年、1947年出品的。1947年这批酒也是“老三村醪”的最后一批。这年夏天，七十岁的王老三因病身亡，三个儿子为分家产大打出手，历时三月，一死二伤，其间把王老三生前埋于地下的那七缸酒也给毁了。“老三村醪”就此没了。但眼前这个酒瓶到底是上述出品年份中哪一年的，张胜就说不上来了。
穆容汉问：“那四个年份的酒都卖给谁了还记得吗？”
张胜说：“1926年时酱园还是我父亲当家，那酒卖给谁了我不清楚。1933年开始到1947年的酒都是经敝人售出，虽然有账目，但上面是不记载顾客姓名的，不过也就是一些老主顾。”
接着张胜说了一些主顾的名字，其中不乏抗战期间占据镇江的日本人。1940年的那些绿瓶酒大部分卖给了日军镇江宪兵队，两个从上海来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军官买去了四瓶，还剩下两瓶给本地一个粪把头董忠朝买去了，听说他是拿到北方送礼用的。而1947年的那二十瓶“老三村醪”则全部卖给了丁秉羽。
穆容汉问：“丁秉羽是哪位？”
“江苏省保安总队的少将高参。”
“现在他人呢？”
“1948年就离开镇江了，后来我听他的勤务兵小朱说，丁高参今年3月间从上海逃到台湾去了，他的小舅子也是这么说的。”
这样，想从空酒瓶上查摸线索的希望就落空了。
穆容汉、徐紫山返回大西路分局的专案组办公室时，胡真力、宋秉钧已经把那枚在黄家庄黄家祠堂墙外泥地里提取到的脚印烤干了，还原成一枚脚印模型，两人正用放大镜观察。穆容汉、徐紫山也仔细查看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潜入黄家祠堂焚尸的家伙穿的是一双鞋底已经磨损得非常厉害的布鞋，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左右。从鞋底破损程度以及把泼光了汽油的酒瓶扔掉这个动作判断，焚尸者很有可能是个乞丐。
穆容汉向两个老刑警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乞丐来说，是否熟悉坐落于城外七里湾黄家庄的黄家祠堂这样一个处所？胡真力说，一般说来，应该比较熟悉，因为黄氏家族一度十分显赫，多年以来每年都要举行数次敬拜祖宗、上坟、落葬之类动辄就得全族数百男女老少出动的活动，届时黄家庄就是一个小型集市，一些小贩会过去叫卖零食小吃、儿童玩具、妇女头饰之类，许多乞丐也会趁此机会去行乞。
穆容汉听后摇头不语。他原先的念头是如果那个作案的乞丐对黄家庄不熟悉，那他去黄家祠堂作案前肯定要先踩点儿。乞丐在村庄露面很容易引起村民的注意，那就可以向村民调查，没准儿能查摸到蛛丝马迹也难说。现在看来那个乞丐对黄家庄可能并不陌生，那他就没有必要去踩点儿了。
这时，自参加专案侦查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只听不吭声的镇屏派出所新民警宋秉钧开腔了。别看这小伙子不声不响，却是爱琢磨的，他想到了一个查摸焚尸乞丐的法子：是否可以从其他乞丐那里调查这个作案乞丐？
一语提醒了众人。专案组决定明天还是分为两拨去向乞丐查摸。穆容汉以前搞军事侦察时有过多次化装混进敌占区执行任务的经历，跟乞丐打过交道，说我明天上午先得去市局财务室申领点儿零钱，跟乞丐打交道，不破费点儿恐怕不行。说着，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好吧，今晚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都好好睡一觉，明天还要全城奔波呢！”
可是，这天晚上大家是注定无法好好休息的。众人正要离开分局时，分局值班室的一位干事忽然跑进来说：“门口有人找你们专案组的同志，说是黄家庄又有一口棺材被烧！”
专案组众侦查员个个瞠目结舌。还是穆容汉最先反应过来，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对手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咱们较上劲儿啦？走，去黄家庄！”
二次焚烧棺材，祠堂看守人姚大头更是没想到。他昨晚下半夜救火一直折腾到天亮，去城里给黄家报信回来后又下田割稻，忙碌到天黑吃了晚饭，觉得周身疲乏，倒头便睡。他的老婆收拾完家务，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做着做着，忽然窗外又像昨晚那样红闪闪起来。开始她还以为是脑子里老是想着昨晚那事儿出现了幻觉，定定神，才敢确信真是后院再次着火。当下，便唤醒丈夫，一家人跑到后院时，院子另一侧的一口棺材已经通体烧着，火焰蹿得蛮高了！
姚大头还是像昨晚那样打水救火，扑灭后吩咐大儿子立刻进城，先去大西路分局找白天来调查过的那几个警察报告，然后再去黄今白大爷府上告知此事。
专案组四名侦查员赶到现场时，得知了一个意外消息：那个放火者已经被黄家庄村民拿下了——果然是个乞丐！
侦查员就地对其进行讯问。那厮的身高跟之前估计得差不多，三十上下年岁，一张肮脏的脸上长着一双贼兮兮的眼睛，面对几个声色俱厉的公安，露出畏惧之色。穆容汉朝前走了两步，这小子以为要揍他，吓得立马就地跪倒，施出职业绝招——磕头如捣蒜，嘴里一迭声“高抬贵手”。穆容汉说：“人民政府的警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伪警察，对人犯不搞打骂，你坐下。老徐，给他支烟，抽两口定定神再老实交代。对你怎么处理，要根据你的态度来决定！”
这个乞丐名叫钱宝山，江苏泗县人，少年时家乡遭灾，家人悉数遇难，他只得外出行乞，最后来到省城镇江。旧时的乞丐，若论成分，应是属于流氓无产者一类。出于谋生的需要，除了行乞之外，他们还有多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偷蒙拐骗乃是拿手好戏。钱宝山多年混下来，对于本行个中手法样样精通，因此也结识了一些朋友，三教九流的都有。
人们之所以要跟乞丐相识，是因为有时需要把他们作为法宝祭出，会有奇效。比如，你若遇上个损人利己的恶邻居，每每侵犯你的利益，跟其交涉，不理睬；报官府，事儿太小不受理。这时，如果你有钱宝山那样的乞丐朋友，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了。只要打声招呼，老钱就会叫上一帮叫花子，成群结队到那个恶邻门口行乞。哪个朝代都有乞丐，行乞不犯法，他们可以整天整夜驻扎在恶邻门前，不停地唱莲花落，竹板打得人心烦意乱。这还是客气的。如果恶邻不告饶，那就拉屎拉尿，还会代替环卫工人清理附近垃圾箱里的垃圾，当然清理出来的垃圾都是堆到恶邻门口的。如若再不识相，还有更厉害的招术——捉些蛇虫老鼠之类从门缝里放进去。反正，谁家只要被乞丐沾上，十有八九会就范。那么警察不管吗？有时会管，可是基本没有效果。警察一来乞丐就走，一离开则重新聚拢，或者白天不来，晚上再现身，到时候他们带来的就不仅仅是蛇虫老鼠之类，甚至会从乱坟岗弄来具尸体。警察不是专门对付乞丐的，哪有那么些精力跟乞丐烦？往往会反过来劝当事人作出让步。
钱宝山就是干这一行的老手。那么，这回怎么玩起烧棺材来了呢？而且专盯黄家祠堂下手，两天作案两起？他交代说也是受人雇佣。镇江解放后，乞丐的日子比旧时好过了些，大城市如上海、南京都已经由政府发起组织行乞人员回乡种田。镇江这时已不是省会城市，只是苏南行署下辖的一个地级市，这项工作尚未开展，但政府机关大门口的宣传栏已经有这方面的说法。钱宝山这些人都是文盲，文章是看不懂的，不过政府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另有图画明示，这个乞丐们是看得懂的。其他乞丐怎么想的不清楚，钱宝山倒是想回乡的，因为图画上告诉他，回乡可以参加土改，可以分得田地、房屋，还可以斗以前欺压过他的地主恶霸。不过，钱宝山暗忖就这样两手空空回乡毕竟不妥，要给乡亲们带些礼物，要给族中长辈奉上红包。所以，他手头得有一些钞票。正动着这脑筋时，机会来了，有一个名叫苟兴知的人忽然请他喝酒，要求他相帮做一件事，事成之后，愿以重金相酬。
苟兴知是镇江本地人，四十岁，此人的阅历丰富，光从事过的职业就有十八行，工农兵学商、警宪特检法等等他都干过。所谓“检法”是指检察院和法院，旧时他曾给江苏地方检察院、地方法院当过汽车司机。不过这人千活没有长性，时不时跳槽另起炉灶，重新来过。直到九年前干上了牙科医生，这才算是稳定下来。旧时人们把牙齿不当回事，认为即使牙齿全部掉了也死不了，装上假牙照样活得很好。所以，牙医也不需要什么文凭、执业证书、处方权之类，没有诊所，马路旁撑把阳伞，下面放上桌椅就行了，照样有人来求医。治疗呢，也很简单，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拔牙。不是牙痛吗？哪颗牙痛拔哪颗，拔掉了也就不疼了。
干这行只要不出医疗事故，准能赚钱。几年下来，苟兴知租了个门面，收起阳伞，做起了正儿八经的牙医，还打出了“留美博士”的招牌。不久，又娶了媳妇。苟兴知的老婆名叫郭桂珍，比他小七岁，白皙俏丽，不过，属于寡妇再嫁。寡妇倒也无所谓，即使在封建思想严重的旧社会，寡妇再嫁也不算新闻，问题是郭桂珍十六岁出嫁，十八岁守寡，到二十五岁再婚，其间已不知闹了多少回红杏出墙了——她其实是一个暗娼。那么，苟兴知是否知道呢？他知道，但他并不在乎，因为他贪图郭桂珍的漂亮风骚。
很快他就尝到了苦果，也就不过一年多时间，郭桂珍不但给他戴了绿帽子，而且干脆离开他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更让苟兴知气愤的是，他的情敌竟然是个年过六旬的糟老头儿！
那老男人名叫黄今春，是前面曾说到过的黄家氏族常务掌门人黄今白的族弟。说起来，这黄老头儿跟苟兴知还是同行，苟是牙医，黄是中医，专看妇科，在镇江地面上小有名气。郭桂珍在七年守寡期间与许多男子有染，患上了妇科疾病。跟苟兴知结婚后，苟很想要个儿子。这对于郭桂珍来说颇有难度，以她当时的状况，别说生儿子了，能否怀孕也还是一个未知数。结果，结婚数年，珠胎未结，妇科病倒是加重了。她就偷偷去黄老中医那里看病。
黄今春一见郭桂珍，顿时被其美貌迷住，他一边尽心为郭诊疗，一边施出浑身解数勾引。黄今春出身富商，自己做了几十年中医，也颇有些积蓄。他很舍得下本钱，给郭桂珍看病不但免收诊疗费，连中药也是凭他的条子由中药店免费配制。除此之外，还经常送钱送物。郭原本就不是什么正经女人，生性又贪，渐渐就跟黄老头儿好上了。
抗战胜利，镇江又成了江苏省的省会（日伪时期伪江苏省省会迁往苏州）。黄今春有位自幼就要好的结拜弟兄莫伯雄，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作战时受伤瘸了一条腿，不适宜再在部队待下去，回到地方上干起了保安团兼警察局的双料顾问。黄今春刚跟这位盟兄续上关系，他跟郭桂珍的事儿就穿帮了，被牙医苟兴知捉奸在床，一顿暴打。
苟兴知还不解恨，正盘算如何收拾这对狗男女时，黄今春的报复来了——当天晚上，苟兴知就被保安团抓去，一番拷打后又送往市警察局，随即被逮捕，罪名是“私人民宅，蓄意行凶”。他原以为关上十天半月就可以释放，有个以前经常去他那里看牙的看守员悄悄向他透露，警察局已经在准备一应材料了，听说要把他送上法庭，估计会判五至七年。苟兴知听了之后倒也没有太吃惊。因为他自己以前就干过特务、宪兵、警察，知道行业黑幕，料想黄今春必有背景，已经跟警方通过气了。那他又有什么应对之策呢？
当晚，苟兴知越狱脱逃。
上述情况是苟兴知请他的乞丐朋友钱宝山喝酒时告知的，他没有透露自己越狱之后的那两年多时间去了哪里、在干吗，只说他是镇江解放后才回来的。一打听，老婆郭桂珍已经不知去向，而黄今春这老家伙尚在人世，不过由于迷恋酒色，纵欲过度，已经中风瘫痪一年有余，全然一副风中烛雨里灯奄奄一息的样子，只待阎王爷派出的勾命小鬼把他提走了。本来，苟兴知是准备视情况设计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法子要了那老色鬼的性命的，有仇不报非君子嘛！可现在黄今春已经这副模样了，如若送其下了地狱，万一事不周密穿了帮还得为老家伙赔命，不值得。因此，苟兴知不准备弄死黄今春。但仇是一定要报的，于是就另外想了个法子——待黄今春病亡后一把火将其连棺材带尸体烧了！
新旧政权在纯刑事方面罪与非罪的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无什么差别，旧时那些被认为属于犯罪的行为如杀人、纵火、抢劫、盗窃、拐骗、强奸等等，在新社会同样属于犯罪；而那些诸如小偷小摸、小打小闹之类，不过关押几天也就了事了。苟兴知干过特务、宪兵、警察，知晓旧社会的法律，跟新社会一比较，寻思焚烧尸体即便被发现，最多不过关几天，况且那黄今春利用行医之便奸淫妇女之恶行在镇江是出了名的，那是恶霸行为，在旧社会因其与伪政权官员有勾搭拿他没办法，如今解放了，应该得到清算。因此，焚烧这种人的尸体，估计新政权也不会太认真追究。这厮去了西天，我苟某人作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还不行？当然，焚尸那样的腌臜活儿，苟兴知自己是不会干的，得找人代劳，继而就想到了以前干伪警察时的耳目钱宝山。
苟兴知请钱宝山喝酒，就是为了这桩活儿。他把前前后后一应情况如此这般跟钱宝山说了说，然后把一张十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十元，下同）放在钱的面前，说老钱你掂量一下是否愿意干，干的话我这边可以支付二十万元酬金，这是定金，另一半待事成之后支付。对于钱宝山来说，这是桩求之不得的买卖，既能挣大钱（当时镇江地面上的二十万元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又不用担甚风险。退一万步说，即便被发现了折进局子，也不过吃几天官司，政府还供饭食，比他街头行乞破庙栖身似乎也差不到哪里。当下便一口答应，收下了定金。
苟兴知跟钱宝山说这件事时是10月5日，两人分手时苟兴知让钱宝山从次日起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都须去黄今春住所门口，看那老色鬼挂了没有。
钱宝山从10月6日一直转悠到10月16日，那天一大早便兴冲冲去找苟兴知，黄今春今天早晨五点半咽气了。苟兴知嘘了一口气，掏出一张五千元钞票递给钱宝山，说老钱你辛苦，还没吃吧？拿去吃个早点。这几天你还要辛苦一番，要留意黄家何时出殡，必须一直跟踪到黄家祠堂，看清楚黄今春那口棺材摆放在哪个位置——我听说黄家祠堂里长年停放着十几二十口棺材，别搞混了误烧了其他死人。
10月20日，钱宝山向苟兴知禀报，说装着黄今春尸体的那口棺材昨天下午已经用船载运到黄家庄了，他步行去了那里，还趁乱混进祠堂亲眼看了那口棺材停放的位置。苟兴知说那你就听我招呼准备下手吧。
钱宝山原以为次日即可下手，可是一连两天都没有消息。他的积极性甚高，心里老是惦着另一张十万元钞票，生怕苟兴知变卦。到了傍晚，他忍不住就去苟兴知家门口转悠，一看却是铁将军把门。以他一个叫花子的身份，自然不便向邻居打听苟兴知去了哪里，只得忐忑着离开。
10月23日下午，苟兴知露面了。他对钱宝山说老钱你今晚下手吧，有把握吗？钱宝山说这又不是杀人，苟先生你尽管放心，明早听我的好消息！苟兴知于是跟他约定第二天傍晚南门“正香面馆”门口见面。
当晚，钱宝山便潜入黄家庄，攀墙而入进了黄家祠堂后院作案，完事后返回市内栖身的土地庙。
今天傍晚，钱宝山如约去了南门，和苟兴知在“正香面馆”门口见面。他原以为苟兴知会请他吃面的，还特地换了身虽然打着补丁但还算干净的衣服。哪知，苟兴知甫一照面便耷拉着一张睑，冷冷地说：“老钱啊，你烧错了棺材！”
钱宝山大吃一惊，寻思绝对不可能，要知道他之前是去黄家祠堂看过的，虽然不识字，认不得棺材横头钉着的木牌牌上写着的死者名字，可停放的位置却是记得牢牢的。苟兴知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份意思，又说：“我今天上午特地赶到黄家庄去看过了，确实是烧错了。被你烧掉的那口棺材是黄氏家族另一个亡人的，昨天中午刚从城里运过去。”
钱宝山这下相信了，嘟哝了一句：“唉——没想到还有这个岔子！”
苟兴知给了他五千元钱，说老钱你自个儿吃碗面吧，我有事，今晚还要辛苦你跑一趟。苟兴知生怕再出岔子，从身上取出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写着碗口大的一个黑字：“今”。苟兴知嘱咐说：“这回你下手前先划根火柴看一下棺材横头木牌上那三个字，瞅准中间一个与这个字相同的，那就是正主儿了。”说着，又从自行车前面的车筐里拿出一个军用水壶递给钱宝山，“捡些废纸碎木片带去，把这里面的煤油全部倒上，等确实烧着了再离开现场。”
钱宝山再赴黄家庄。哪知这一去就落在姚大头手里了。
五、检举信的来龙去脉
专案组带着钱宝山返回镇江市内，穆容汉随即指派侦查员胡真力、宋秉钧传讯苟兴知。苟兴知初时还想抵赖，等侦查员把钱宝山叫出来，不得已才承认是他指使钱去焚烧尸体的。
苟兴知交代的内容跟钱宝山所说的相同。由于被钱宝山焚烧的尸体之一是鲜荷巷凶杀案的被害人黄继仕，所以专案组于10月25日开始对苟、钱两人所交代的内容进行调查。需要调查的情况有以下几点：一、苟兴知、钱宝山在黄继仕被害的那天(10月20日)晚上的活动情况；二、苟兴知与叫花子钱宝山是否确实如同他们自己所说是“多年朋友”；三、苟兴知之妻郭桂珍被老中医黄今春勾引，后来又因此遭黄今春的陷害是否确有其事；四、苟兴知越狱后的这几年去了哪里，如何谋生，最近为什么又回到镇江定居。
四个侦查员分头调查下来，最终确认钱宝山、苟兴知交代的情况属实。两人的相识始于抗战前苟兴知当国民党警察时。因为苟兴知经常奉命调查刑事案件的线索，有时需要向乞丐打听甚至请乞丐相帮跟踪什么的，钱宝山人比较机灵，就被苟兴知看上了。日伪时期，苟兴知去当时的伪江苏省会苏州市给日伪当特务，跟钱宝山不再联系。后来，苟兴知回镇江从事自由职业做起了牙医，又跟每天在街头转悠着行乞的钱宝山碰面了。他倒还念着旧谊，每每在钱宝山行乞不顺饥肠辘辘时请他吃碗面、给几个零钱，钱宝山几次害牙病，也是苟兴知给免费治疗的。因此，钱宝山对苟兴知怀着一份感恩之情。
苟兴知当年越狱后，先是逃往南京投奔一个在苏州日伪警察局一起当差的朋友赵某。赵与苟是同时离开苏州回其南京老家经商的，这时开了一家米店。听说苟兴知的遭遇，赵某收留了他，让他在米店帮工。几个月后，赵某一个开竹行的连襟纪老板从芜湖来南京串门，跟苟谈下来，认为这人不错，而他正好需要一名账房先生，遂邀请苟兴知前往。赵某跟连襟说了苟兴知越狱在逃的事，纪老板说我不在乎，这种人反而会死心塌地为我干活。
在芜湖“和顺竹行”做账房先生的苟兴知跟东家纪老板处得很好，纪老板甚至还为苟兴知张罗对象。不到两年，芜湖解放，竹行老板纪胜曾夫妇一番商量后，决定关了竹行去乡下养老，苟兴知只好另做打算。
之前，纪老板已经给他在竹行落了户口，在国民党政权芜湖市民政局有户籍底根，新政权接管后，户籍资料转到了公安局，苟兴知便去公安局打听自己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公安局的同志听他说了在镇江被人陷害折进了局子，又越狱跑到芜湖谋生等情况后，说镇江也已经解放，如果你所说的情况属实，相信当地政府不会把你当逃犯对待的。你可以回镇江，芜湖这边为你出具证明——当然，你在芜湖这两年的情况我们要经过调查确认没有问题才能出具。
这时竹行正准备歇业，当然离不开苟兴知这个账房先生。他便留下继续效力，同时也向芜湖公安局递交了出具证明的申请。8月上旬，竹行终于歇业，公安局的证明也开出来了，于是，苟兴知就回镇江了。回到镇江后，因为历史上当过反动警宪特，他便主动到公安局登记，顺便也说了自己越狱之事。公安局的经办人记录下来后让他回家，该干吗还干吗。
专案组为调查上述情况，不但在镇江折腾，还派两名侦查员去了趟芜湖，最后认定苟、钱焚尸与本案无关。
11月1日，专案组对鲜荷巷命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这回的调查重点是请代书先生写检举信的那个烫发女人。
之前，穆容汉单枪匹马调查那三十七封检举信时，曾经走访过九位在邮电局门口设摊的代书先生和马路边上的测字先生，结果发现那九封检举信系由同一女子分别请这九位先生代书的，这就引起了他的怀疑。那时穆容汉就想对此展开彻查，可是苦干手中无人，而此事又没立案，所以也没办法要求上级增派力量，只好另辟蹊径。现在，穆容汉是专案组长，虽然这个专案组连他在内不过四个侦查员，可是要查那个四十来岁的烫发女子已经不成问题了。
穆容汉把那九个代书、测字先生的摊头位置以及姓氏写下来，几个人作了分工，徐紫山、胡真力、宋秉钧三人各负责查两个，剩下三个由他去查，要求宁可多花费些时间，一定要把活儿做好做细，千万不能草草过场。
一干人上午九时许离开大西路分局，调查结束返回专案组办公室时已是下午两点多。穆容汉因为多走访了一个对象，所以是最迟返回的一个。一进门，他那双锐眼只一扫溜，就从各人脸上的神情判断出没有收获。一问，果然。他自己呢，也没有访查到有价值的线索。
四人凑在一起作了详细交流，发现大半天的走访不但毫无收获，还把原本像是清晰的线索弄模糊了。比如，对那个烫发女子的描述，四个人就有四种版本，年龄、身高、体态、相貌、肤色、衣着等特征跟穆容汉之前打听到的都有所不同。细细一想，并不是大家的走访工作做得不细致，而是走访对象描述时根本心不在焉，信马由缰随便敷衍几句而已。
那么，往下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议了一阵，不得要领。看看已到下班时间，穆容汉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下班，明天再说。
穆容汉这些天办公在大西路分局，住宿仍在市局后面的集体宿舍。集体宿舍有两道大门，一道是和市局办公区域连通的前门，另一道是朝后面马路的后门。从大西路过去，应该是走后门近些，不过穆容汉因为要从市局正门门卫室取报纸和信件，所以每天都是从正门走的。今天也是这样，他从门卫室取了邮件，骑着自行车穿过大院时，被秘书股干事小姜唤住，说有群众来信，领导让交给专案组。
穆容汉接过这封已经拆开的信函，一看信封就觉得似曾相识，回到宿舍抽出信纸，原来又是一封举报“九头鼠”的信，看内容，跟之前收到的那三十七封如出一辙。再看信封，就是邮电局营业窗口出售的那种竖式牛皮纸信封。邮电局出售的信封是由该行业自己设计后请印刷厂印制的，多年来使用同一种版子，信封大小、纸张质地跟外面文具商店出售的并无差别，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右上角多了一个红色铅字：“寄”。
次日上午，穆容汉把这封信给徐紫山、胡真力、宋秉钧传阅了，说这肯定是某位先生代书的，我们这就出去调查。
调查很快有了结果，这封信是在宝塔路邮电局营业厅门口的一个新近从事代书营生的包姓老先生写的，但包先生也说不出其他线索，穆容汉只好就此打住。
之后两天，侦查员继续四处奔波，依然是劳而无功。11月5日上午，侦查员正在分局食堂午餐时，有人叫穆容汉去接听电话。电话是西津派出所打来的，对于专案组而言乃是一个好消息——
半个多小时前，在永晖路摆测字摊头的邹先生替一个老板模样的男子测字，轻而易举地哄得了一万元，很是高兴。送走了对方，忽然听见马路对面摆零碎洋布摊头的花老二扯着一张破锣嗓子吵架。邹先生跟花老二关系还不错，便打算去劝架。穿过马路一看，不由得一个激灵——跟花老二吵架的那位，竟是一个多月前来自己摊头上请他代书检举信的烫发妇女。邹先生为此事有点儿恼火。因为写了那封检举信，公安人员已经到他的摊头上查问过两次，浪费了时间不说，还弄得周围人以为他做了什么违法之事。邹先生性格还算沉稳，生怕认错了人，没敢立马去报案，而是在旁边仔细观察。
那个妇女是到花老二摊头上来买布头的。她和一个男子同时看中了一块印花布，那男子已经在掏钱了，被她一把抢过来。那男子不想跟她争吵，悻悻而去。对于花老二来说，张三买李四买都是一个样，只要照价付钱就是了。哪知，那个男子离开后，烫发妇女忽然改变主意说不想买这块花布了，除非便宜两千元。花老二当然不依，两人就吵了起来。
邹先生看得真切，确认自己没有认错人，四下一望，正好看见管段西津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路过，于是迎上去拦住了悄声说了说情况。那民警一听顿时来劲，上前分开围观人群。花老二还以为民警是来处理纠纷的，正想抢着开口，那妇女已经被民警一把揪住，邹先生作为旁证，也跟着一起去了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那妇女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请自坐，说不就是写检举信的事儿吗？这又不犯法，弄得那么一本正经干吗呢？派出所民警之前听邹先生说市公安局来人向其两次调查写检举信之事，料想必有隐情，便向领导请示。领导说既然是市局调查这事，那就报告市局吧。
当下，穆容汉便派人去西津派出所把那烫发妇女带到分局。
这个妇女名叫何菊香，无业，住檀山路草纸巷，已婚，有三个未成年子女，其夫冯耀朗是私营“保固修船厂”的会计。“保固修船厂”是一家抗战前一年开张的私企，原是只有十几人的修船作坊，抗战伊始毁于日寇的轰炸，老板邱夏风破产后只好沿街叫卖糕团谋生。这样过了两年多，有一天他应邀上门给新河桥的一户人家制作重阳寿糕。那户人家姓印，老主人已经八十岁，前清时做过六品文官。印老爷子精谙风水，擅长看相，那天他品尝了邱夏风制作的重阳糕，赞不绝口，兴之所至，便给邱夏风看相，断言他虽然遭遇厄运，但逆境将过，即将苦尽甘来。
老爷子这话邱夏风也没当回事。哪知，一个月后的一天，印家佣人阿锁忽然找到他，说主人有请。他暗吃一惊，不知有什么事儿。随阿锁登门，主人——就是印老爷子的大儿子、在铁路局做工程师的印先生说，安徽老家来了个亲戚马先生，要在镇江投资一家船舶修造厂，请印家相帮物色一个懂行又可靠的代理人，印老爷子就推荐了邱先生。就这样，邱夏风做起了船舶修造厂的厂长。
邱夏风跟那位马先生的合作是现钞加红利的方式。红利提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拿现金，另一种是折合股份，邱夏风选择了后者。这样到了1945年，邱夏风已经持有工厂20%的股份。初秋抗战胜利后，马先生跟他商量扩大工厂规模，他表示同意，并提取自己的股份购买了一块土地，准备以土地入股。接着，他给在芜湖的马先生写信，让其来办理土地交割手续，马因故爽约未赶到镇江。邱夏风寻思，反正要清理那块土地上的几间破草房，何不先雇人干起来。他做梦也没想到，叫了几个短工清理时，竟在草房后面的荒地里挖得一口陶瓷瓮，内有三十两黄金、五百两白银。民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地下埋藏均归地主所有，这样，这笔巨财就成为邱夏风的法定财产。马先生得知后，后悔自己未按约前来办理土地交割手续，否则这笔金银的一大半就是他的了。他为此极为郁闷，一怒之下就放弃了跟邱夏风的合作。邱夏风于是就自己开了修船厂，仍叫“保固”。
不久，马先生忽然登门。原来亲戚印工程师对他说了已故父亲当年给邱夏风看相之事，马先生深以为然，认为邱的发迹乃是天意，要求重新合作。邱夏风生怕对方有对自己不利的念头，婉言相拒。不过，念及当初对方相邀自己出任厂长因而得以发迹之恩，他承诺如果日后马先生有什么难事来找他，他一定伸手相助，决不食言！
三年后，镇江解放。这时，马先生已经关闭工厂，长住芜湖。而镇江解放前三天，马先生正好来镇江办事，因战事就留下了。4月25日晚上，马先生忽然拜访邱夏风，说有事相求。什么事呢？他说他白天在“燕云阁饭庄”看见长江大盗“九头鼠”正与人一起用餐，看样子此人已经在镇江定居，而且混得还不错。马先生说他明天就要回芜湖，下次还不知何时再来镇江，要求邱夏风待共产党站稳脚跟，人民政府挂牌后，代其向共产党举报。
邱夏风当下一口答应。不久，就把这事跟厂里的会计冯耀朗一五一十说了，说冯先生你有学问，字又好，马先生的检举信就请你执笔了。冯会计自无二话，问落款是写马先生呢，还是写船厂？邱夏风寻思这事其实跟船厂没有关系，跟我邱某更是沾不上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九头鼠”，还是不留落款吧。
五十岁的冯耀朗是个老夫子，性格固执，行事专注。他听老板说“九头鼠”是长江大盗，料想如其落网，那么在镇江地面上必是一桩特大新闻，《前进日报》（中共镇江地委1949年5月26日创刊的机关报，当年12月31日停刊）肯定会报道，政府门口的宣传栏也必有说法。可是，他把检举信寄出后，却并无反应。他跟妻子何菊香一商量，何说没准儿那个“九头鼠”已经混进人民政府了？或者在政府里有铁哥们儿包庇他？看来只有多写几封检举信，分寄市公安局、分局和派出所，不信每个收到检举信的民警都是这家伙的哥们儿！冯耀朗认为妻子言之有理，决定采纳这一建议。何菊香性格比较开朗，而且胸无城府，敢想敢说也敢做，她对丈夫说，我反正闲在家里也没啥事儿，这样吧，我也帮你投寄一部分检举信，大不了破费些零钱，让人代书就是了。于是，这对夫妇从5月底至前天，一共寄出了三十八封检举“九头鼠”的信件。如果今天不是被邹先生认出，他们还会写下去。
穆容汉问明了“保固船厂”的地址，派徐紫山、胡真力立刻前往该厂传讯邱夏风、冯耀朗。一会儿，那二位到了大西路分局，侦查员分头跟两人聊下来，所述情况跟何菊香的说法相吻合。当然，这仅是他们三人说说而已，还得鉴定冯耀朗的笔迹是否跟其余信件的字迹相同。镇江市公安局接管了原国民党江苏省警察厅，所以有笔迹鉴定技术力量，这在当时全国地级市中独一无二。鉴定结果表明，其余信件确实出自冯耀朗之手。
检举信的情况查清楚了，可是，关于检举信的内容来源还需要调查。
六、“九头鼠”和“水神教”
11月6日，专案组留下宋秉钧值守办公室，穆容汉、徐紫山、胡真力三人前往芜湖找马先生调查。
马先生名叫马举运，回族，其曾祖父原是西北清朝军队的下级军官，后来随军开拔到芜湖驻守，作战中负伤致残，领了一笔抚恤银子后在当地娶亲安家，从此就代代居于芜湖。马家与镇江印家的亲戚关系，起始于马举运的姑姑马秀梅嫁给六品官员印老爷子做了如夫人。印老爷子很喜欢她，几年后太太因病去世，就将她扶为正室。不过，马秀梅福薄，似乎不是做官太太的料，才一年就病殁了。印家重情义，马秀梅死了，与马家的关系还在，两家还是经常走动。
马举运的曾祖离开行伍后开始经商。芜湖紧挨长江，又是江南鱼米之乡，他跟军方又有点儿关系，因此他的生意以经销军粮为主。两代人做下来，到马举运的祖父晚年时已是当地富豪之一。不过，到了马举运的老爸马芝贵那一代，家道渐渐衰落，到马举运手里，这才稍有好转。这时马举运已经关闭了传了三代的粮行，改做五金生意。他跟“九头鼠”的那次惊险相遇，就是在一次携款前往上海进货的途中。
抗战爆发那年暮春的一天，马举运接到上海方面的一封加急电报，告知之前他预订的一批英国五金货品已经运抵，让他尽快前往提取。本来已签订合同并预付了定金，供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当时形势紧张，国民政府已经在上海至南京一线大规模构筑防御工事，急需大量五金配件。这种情势下，军方可以以“征用”的名义把五金批发行刚刚到手的货品直接运走，款子当然是会照市价给付的，但五金批发行方面与客户之间的信用就成问题了。因此，批发行拍发加急电报催促马举运赶快去提货。
马举运事先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把准备好的货款交钱庄经营短期理财产品了，只好通过所有渠道向各方紧急筹款。待到最后一笔款子到手，已是傍晚六点。当时从芜湖到上海最便捷的就是走长江水路，当晚八点有从汉口开来的英商怡和公司的客轮在芜湖停靠，马举运只有搭乘这班客轮才能尽快赶到上海。轮船码头在长江南岸的芜湖，而他当时还在长江北岸与芜湖直线距离十余公里的裕溪口乡下的地主张老财家里。
裕溪口现在已是中国著名煤港，属于芜湖市鸠江区的一个街道，当时却是一个小小渔村。马举运要过江并赶到客轮码头，什么汽艇、小火轮都别想，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张老财立刻让家里的两个长工从船坞撑出平时专供他使用的快船，吩咐架起双橹，火速把马先生送到芜湖。马举运一上船，二话不说便掏出两枚银元分递两个长工，作揖道：“二位，拜托了！”
长工得了好处，自是卖力。船至长江中心，天色已是全黑。正行驶间，江面上忽然传来尾音拖得长长的尖厉口哨声，两个长工闻之手一抖，两支橹竟然都从橹眼里脱落，木船失去动力，被江水冲得团团打转。刚重新把橹架上，两条流线形小舟已到眼前，一左一右把马举运的这条木船夹住。对方一共四人，手持驳壳枪，背插大刀，腰间还有匕首，声音和手电光是同时过来的：“三位，听说过‘九头鼠’吗？”
两个长工先前听见那独特的口哨声就知道是遇上哪位了，当下颤声答道：“听见开道哨，就知道是九爷驾到……”
手电光照到马举运脸上：“你呢？”
马举运从未经历过这等阵势，吓得魂不附体，闭着眼睛嘴里支支吾吾连他自己也不知在嘟哝些什么。
一声痰咳，这是信号。一个水盗抽出背上的大刀架到马举运的脖颈上。手电筒往斜上方打光：“你睁开眼睛看看老子！”
马举运只好睁眼。也就是这一瞧，让他永远记住了“九头鼠”那副脸容。十二年后，镇江解放的第三天，他一眼就认出了“九头鼠”。
这次长江遇险，马举运从张老财那里借来的一千大洋悉数被劫，这笔金额在当时的芜湖市场上，可以购买大米一万六千斤或者龙头细布一千丈。钱没了，那笔五金货品自然没法去提取了，因为失约，连预付的定金也被对方扣了，可谓损失惨重。
马举运既然对“九头鼠”深恶痛绝，为什么1949年暮春在镇江发现对方后没有马上举报呢？马举运解释说，那天“九头鼠”穿着一套七成新的蓝色中山装，手里还拿着一个公文包，看他那副样子像是“公家人”；而和他一起在饭店用餐的三个男子，有两个是穿解放军军服、佩军管会牌牌的。这等情势下，他哪敢造次？
穆容汉觉得这个解释说得通。马老板一直生活在国统区，从未接触过共产党，估计也从未听说过关于共产党的好话，对于军管会张贴的《入城布告》中那一条条承诺，他大概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不会也不敢贸然出面检举“九头鼠”，他甚至不敢保证在认出“九头鼠”的同时对方是否也认出了他。因此，以他的社会经验，只有离开镇江远避芜湖，而检举之事就委托邱夏风去做了。事实上，对于检举他一直不抱希望，所以这段时间从未跟邱夏风联系过。
那么，马举运遇劫后，是否打听过“九头鼠”的底细呢？马老板说他打听过，只听说此人是活跃于长江上的江匪水盗，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无恶不作。过了两三年之后，忽然听不见此人的消息了。
穆容汉和徐紫山、胡真力交换了意见，认为“九头鼠”虽然已被杀，但为查清其被杀的原因，还是有必要调查其底细。芜湖是“九头鼠”活动的区域，正好有调查的条件。
侦查员在查阅芜湖市公安局提供的民国时期当地会道门、刑事犯罪团伙的资料时，发现了“九头鼠”的一些情况——
“九头鼠”本名喻仕锟，字芝容，出生于安徽布政司太平府繁昌县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系其父喻明道膝下五个子女中唯一的儿子，故深受宠爱，全家节衣缩食供其接受教育。喻仕锟后来考进了芜湖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当了一名乡村初级小学老师，干着与其父同样的职业，不过他是在县教育局有编制的公家教师。二十一岁那年，喻仕锟娶本县商人褚硕石之女褚晓玲为妻。褚硕石系喻仕锟的姨父，其妻是喻仕锟母亲的同胞姐姐，褚晓玲比喻仕锟大一岁，两人是表姐弟。当时没有禁止三代以内近亲结婚之说，所以这对表姐弟就成为夫妻了。
喻仕锟的人生悲剧就是缘于这门亲事。他的姨夫兼岳丈褚硕石系行伍出身，早年曾在军阀段祺瑞的部队当过营长，负伤退伍后回到家乡经商。旧军队是不设军人档案的，如果设立档案并且如实填写的话，那么有二十多天时间褚硕石是无法找到证明人的——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他被皖南一伙土匪俘获后带到山中。土匪从其口中获取了情报后，顺利作案。然后，土匪就把他释放，还给了他一些银洋，表示大家从此就是朋友了。褚硕石回到部队后，方知由于他提供了情报，致使他所在部队的一个仓库被抢劫并烧毁，损失惨重，守卫仓库的军人被打死了十一个，其中就有他的弟弟和妹夫。
数年后，褚硕石退伍回乡。那伙土匪根本不知道当年被他们打死的那十一名军人中有褚的亲人，因为曾表示过“大家以后就是朋友”，听说褚营长回乡经商，所以几个头目备了礼物特地赶到繁昌来拜访。褚硕石跟他们见面时，眼含笑意，心中却在冒火。他一面热情款待，一面密嘱心腹在这些人喝的酒、吃的菜肴中放入毒药。结果，在当晚返回山寨的途中毒性发作，五个土匪头目、七个跟班悉数倒毙于荒野之中。那伙土匪没了头目，不久就散伙了。
一晃十二年过去，当年被老褚毒毙的五个土匪头目之一的儿子长大成人，重新纠集了一伙武装。经过调查，他大致上弄清了当年父亲死亡的原因，决定实施报复。
喻仕锟娶老褚家闺女一年后的那个除夕之夜，褚、喻两家聚在一起过年守岁。当晚，土匪突然杀上门来，褚、喻两家大小二十一口悉数毙命。喻仕锟命大，土匪登门时正好去后门外小解，听见动静不对，拔腿就逃，因而捡得一命。
喻仕锟意识到自己在家乡已经待不下去了。土匪讲究的是斩草除根，他如若留下继续做小学教师，是否活得到开学还是个问题。而且，他还要为喻、褚两家复仇。从此，喻仕锟这个名字就消失了。不久之后，安徽、江苏交界一带的长江水域出现了一伙自称“水神教”的江匪，“九头鼠”是其中一个头目的诨号。
资料中有一张日伪时期芜湖日军宪兵队发布的通缉令，十二名通缉对象中，“九头鼠”位列第一，并配有他的照片。经比对，与黄继仕的照片一致。由此可以断定，黄继仕即是喻仕锟，也就是江匪“九头鼠”。
资料的末尾还说，民国三十年以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九头鼠”的消息，“水神教”也销声匿迹，据说是由于内讧散伙了。侦查员注意到了“内讧”二字，难道“九头鼠”是因为“水神教”内讧不得已远避镇江的？要弄清这个疑团，还需要继续调查。
怎么调查呢？穆容汉和徐紫山、胡真力一番商量后，认为有一条捷径可以走，那就是从在押的被捕人员中查摸关于“水神教”的线索，查到了“水神教”，大致上也就可以知晓“九头鼠”当初为何改名换姓远避镇江了。
穆容汉出面跟芜湖市公安局接触，请求协助对此进行调查。芜湖警方为了让镇江同行尽快完成调查使命，由市局秘书股特地向市局、分局的政保、治安（含刑侦）科室发了一份书面通知，要求各单位提供在押人犯中是否有“水神教”成员。当天，反馈就回来了。市局刑侦队侦查员老陆说，他手头的一名涉案人犯刘懿就曾是“水神教”的喽啰。
11月7日，侦查员前往看守所提审刘懿。看到日军宪兵队的那张通缉令，刘懿立刻认出了“九头鼠”。他告诉侦查员，当年“九头鼠”为报家仇，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两年后和七名弟兄开小差逃跑，带走了部队的大量武器弹药。凭着这些资本，他拉起了一支武装，打出了“九头鼠”的旗号。不过，他的仇似乎也没有报成，因为杀死其父母、岳父两家的土匪已经因内讧而散伙了。但“九头鼠”既然迈出了这一步，就没法回头了。
抗战爆发后，“九头鼠”的这股武装还跟日军打过一仗，损失惨重。不得已，“九头鼠”匪帮集体加入了“水神教”，“九头鼠”成为该帮伙的五个头目之一，坐第四把交椅。几年后，“九头鼠”突然失踪，“水神教”说他是“叛教分子”，发出了江湖追杀令。不过，一直到“水神教”散伙，也没听说是否追杀到了。
“九头鼠”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了，可专案组诸君仍是不得其解：“水神教”散伙了，按说对喻仕锟这个“叛教者”的追杀也就相应结束了，他怎么会被人杀害在镇江呢？
七、水落石出
专案组留用刑警徐紫山这年正好五十挂零，连续工作多日，这次赴芜湖外调又受了些风寒，回到镇江就发起了高烧。他还不吭声，坚持参加案情分析会，被穆容汉发现不对头，立刻送医院了。
穆容汉意识到，自己和小宋年轻身体好，能够这样日以继夜连轴转，徐、胡二位老刑警是不能这样工作的，当下就命令胡真力回家休整两天再来上班。又想到宋秉钧正在恋爱，也得照顾，干脆也放其一天假。他自己则留守办公室，整理这次赴芜湖外调所获得的材料。
穆容汉于刑侦工作纯属新手上路，他从未参加过刑事侦查活动，也不像另一新民警宋秉钧那样参加过苏南行署公安处举办的公安业务短期培训班，所以其实连卷宗材料该怎么整也不大清楚。不过，这难不倒他这样的机灵角色。不会，看看小宋怎么弄的就明白了，依样画葫芦总不会错。哪知，他一看宋秉钧这几天留守时整理的卷宗，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
黄家庄黄家祠堂焚尸案破获后，乞丐钱宝山及指使人苟兴知被拘留，专案组当时调查的结果是钱、苟两人与鲜荷巷命案无涉，遂把两人交由分局治安股处置了。不过，由于此事是专案组调查的，所以一应材料还是归入本案卷宗。宋秉钧这几天留守办公室做的部分工作就是把相关材料编号装订，然后放入卷宗袋。现在，穆容汉要看看整理材料的格式，就把小宋整理的那些材料拿出来翻阅，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苟兴知越狱脱逃后，先是去了苏州，后又去了芜湖，在该市“和顺竹行”当了一名账房先生。引起穆容汉注意的正是芜湖这个地名。“九头鼠”喻仕锟是与芜湖接壤的繁昌县的，加入“水神教”后又在以芜湖为中心的长江水域活动，发通缉令的曰寇宪兵队是芜湖市的，最后，“九头鼠”也是在芜湖消失的。而指使乞丐钱宝山焚烧两具尸体的幕后人苟兴知恰恰在芜湖待过两年。穆容汉寻思怎么这么巧，芜湖这个地名反复在本案中出现。
接着，他把钱宝山、苟兴知的两份讯问笔录挑出来仔细阅读，又发现了一个疑点：钱宝山接连两天先后焚烧了黄继仕（喻仕锟）、黄今春两具尸体，使用的燃料有所不同，头天烧黄继仕用的是汽油，次日烧黄今春用的是煤油；盛放的容器也不同，头天盛放汽油的是那个“老三村醪”的酒瓶，次日盛放煤油的是一个旧的军用水壶。
于是问题随之出现。据钱、苟两人说，他们之前都以为头天焚烧的就是黄今春的尸体。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头天使用汽油是没错的，因为汽油比煤油的燃烧效果要好得多。问题是盛放汽油的容器似乎不对头。汽油的挥发性之强众所周知，既然盛放的容器有酒瓶和军用水壶两样可供选择，为什么不用防挥发性能显然优于酒瓶的军用水壶呢？
这时，宋秉钧忽然来分局了。小伙子知道工作忙，有半天时间跟女朋友见个面聊聊已经很满足了，心里惦着工作，所以又赶来了。小宋听穆容汉一说新发现的疑点，深以为然，拿过笔录看了看，说钱宝山、苟兴知都没说酒瓶、水壶的来源，看来有必要了解一下。
分局治安股接手钱宝山、苟兴知焚烧尸体案之后，因为警力紧张，还没有讨论过应该如何处置，这两人依然被关在分局看守所。当天下午，穆容汉、宋秉钧去了看守所，分别对两人进行讯问。苟兴知对此的解释是，10月24日上午他去黄家庄查看，发现钱宝山烧错了尸体，心里很是恼火，决定当晚再次下手。返回城里经过关帝庙旁边的“祥茂旧货行”时，顺便买了这个旧水壶，出门后又在距旧货行不远的“陈瞎子杂货店”灌了一壶煤油。
穆容汉、宋秉钧随即对苟兴知所说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这是他们侦查本案以来最轻松也最有效的一次调查
从大西路分局去南门，先要经过“陈瞎子杂货店”，往前才是“祥茂旧货行”。穆容汉、宋秉钧并不知道这点，踩着自行车经过“陈瞎子杂货店”时方才发现。这是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铺子，出售各类生活日用品，也卖煤油。两人正要上前询问，发现旁边墙上贴着一纸告示：本店因故暂停营业三天，二十六日开始正常营业，特向顾客致歉。落款日期是十月二十三日。
穆容汉、宋秉钧互相看了一眼，意思尽在不言中：“九头鼠”尸体被焚是23日晚上，苟兴知去黄家庄查看是24日，那天“陈瞎子杂货店”没开门，苟兴知怎么会拿着军用水壶来打煤油呢？难道他记错了日子？
两个侦查员来到柜台前向老板陈瞎子（是绰号，并非盲人）询问。陈瞎子一个劲儿摇头，说从来没有顾客拿着军用水壶来打煤油的，能装煤油的水壶那说明是好水壶，好好一个水壶，哪有用来装煤油的？
那年头人们普遍比较穷，别说军用水壶了，就是一个啤酒瓶也不会随便扔掉，即使没用，也可以卖给收废品的换几个小钱。所以，如果有谁拿一个军用水壶去打煤油，别说前几天的事儿，就是隔十年人家也不一定忘得了。
再问杂货铺24日是否没开张，对方点头称是。
两人又去“祥茂旧货行”了解出售军用水壶之事。人家说是有过，不过那是开国大典后七八天的事儿。部队处理下来三十个旧水壶，低价卖给旧货行，他们就加价20%出售了。即使加了价也便宜，而且市场上根本没有出售的，所以那天拿出来只一个多小时就卖光了。
苟兴知的交代存在重大问题。穆容汉返回分局后立刻奔治安股，关照之前移交的钱宝山、苟兴知两人暂不处置，也不必提审，先关着再说。然后，也顾不上让胡真力休息了，马上通知他来分局，三人吃过午饭后去医院探望徐紫山。徐紫山的烧已经退了，一看三人的神情便知有了新情况，说要不我出院吧。穆容汉说你还是再留院观察一天，不过我们有事儿要听听你这位老刑警的意见。接着，四人在医院的一间空房里开了个简短的案情分析会，经过商议，定下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围绕苟兴知回镇江后的人员交往情况进行调查。
调查一共进行了两天多，从三十多名对象中梳理出跟苟兴知交往比较密切的三个人：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这三人均是苟兴知的旧友。管宝根与苟兴知一起当过伪警察，现是小贩；戚辛汉是轮船码头检票员，系“一贯道”成员；庄行一曾是青帮成员，后因违犯帮规被逐，现在开着一家箍桶店。管、戚、庄三人早在年初镇江、芜湖尚未解放时就数次结伴前往芜湖跟苟兴知见面，两地解放后，时有通信，也分别去过芜湖。8月间，苟兴知返回镇江定居后，四人来往频繁，隔三差五聚餐，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穆容汉把调查情况汇报市局领导，领导随即安排专人密查那三人在鲜荷巷命案发生当晚的活动情况，发现管宝根、庄行一有作案时间。于是，专案组决定采取行动。
11月12日夜间，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被捕。专案组分别对这三人以及还关押着的苟兴知进行了讯问，鲜荷巷命案终于水落石出一
芜湖“和顺竹行”其实是“水神教”在芜湖市内的密点，老板纪胜曾是该帮的一个幕后头目。而“九头鼠”喻仕锟的“叛教”始因，则是其去芜湖市内办事下榻于“和顺竹行”时强奸了纪老板即将出嫁的女儿。出了这种事，亲事自然告吹，纪的女儿也在三个月后跳水自尽。纪胜曾自是大怒，向“水神教”的另外几个头目通报情况后，一致同意解决掉“九头鼠”。不料还没动手，“九头鼠”就失踪了——按照“水神教”的章程，不辞而别视同叛教，继而就发出了追杀令。
追杀令发出两年，没找到“九头鼠”，“水神教”却因内讧导致散伙。可是，纪胜曾要为女儿报仇，仍旧利用原先他所掌握的“水神教”的耳目收集“九头鼠”的线索。1947年纪胜曾聘请苟兴知为竹行账房时，还不知“九头鼠”就隐藏在镇江。直到1948年底，他才得知“九头鼠”就在镇江的水产码头一带混着，具体干什么、如今叫什么名字、住哪里等等则一概不清楚。纪胜曾想起行里的账房先生苟兴知是镇江人，以前还干过警察，三教九流混得很熟，便把调查使命交给了苟兴知。
纪胜曾娶妻妾各一，却只生下一个女儿，自然视为掌上明珠。只要能为女儿报仇，他情愿拿出自己所有的财产。之前几年中，他为调查“九头鼠”的下落花去了大量钱钞，还欠下了若干人情，现在好不容易获得了线索，自是不顾一切地要予以核实。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苟兴知都清楚，他表示他在镇江有靠得住的朋友可以效力，把“九头鼠”的一应情况打听清楚肯定没有问题。当时芜湖、镇江都还没解放，纪胜曾知道苟兴知不便回镇江，便让他给镇江的朋友写信，请他们来芜湖商议此事。
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就去了芜湖。对于他们来说，要打听已经有了大致方位的“九头鼠”的行踪自然不成问题。纪胜曾也真不含糊，当下就拿出六两黄金，每人给了二两。管、戚、庄三人返回镇江后，没费多大周折就把“九头鼠”的情况一五一十查摸清楚了。
往下，纪胜曾就开始考虑如何干掉“九头鼠”了。他虽是“水神教”的幕后头目，参与过多起血腥案件的策划，但毕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商人，而且已经年过六旬，所以此事只有雇凶代劳。这时，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芜湖、镇江一片混乱，即使物色到了杀手，只怕也去不了镇江，一旦被国民党军警怀疑是“匪谍”，性命肯定不保。同样的道理，如果雇佣之前替他打听“九头鼠”消息的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三人干这等要人性命的大事，得把他们请来芜湖当面商量——途中是否安全仍是一个问题。这样，就只好暂时把此事往旁边搁一搁再说了。
渡江战役后，芜湖、镇江都解放了，社会治安也渐趋稳定。纪胜曾几经考虑，决定把干掉“九头鼠”之事交由苟兴知负责，让他跟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三人联系。和苟兴知提起此事，苟表示要“考虑考虑”。纪老板初时以为苟兴知是虑及安全问题，这也可以理解，就等着听他的考虑结果。哪知，一晃两个多月，竹行已经歇业了，苟兴知却还没考虑好。纪胜曾终于明白苟兴知是要等他开出价格。他请苟兴知喝酒，说自己老糊涂了，皇帝都不差饿兵，我纪某怎能把这事忘了？他让苟兴知说个数目，苟兴知却提出，这毕竟是杀人，他不可能自己去干，得让管宝根、戚辛汉、庄行一三人去做，所以，还得跟那三位兄弟计议后才开得了价。
这时，苟兴知已经办好了回镇江的户口迁移之事，没有理由再留在芜湖了，否则容易引起芜湖警方的注意，遂决定先回镇江再说。之后，双方又是通信，又是见面，纪胜曾也到过镇江，最终议定了酬金：二十两黄金，另给二百万元活动经费。
谋杀计划是由苟兴知制订的，管宝根、庄行一负责执行。苟兴知为此特地去了一趟芜湖，请纪胜曾最后定夺。后来想想，苟兴知肯定对此行颇觉后悔，因为他没想到一向惧内的纪胜曾竟然听从了老婆的话，增加三两黄金的酬金，要求把“九头鼠”的尸体焚烧掉，以最大程度地达到报仇雪恨的目的。苟兴知当时寻思，不就放把火吗，人都杀了，烧一把火又有什么呢？于是一口答应。
不过，苟兴知毕竟是干过伪警察的，于侦查有些了解。焚尸的时候万一被发现，他需要一条搪塞的理由，继而他就想到了仇人黄今春。他在回镇江之前就打听过黄的情况，知道这老家伙病人膏盲，大限将至，就把算盘打到了黄今春的头上，只等黄今春一咽气，管、庄立刻下手。至于焚尸，原想让管、戚、庄三人去做，可是他们嫌晦气，都不干，只得物色了乞丐钱宝山。没想到，警方竟然在焚尸这个环节发现了他们的破绽！
专案组随即赴芜湖将纪胜曾及其妻陶莲珠逮捕归案。
1950年2月10日，镇江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纪胜曾、苟兴知、管宝根、庄行一四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戚辛汉、陶莲珠、钱宝山分别领刑二十年至三年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