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国民党保密局从台湾派遣“王牌杀手”封企曾密赴上海，执行“1243”行刺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任务。这一奸谋由毛人凤亲自制订并经蒋介石逐字审核后予以批准，台湾方面认为“必能成功”，但在我大智大勇的公安人员面前，“王牌杀手”最终还是落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法网之中……
“1243行动”
1950年5月12日深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从中央情报部李克农部长处获得情报：台湾保密局将于近日派遣一个名叫封企曾的“王牌杀手”赴沪执行暗杀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代号为“1243行动”的特别任务！
罗瑞卿当即下令：立即将该情报以特级密码拍发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接到这份密电，深感震惊。具体主持上海市公安局日常工作的扬帆副局长当即决定：一、将情报向陈毅市长报告，同时要求警卫处加强对陈毅等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二、立刻组建“‘1243行动’专案侦查组”，全力侦缉敌特封企曾。
侦查专案组在当天下午就成立并开始运转了。侦察员查摸了封企曾的基本情况，得知他是老“军统”，枪法准，精武术，并且极擅长化装，在“抗战”期间曾多次执行过暗杀任务，是“军统”局有名的杀手。封企曾对于上海并不陌生，他在上海沦陷时期，受戴笠的指派潜伏上海滩五年之久，暗杀过八名汪伪官员，据说他在上海有许多关系，这可能也是毛人凤派其执行这一任务的原因之一。在缴获的敌伪档案和被捕的国民党特务的交代笔录中，有不少关于封企曾情况的材料。专案组决定立刻着手理一理。
北京很快转来中央情报部获取的第二份情报：封企曾已于日前抵达上海。
于是，专案组以“查户口”的名义，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一次大搜查；同时布置各分局、派出所对管区内的旅馆、浴室、戏院、电影院、茶馆、书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突击检查。
从5月20日晚8时开始到5月21日傍晚，上海全市各街道、里弄、居民小组，都进行了人口清理工作，这在当时算不上一桩新鲜事，所以惊动不大；与此同时，大批民警突击检查了旅馆、浴室等公共场所。据统计，这次大规模的行动一共抓捕了上海本地和外埠潜逃来沪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反动军官、逃亡地主、“一贯道”头子及其他盗贼、杀人犯等刑事罪犯二百多人，发现线索876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未能缉获封企曾，也没有获得关于封企曾的任何线索。
喝着老酒看《三国演义》其时，封企曾确实已经抵达上海。上海警方在组织全市大搜查时，封企曾正躲在浦东一个名叫“凌家宅”的小村庄里，闭门不出，终日睡觉，好似冬眠的狗熊。
当时是解放伊始，国民党保密局于败逃台湾前在上海布置了为数不少的特务。有的属于特别隐秘的，名单、住址由毛人凤本人直接掌握，以便用于执行特别重大任务。这次封企曾执行的使命，是属于特别重大任务中的重点，毛人凤决定动用这份名单上的两个人，让他们给封企曾安排安全的落脚点，并且根据封企曾的要求协助其执行任务。这两个潜伏特务的名字、地址，是在保密局大陆行动处为封企曾举行的送别宴会上，毛人凤直接提供给他的。封企曾飞快地看了一遍，就把那张三指宽的纸条还给了对方，使毛人凤连声发出赞叹，夸封企曾记性极好。但是，毛人凤没有想到，封企曾并没有动用那两个关系，而是自己找到浦东的这个关系来落脚了。作为一名老资格的特工人员，封企曾是非常谨慎的，他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他自己的感觉，他担心那两位已经受到了上海警方的监控，甚至早已向共产党自首了，糊里糊涂撞上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封企曾之所以看中凌家宅，因为那里是一个既适宜于隐藏又便于开展前期窥察活动的两全地带。这是一个只有18户人家的小村庄，离浦西不远，四周都是密布河汊的开阔地带，往西可去上海市区，往东可直抵东海边，往北通江苏，往南又能去浙江。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他的把兄弟的老爹蒋阿成，其儿子原也是“军统”特务，六年前死于汪伪76号特工总部，之后，封企曾便代死者照顾蒋某，因此和对方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封企曾在以前曾数次来过凌家宅，但他出于职业性的谨慎，对所有人都说自己是做生意的。因此，这次出现在凌家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
封企曾在凌家宅只在抵达时露了露脸，之后便在蒋阿成家后面竹林里的一间堆放杂物的草屋里呆着，让主人在别人问起时就说已经离开了。他则每天喝喝老酒，看看《三国演义》。凌家宅有一个农会小组，组长就住在蒋阿成隔壁。市里开展大搜查时，浦东地区也有配合行动，只不过声势没有那么厉害。乡干部来过也曾问过这位小组长最近村里是否有陌生人住着，那位老兄寻思封企曾是蒋阿成家的亲戚，以前也来过，算不上陌生人，况且已经离开了，便报称“没有”。这样，就被封企曾滑过了。封企曾甚至还不知道上海警方为了缉捕他而进行了一次规模甚大的大搜查。
封企曾准备在凌家宅躲藏一周左右，然后换一处落脚点，然后开始进行“1243行动”的前期准备活动。
这一切，警方自然是都不知晓的。全市大搜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后，专案组经过反复分析，调整了侦查角度，决定还是采取从刚开始着手侦查本案时想到过的从材料中找线索的老办法。与封企曾相关的材料有两类，一是“死材料”，即敌伪留下的档案；二是“活材料”，就是那些知晓封企曾情况的已经被捕或者没有被捕的知情人。专案组临时调集警员86人，连日连夜地进行紧急查摸。一连进行了六天，总共获得线索102条，但是大部分都是没有现实价值的，剩下的小部分也都查不下去。侦查工作眼看即将陷入了僵局。
两天后，有侦察员在讯问一个在押的“军统”分子时，意外地得到了一条线索：有一个名叫汪焯的人可能知晓封企曾“抗战”时期在上海的社会关系。
汪焯现在何处？
据说已被人民政府判了刑，现在提篮桥监狱服刑。
专案组长王得彰下令：“立即提审汪焯！”
5月30日上午，三名侦察员去了提篮桥监狱。经了解，汪焯系“军统”特务，刚被判刑七年。侦察员先翻阅了汪焯在狱中写的《个人自传》，内中确实提到过1941年到1944年他曾在封企曾手下干过跑腿角色，但未提及有关封企曾的情况。汪焯是否知道封企曾的有关情况，只有当面讯问了。
汪焯态度很老实，向侦察员提供了封企曾当年在上海滩活动时的一些情况和所交往的人员，其中有一个就是浦东凌家宅蒋阿成的儿子。1943年2月蒋阿成之子被76号特工杀害后，汪焯曾陪同封企曾去凌家宅吊唁。
浦东凌家宅蒋阿成，这是侦察员从未了解到的一条线索。封企曾和蒋阿成之子非同一般的关系也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灯光下一片硬硬的泥地5月30日下午，侦察员李蒙、滕扣根前往浦东凌家宅调查。当时，那里仅是作为一个怀疑目标，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封企曾确实藏身该处。所以，侦察员还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调查，先找了乡政府负责保卫工作的张副乡长，由张副乡长陪同着去了凌家宅。当时还没有什么生产队，凌家宅又小得算不上一个行政村，所以要说“组织”，那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位农会组长。张副乡长带了李、滕两人去了农会组长的家，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大汉，一脸憨厚相，说话倒很利索，几句话语就道明了侦察员要了解的内容：前几天乡里已经来调查过了，凌家宅最近没有陌生人来过，一切都很正常。
如果事先没有掌握关于封企曾和蒋阿成之子的情况，侦察员很有可能会为对方那种肯定的语气和憨厚神态所信服，转身而去，打道回府。但是，现在侦察员是有的放矢，当然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你们这个宅上有一位名叫蒋阿成的吗？
“有的。”
“他呢？他家有人来过吗？”
农会组长如梦初醒：“有啊！有啊！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老蒋家的客人不是陌生人啊，他是老蒋儿子生前的朋友，是做生意的，经常到凌家宅来的。”
张副乡长开腔了：“谁让你盯着陌生人查来着？上面是让查可疑人啊！”
侦察员至此已经断定这件事查到这里有苗头了，于是要对方说说蒋阿成家来的是什么客人。农会组长一说那人的模样，侦察员差点蹦起来—不是封企曾还能是谁？
稍停，李蒙问道：“那人还在吗？”
“不清楚，我这两天没上老蒋家去过。”
李蒙、滕扣根交换了意见，决定立即去蒋阿成家看看。一行四人个便去了蒋阿成家，却是铁将军把门——蒋阿成出去了。去哪里？谁也不知道。
张副乡长有点生气，说：“立刻去把他找回来！”
农会组长正待执行，蒋阿成正好回来了。开门进屋，里面没有第二个人。于是便问主人：“你家的客人呢？”
蒋阿成回答：“他已经走了。”
“几时走的？”
“昨天下午。”
“去哪里了？”
“他没有说呀。”
“还回来吗？”
“说过几天再来。”
侦察员立刻决定对蒋阿成家进行搜查。竹林里的那间草屋，乱七八糟堆放着旧农具、柴草和一些长短不一的木头，蒋阿成的客人就睡在柴草堆里，旁边用木板搭了个桌子，上面放着一盏煤油灯、一个瓷杯、一套《三国演义》。侦察员问明那是封企曾接触过的，马上收了起来。
张副乡长让农会组长叫来几个人，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搬到院子里，让侦察员一一检查。此时天色已暗，便要农会组长去邻村借了一盏汽油灯，点燃后挂在竹林边的空地上，照着检查那些柴草杂物，并无收获。于是又去草屋内查看，那里已是一间空屋，灯光下一片硬硬的泥地。张副乡长说：“没什么东西了，去前面正屋看看吧。”
但李、滕二人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两人低声议了几句，李蒙招过农会组长，让他去弄些水来。一会儿，一脸迷惘的农会组长挑了一担水来了，按要求用粪勺把水均匀地泼在地下。一担泼完，又挑睐一担。如此泼了四担水，把个草屋弄成了一片泽国。侦察员站在门口，两双眼睛定定地望着地下。竹林地势高，泥土干燥，吸水很快。一会儿，滕扣根眼睛一亮，指着原先堆放木头的位置断然下令：
“这里一一挖！”
被指定要挖的位置，与其他位置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渗水慢，这说明地下有东西挡住了水分，也就是说可能埋有东西。
农会组长要为侦察员效劳，但被拒绝了。李蒙、滕扣根执意要自己动手，两人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挖到一尺深处，挖到了一个木盒。起出来打开一看，里边是用多层油纸包着的两支手枪、一盒子弹和两枚微型定时炸弹！
发现信笺纸遗留着笔迹印痕“1243案”的侦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专案人员大觉振奋。当天晚上，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会议只开了一个小时，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根据封企曾把行刺武器藏匿于蒋阿成处的情况估计他还会来取，决定安排专人在凌家宅24小时守伏；二是鉴于封企曾离开蒋阿成处已超过24小时，说明他在上海另有落脚点，这就需要继续查摸他的那些老关系。
会后，两步棋同时开始。其实，第二步棋早在前几天就已经开始走起来了，蒋阿成的线索就是从那里查摸到的。所以，到这天上午，侦察员就已经查摸到了封企曾以前的12个关系，只是因为已经有了蒋阿成这样一个重点，因此就把他们都放到一边去了。现在，需要重新把他们理出来了。
6月3日，发生了与本案相关的另一件事情：负责在凌家宅守伏的侦察员向专案组负责人王得彰报告说，蒋阿成准备逃跑，幸被及时发现，未能得逞。
按照当时的通常做法，蒋阿成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接纳了封企曾这样的要犯，都是要被逮捕的，至于如何处理，那要再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是，蒋阿成头一天并未被逮捕，其原因是要他戴罪立功，诱捕封企曾。侦察员在凌家宅守伏，也顺带监控蒋阿成。现在，蒋阿成竟然胆大包天意欲逃跑，那就只好执行逮捕了。
蒋阿成毕竟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没见过什么世面，一被捕胆子就差点吓破了。再加上讯问时侦察员秋风黑脸拍拍桌子什么的，他就乖乖地来了个“知无不供”，把凡是和封企曾搭界的事都一五一十供了出来。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琐碎小事，只有一条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封企曾在离开凌家宅的前两天，曾向他打听过去青浦的轮船码头是否有变化。
这一情况报到王得彰那里，他马上下令：“立刻查阅已经掌握的材料，看其中有没有和青浦有关的人或者事。”
查阅的结果是在封企曾的那些老关系中，有一个名叫沈必渊的人居住在青浦县城厢镇。封企曾与沈必渊的相识情况是在1937年春，当时的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局前身，处长是戴笠。)曾在江苏省青浦县举办过一期短期特务训练班，复兴社的一些老牌特务都曾去讲过课，其中包括封企曾。封企曾因担任“行动术”教官，教授速成擒拿术，这不是一二个星期所能讲得完的，所以，在青浦呆的时间最长，大约前后一共呆了两个月。他和沈必渊就是在那时认识的，沈必渊是那期特训班的学员。
专案组于是决定立即派员前往青浦进行调查。王得彰对李蒙、滕扣根赴凌家宅的成功很高兴，戏称两人是“福将”，所以，这次青浦之行又点了他们的将，不过，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一共派了五人前往，算是一个小组，由李、滕两人负责。
青浦位于上海西南侧40公里处，当时属于江苏省。李蒙小组于6月4日上午赶到那里，先去当地公安局。青浦县局自是重视，指派专人协助上海同行。一查，当地确有沈必渊其人，36岁，是开小酒馆的，历史上有过参加复兴社特训班的记录，不过，从特训班结业后并未参加过复兴社的活动；抗日战争时期还协助地下党做过一些事情，包括掩护过伤员。所以，解放后在其主动向人民政府把特训班之事讲清楚后，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接着又请来街道干部，让他们秘密了解沈必渊家这几天是否有客人来过。下午两点，街道干部来报告说未曾查到沈必渊家来过客人的迹象。
李、滕二人商量下来，决定直接跟沈必渊接触。沈必渊很快被悄悄唤到了公安局。一问，他说封企曾来过，并且直接说的是封企曾的名字。据沈必渊说，封企曾是5月30日上午8点多钟来的，住了三夜，于6月2日上午离开了。进一步了解详情，得知封企曾赴青浦后没有进行过任何活动，甚至连门都没有出过。沈必渊和封企曾已有八年未曾见过面，不知对方目前在干什么事情，也没问，就糊里糊涂地接待了他。封企曾也没有向他打听过任何事情，闲聊的内容都是以前的陈谷子烂芝麻。侦察员据此初步作出判断，认为封企曾多半是生怕在浦东蒋阿成处呆的时间过长会发生意外，所以出来避避风，同时也为以后的落脚点打个基础。
这件事本来可以算结束了，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居民家如果来了客人，需要过夜的，主人必须到当地公安部门去报临时户口。而沈必渊却没有为封企曾报临时户口，鉴于封企曾是公安部点名的要犯，沈必渊的这种行为就有同谋嫌疑，所以，公安部门就决定把沈必渊拘留。此时已经把沈必渊放回去了，公安局就派员去其家执行。正好李蒙等想去沈必渊家看看，便一起前往。这一去，竟有了意外收获。
沈必渊的住所门面不算大，但是却很深，前后共有四进之多，后两进还是楼房。因此，他家的住房很宽裕。封企曾在沈必渊家，一个人住在后面的楼上房间。侦察员检查了他住过的房间，发现桌上的物件中有一沓用过的信笺纸，上面压着一支钢笔。问了沈必渊，说那是他的笔，是封企曾向他借用的；信笺纸则是封企曾叫他的孩子去街上文具店购买的。滕扣根拿过钢笔看了看，没有什么异样；又看了信笺纸，发现上面遗留着笔迹印痕，于是便把钢笔和信笺纸带走了。
经辨认，信笺纸上的印痕内容是约一位被称为“老凯”的人于1950年6月4日上午9时在上海市杭州路眉州路口见面。从行文口气来看，封企曾和“老凯”似乎并不相识。信尾的落款日期为6月1日。
这封信是不是出自封企曾之手？专案组请市局技术部门进行了鉴定，由于没有封企曾的笔迹档案，只好改以指纹鉴定。封企曾的指纹原先也并未掌握，是从蒋阿成家封企曾接触过的枪弹、定时炸弹和那本《三国演义》上提取下来后存档的。经比较鉴定，认定钢笔和信笺纸上所遗留的笔迹是封企曾的。这样，也就认定那封信出自封企曾之手。
这是一条颇有价值的线索，但也是一条令专案人员焦急不安的信息：封企曾已经把活动的触角伸向了市区，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准备开始行动了？会不会他已经估计到我方已经或者马上会察觉其在蒋阿成处的落脚点，故意把行刺武器留下，但实际上他却带来了两套甚至更多，从而蒙蔽我方，分散我侦查视线，而在另一处准备即将下手了？
专案人员决定全力加快侦查步伐，力争以最快速度侦破本案。
暗号“来啦！”
“老凯”是何许人？遍查与封企曾相关的所有材料，都未发现这两个字。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物，也是一条全新的线索。侦察员有一个预感，抓住了这条线索，一直追查到底，就可能顺藤摸瓜拿下封企曾了。
“活材料”和“死材料”中都没有“老凯”这个人，看来，只好另外开辟通道去寻找此人了。侦察员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想出了一条途径：从封企曾那封信中所列的地点去寻找。
杭州路眉州路口，那是一个绝对冷僻的地段，直到今天，那里还是杨浦老城区的冷落角落。封企曾为什么把跟“老凯”碰头的地点约在那里？侦察员反复分析，认为有一个可能性比较大：“老凯”的住宅或者所就业的单位就在那里。
于是，立即撒开了一张网：在那一带的住户和厂家查找“老凯”。这项工作进行了两天，遍查下来未能摸到任何线索。难道这个思路有问题？侦察员再次分析，最后认为思路没有问题，可能是方法有问题，战线拉得太长太宽，不易查清。于是，决定改变方法，选那个地段最有可能藏着“老凯”的目标进行重点调查。经过实地察看，侦察员选定了位于眉州路上的一家机器修理厂作为重点调查目标。
1950年6月10日，侦察员化装进入该厂，以市总工会调查组的名义召集部分工人积极分子开会，谈的却是“老凯”之事。结果，有一位老工人当场向侦察员反映，“老凯”是该厂一个名叫崔镜明的人的绰号。侦察员当即进行有的放矢的查摸，很快就弄清了崔镜明的身份：此人原是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绰号“老凯”，由于职业关系，与三教九流的人员接触较多，其中不乏“军统”、“中统”的特务。他为人很重义气，有过多次类似“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举动——给犯案者通风报信。时间一长，他就没法再在捕房呆下去了，于是就去工厂当白领，做做统计员之类的闲差。但他过惯了巡捕的那种闲散日子，难以定定地呆在一个岗位上，又喜欢摆资格，管闲事，这就难免要得罪厂方的权贵人物，所以经常调换厂家。从1941年到1947年，五年中竟换了12家工厂，直到到了现在的这家厂才算安稳一点，因此，得以呆到现在。而他那个“老凯”的绰号也在随着他的多次调厂而被人遗忘了。
鉴于崔镜明的上述情况，侦察员认为他极有可能和封企曾是老相识。王得彰经过考虑，决定传讯崔镜明。当天晚上，崔镜明被带往榆林分局。一讯问，真使侦察员长吁了一口气：封企曾果然来找过崔镜明，而且约定次日还要跟他见面！
据崔镜明交代，他与封企曾相识于1941年2月，两人一度交往甚密。后来崔镜明离开巡捕房后，渐渐就交往得少了，直至完全断绝来往，至今已有将近六年。这次，崔镜明突然接到封企曾的信，约他见面。崔镜明对封企曾竟然知道他在这一厂家工作大感惊奇，因为他是1947年到现在在这个厂家的，当时早就和封企曾不来往了。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导致崔镜明愿意跟封企曾见见面，叙叙旧。6月4日，崔镜明如约跟封企曾见了面。但封企曾并未给他叙旧的机会，两人见面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封企曾托崔镜明给他办一件事：在市中心借一个临街的住所，要求是二楼或者三楼，房租高些无所谓，但是房主必须是在新社会属于政治上可靠、进步的人物，最好是其社会关系中有人在共产党内当干部的，租期为半年，可以在搬进去前一次性付清租金。崔镜明答应想想办法，双方约定6月11日上午10时在杨树浦路江浦路口碰头听回音。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进行了紧急部署，决定次日在杨树浦路江浦路口布下伏兵，活捉封企曾。
1950年6月11日，清晨6时不到，一个个身穿便衣的侦察员就分别来到埋伏点，悄然进入四周的住户和商店、厂家。上午9时50分，崔镜明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来到了埋伏点。几分钟后，从外滩方向来了一辆黄包车，车上坐着一个头戴黑色礼帽、脸上扣着大口罩的男子。崔镜明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封企曾，举手打招呼：“来啦！”
这也是暗号，几乎是同时，十几名侦察员从四面八方旋风似的扑向封企曾，还没等他作出反应，便已连人带车掀翻在地，扣上了手铐。
封企曾在讯问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料到你们这么快就掌握了我的线索。”
封企曾对其受命行刺陈毅供认不讳，他是打算通过崔镜明在市中心陈毅上下班的必经之路租借一个临街的房间，借以窥测陈毅的活动规律，然后制订行刺方案，实施暗杀。可是，封企曾绝对没有想到，当他刚刚进行这个罪恶计划的第一步准备时，就已经落入了新中国专政机关的法网。
1951年4月30日，“王牌杀手”封企曾被处决于上海龙华刑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