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抓捕失利
时节已进入仲秋，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市依然溽热难当。1952年9月19日深夜，天空黑得犹如墨染，雷声一阵一阵滚动着由远及近，闪电在云缝间频频跳动着。凉飕飕的风横扫而过，顿时吹净了纪小果、任忠一身燥热。他们是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公安局政保科侦查员，此时正潜伏在武昌区粮道大巷“大鼎昌油酱店”附近执行秘密监视使命。风滚雷动之后，又是一片寂静，偶尔从远处传来凄凉漫长的小吃叫卖声，点缀着夜晚的神秘。
一辆草绿色军用中吉普缓缓驶至几十米开外的一块空地上，车里下来四个汉子，为首的那个三十来岁，身材魁梧，他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冲“大鼎昌”方向一努嘴，低喝一声：“过去！”
这四位，连同此刻在“大鼎昌”附近执行监视使命的纪、任两人，是武汉警方政保线的一个专案小组。为首的那位名叫汪清德，是专案组长。这个六人小组，由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公安局抽调精干侦查员组建。六名专案组成员的确认，是由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兼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的朱涤新亲自拍板的。而这起案件，连时任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都作过批示。
这年5月上旬，武汉市公安局发现一条线索：一个落款署名为“段洛”的人向香港“跃字第091信箱”投寄了一封以明矾水写就的联络信函，内称其掌握着一个名唤“善福会”的帮会组织，具有一定实力，“愿为某方效力”。“跃字第091信箱”是台湾电台对大陆广播中公布的联络地址，寄往该信箱的信函都由台湾特务机关收处，该函中所说的“愿为某方效力”的“某方”，显然就是台湾特务机关了。这封信引起了警方的特别注意，因为其中说到了“善福会”这样一个组织。警方相信这并非写信人虚构的一个子虚乌有的组织，因为在之前破获的“一贯道”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材料中，曾有人提到“善福会”，称1948年春“一贯道”总坛主一行从成都来武汉“巡视道坛”时曾提及在“一贯道”下面创建分支组织“善福会”，并说四川、湖南已经启动了，湖北这边也可以考虑效法。为此，武汉公安便将此情况上报中南公安部。中南公安部指示密切注意该动向，必要时即进行专案侦查。
于是，市局政保处就把上述那封最原始的密写信函作了一番处理恢复原样后，寄往香港，然后密切注意监听台湾敌台广播。一周后，敌台广播中开始呼叫“段洛”。于是，“段洛”就建立了与敌特机关的联系。武汉市公安局于是决定组建专案组对“善福会”反革命案件进行侦查，由于截获的函件上的邮戳表明“段洛”是武昌区的，专案组成员中有三位从武昌区公安局政保科抽调，其余三名则系市局政保处成员，由政保处汪清德科长担任专案组长。
专案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仅仅用了四十天时间，就查明了写信人“段洛”的情况——
此人真名仲以川，字必诚，湖北孝感人氏，幼年时随父母迁居武汉，现年四十四岁，系武昌粮道大巷“大鼎昌油酱店”老板。仲以川少年时曾在武当山做过五年道士，学了些拳脚。下山后，做过小贩，当过警察，还去南京报考国民党宪兵学校，结业后当过两年宪兵，因违反军纪被开革。返回武汉后，在武昌开了“大鼎昌油酱店”并娶妻成家，生有两个儿子。仲以川于1942年加入“一贯道”组织，以其在武当山学得的功夫和江湖骗术蒙蔽徒众，为“一贯道”扩大声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来，以仲以川在“一贯道”的活动情况，解放后应当属于严厉惩处的对象。可是，这家伙不知怎么考虑的，早在1947年时就公开宣布退出“一贯道”，并登报声明跟“一贯道”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还揭露了一些“一贯道”的欺骗手段。为此，他受到有“一贯道”身份的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警告。仲以川受此威吓，这才闭口。
不过，解放后，仲以川又开口了。这回是人民政府让他现身说法，向广大群众揭露“一贯道”的骗人手段。仲以川的表现比较积极，为此受到了政府表扬，不但对他以前在“一贯道”时的活动不予追究，之前当过国民党警察、宪兵的旧账也一笔勾销。仲以川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比较到位，带头认购爱国公债，积极捐款献物慰问志愿军。就是这么一个披着“积极分子”外衣的小老板，竟然在背地里干着组建反动会道门组织“善福会”的勾当！
专案组通过监听敌台注意到，台湾特务机关对于“段洛”是很重视的。香港“跃字第091信箱”在收到“段洛”的信函后总是及时在敌台广播中予以热情回应，不时给予鼓励，并宣布已向“段洛”发放报酬多少多少，存于香港银行，欢迎随时前往领取云云。半个月前，敌台又呼叫“段洛”，说根据上峰指示，要求“善福会”配合“韩战”，在大陆做出“若干动作，制造适当政治影响”，并称愿意向“善福会”提供活动经费。仲以川立刻作出回应，表示将“积极响应号召”。
按照专案组最初形成的思路，是想对仲以川进行较长时间的监视，在查清其一系列活动情况和所交往的社会关系后再收网捕人。可是，“段洛”发出最新的那封信件后，专案组有些坐不住了：如果“善福会”贸然行动，不说制造爆炸、投毒案件，就是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也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于是，专案组向上级报告，请示是否对仲以川采取行动。武汉市公安局向中南公安部请示，中南公安部同意专案组的意见，于是，就定于这天晚上抓捕仲以川。
“大鼎昌油酱店”这个名号听上去有点儿气派，其实不过是一家只有一个半门面的夫妻店，前店后家的格局，没有雇员，也没有学徒。因此，专案组六人执行抓捕足以胜任。汪清德是一个生性谨慎、认真负责的人，事先安排了两名侦查员化装对油酱店进行秘密监视。现在，承担监视使命的两个侦查员纪小果和任忠向他报告：目标全家都在家里，没有外人进出，全家现都已歇息了。
汪清德于是命令动手。“大鼎昌”背河面街，前面是街道，后面是一条十几米宽的小河，左右两侧都是商号。为防止目标从后面的水路逃遁或者在河里销毁罪证，汪清德安排侦查员景义从离现场七八米处的那座石桥上过去，潜伏于河对岸，其余侦查员则从前面进入油酱店。
一切准备就绪，侦查员张锦城上前敲门，里面没有反应。再敲，还是没有反应。汪清德留意到已有邻家亮灯了，寻思再敲下去动静太大了，遂命令停止，然后指派一名侦查员绕到“大鼎昌”的后院，也不敲门了，砸碎一块玻璃后跳窗而入，迅速奔往前面打开店门放汪清德等人入内。如此动作，动静虽然不能说很大，但总应当惊动主人了吧？奇怪的是，不管是前面的店堂还是后面的住家，仍是一片寂静。
汪清德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目标已经逃了？不可能吧，即使仲以川逃遁，也不会而且也来不及把老婆孩子都带走啊。深更半夜，一家子满街乱走，还不给夜晚巡街的警民治安联防队拦住？
说时迟，那时快，一干侦查员分头扑向后面的两个房间，竟然真的无人！转而查看厨房和后院的那间堆放杂物的小屋，也是空无一人。这下，众人皆大惊。那两个担任监视使命的侦查员纪小果、任忠更是急得满脸沁汗，两人对视一眼，二话不说便搬了梯子上屋顶。此举当然纯属多余，因为仓促之中即使仲以川能够上房，但他老婆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是难以完成这种颇有难度的动作的。
侦查员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仲以川全家在严密监视的私宅中全体失踪了！
汪清德回过神来，当即下令：“搜查！”
搜查已经不是搜人了，而是搜罪证。前店后家仔细搜查下来，其结果也是令人沮丧：所有现钞、细软全没了，橱柜箱笼里只剩下些旧衣服、老账册，连那台用来收听敌台的十七灯收音机也不见影踪！
执行抓捕任务摊上这种事儿，倒霉也算是倒到头了。老八路出身、干了多年政治保卫工作的汪清德经历过多次抓捕行动，这种情况还是第一回遇到，当下简直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可是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沉思片刻后，下令返回专案组驻地武昌区公安局。
汪清德一到分局就立刻往市局挂电话，向值班领导报告出师不利的情况。这天晚上值班的局领导恰恰是局长朱涤新本人，这个1927年参加革命、1932年开始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老革命当下听了自是大恼，在电话里问了问情况后，下令：专案组六人即刻起不准离开武昌区局，必须呆在一起等候命令，不能有任何个别活动的机会。这就是说，专案组被置于一种“自我软禁”的状态之中。汪清德向众人一宣布，大家谁都没有说话，都是干这一行的，知道发生了这种难以置信的情况后确实是需要接受组织审查的。
一会儿，市局又打来电话，让专案组自汪清德以下各人把各自从上一天(此时已经过了午夜，属于第二天了)下午三点接到行动指令后的每一个时段的活动情况都一一写出来，特别关照：必须有不少于两个人的证明！
清晨四时许，市局来人了，竟是朱涤新亲自过来的。后来知道，朱涤新在接到专案组报告的第一时间里，就向武汉全市五个城区局下达了全市布控的命令，要求出动警力巡查辖区，重点是大小旅馆、公共浴室、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等公共场所。
朱涤新到来后，立刻召集专案组当面了解情况。专案组各人已经按照要求写出了书面材料，情况简单明了：除前往执行监视使命的纪小果、任忠两人外，其余四位侦查员自下午三点到午夜前往现场抓捕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一起待命，没有人离开过其他人的视线，也没有人往外打过电话。于是，这四人就过关了，朱涤新让汪清德负责查清纪、任两人这个时段里的情况后上报。
朱涤新下达的布控命令得到了切实认真的执行，不过并无成效，一直到上午七点，全市各分局报来的消息都是：查无发现。
于是，上午八点，市局作出决定：原专案组继续对该案进行侦查，迅速查明抓捕行动失利真相，抓获仲以川。
二、四具尸体
这几个小时里，汪清德已经完成了对部属纪小果、任忠两人的审查。
任忠、纪小果都是山东人，出身贫农，参加革命都有七八个年头了，一个干过武工队，一个干过县大队，在抗战胜利前夕随队伍集体编入八路军。然后，日本鬼子就投降了。正赶上东北需要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接管城市，组织上一了解，纪小果、任忠二位符合条件，那就去东北吧，还是拿枪——干公安。打完辽沈战役，四野要入关了，上级让组建干部队伍准备接管关内国民党政权。这二位又给挑选上了，在天津干了一阵公安。武汉解放后，为加强公安力量，从北方调一批公安干警，两人又来到武汉，分配在当时称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武昌局”下辖的第一分局干政保工作。最近，武汉公安作了调整，“武昌局”改组为“武昌区局”，原下辖的四个分局撤销了，两人又被抽调到区局政保科工作。
任忠、纪小果的以上简历足可表明他们属于根正苗红的革命同志，又从事了数年政保工作，应当没有泄密的可能性。汪清德跟两人分别作了谈话，了解到他们在接受任务进入现场监视目标后的活动情况也是没有问题的。任、纪两人因为生就一副土得掉渣的乡下人模样，之前曾数次化装农民、小贩、捡破烂的至“大鼎昌油酱店”这边来执行侦查使命，因此对粮道大巷这一带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这次，两人还没离开武昌区局时就对如何执行使命商议过：纪小果化装成乞丐待在“大鼎昌”后面小河的那座石桥上，负责监视河面；任忠呢，化装成卖菱角的乡下人，在“大鼎昌”一侧的桥下待着，负责监视“大鼎昌”的正面。这样分布，当时的考虑是在顾及目标前后情况的前提下，两个侦查员之间也能及时联络，有什么情况，桥顶、桥下只消举手打个暗号或者咳嗽一声就成了，没想到还为此刻接受审查提供了互相作证的便利。
汪清德通过若干细节证实了他们所言属实，写了一份书面情况报告。报告刚刚完成，领导的电话就打来了，通知专案组负责对仲以川全家失踪案进行调查，也是原“善福会”案件调查工作的延续。汪清德向领导汇报了对纪小果、任忠两人审查的情况，领导说既然专案组认为这二位同志没有问题，那就继续作为专案组成员参加侦查工作吧。
专案组诸君直到这时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于是继续商议怎样办案。思路很快就形成了：事先两名侦查员已经盯死了水陆两路，因此仲以川全家四口是不可能从门前街道或者后院小河逃遁的。这样，唯一可以接受的推测只能是：“大鼎昌”内部设有秘密通道，全家四口是通过那条秘密通道逃遁的。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翻越“大鼎昌”与邻家之间的围墙，潜入邻家后再脱逃。
于是，专案组再次前往“大鼎昌”。一干侦查员撕开封条进门，对各处进行仔细检查。店堂里的油缸、酱油缸都挪离原处一一查看，角落里堆得满满的盐池里的食盐也用铲子铲入容器后，检查池底地面。后面住家里则将一应橱柜箱笼全部搬动，两张床也拆掉，一一检查地面、墙壁。厨房的灶、缸之类自然都在必须检查的范围之内，后院堆放杂物的小平房里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整个“大鼎昌”都给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发现秘密通道。
于是就该考虑两侧邻居了，不过众侦查员一看就认为希望不大，因为“大鼎昌”与两侧邻居仅是后院有围墙相隔，其余部分都是房子挨着房子，前面已经检查过墙壁、地面，皆完好无损，那如果要翻越到邻居家去，就只有从后院上围墙了。可是，仲以川在后院两侧围墙下都栽种了爬山虎，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巴掌大的绿色叶片层层叠叠爬满了整个围墙，一直延伸到围墙顶部，无处可爬了，竟然重新向下，围墙上部三分之一的部位已经形成双层蔓叶。这样，如果有人攀爬过围墙，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爬山虎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可是，眼前这两侧墙上的爬山虎，没有任何痕迹。
勘查到此还未结束，专案组认为尽管围墙没有问题，但还是有必要去两侧邻居屋里查看一番。“大鼎昌”的左右两家邻居，左侧那家是开糕团铺子的，老板姓金，是个一团和气的胖老头儿。糕团店跟“大鼎昌”一样，是前店后家的格局，侦查员只是粗粗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右侧那家原是烟纸店，老板陈得富有历史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料想人民政府要找其算旧账，于是畏罪自杀。陈自杀后，烟纸店就关门了，其家眷到乡下去过日子，把该处房子出租。但因为陈老板的自杀在武昌也算是一桩不大不小的新闻，知道的人很多，房客就不敢承租该处房子，有过暴亡情况的房子被视为“凶宅”，担心沾上了倒霉一辈子呢。这样，该处房子一直空着，直到两周前才有人前来承租，欲开饭馆兼包饭作坊，这几天正搞装修。
侦查员敲门，片刻，一个脸上有些许麻子的三十多岁的男子前来开门，得知是公安局的来查看房子，脸上略显愠色，但还是毫不迟疑地引领着入内。前面店堂里原先烟纸店的柜台、橱柜什么的已经拆了，堆放在一旁角落里。后院，两个乡下人打扮的汉子正在化石灰，随着一桶桶河水的倒入，放满了生石灰的池子里升腾起一团团白色的气体，一股呛鼻的灼热气息扑面而来。侦查员检查下来，与左侧糕团店一样，没有可疑之处。
返回武昌区局专案组驻地时，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幸亏食堂给他们留着饭菜，而且按照领导的指示，特地给他们增加了两个荤菜。这对于吃供给制大灶的专案组诸君来说，应该是一个难得的优待，若在平时大伙儿早就合不拢嘴了，可是此刻谁也乐不起来，都是愁眉苦脸的。汪清德寻思这样于士气不利，于是就说了些“案子归案子，吃饭归吃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之类的话，带头大嚼，大家这才动筷子。
吃到一半，汪清德忽然发现侦查员张锦城依旧是一副食不甘味的样子，便问：“老张，你这是怎么了？在座的同志中论年岁你老哥最长，摊上这种事儿应该最想得通嘛！”
张锦城是武汉人，曾受组织派遣打入过国民党保安团、警察局，武汉解放前两个月因叛徒出卖被迫逃离武汉，到郊区参加了游击队。武汉解放后，张锦城返回市区归队，组织上根据他当过刑警的特长，安排他到公安局工作。张锦城早在抗战前就已经加入中共，党龄长，资格比较老，所以同志们都很尊重他。当下，他听汪清德这么一说，眨着眼睛道：“哦！不是我想不通，而是有点儿走神了。”
大家就问他在想什么，他一开口，顿时语惊四座。张锦城说出了他在回局路上想到的一个问题，刚才去“大鼎昌”隔壁的那家正在装修的饭馆时，是敲了一会儿门里面才来应门的，疑窦由此而产生——装修工程不论是大是小，都会产生噪音和大量灰尘，所以，工匠都是喜欢大敞着门窗干活的。可是，刚才那家大白天却闭着大门在里面干活，这是反常之举。此举的背后是否隐藏着跟本案相关的秘密呢？
汪清德最先反应过来：“老张说得有道理！”
对于搞侦查工作的人来说，碰上这种疑窦，自然需要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众人匆匆吃了午饭，立刻出门奔“大鼎昌”去了。
路上，汪清德跟张锦城商量了一下，认为此去以暂不惊动隔壁那几位为好，还是先去“大鼎昌”查看。当然，为防止隔壁那几位有所察觉，得在外面留下两人暗自留意。
“大鼎昌”里面其实已经没啥值得勘查的内容了，因为就这么点儿面积，之前两次勘查只差掘地掀房顶了。所以，大家寻思只不过是转一转的事儿，重点还是对隔壁那几位杀回马枪。没有料到的是，“大鼎昌”里面竟然出现了新情况！
一干侦查员在店堂、住家、后院转了转，就准备去隔壁了。走在最后的是侦查员姜志曦，他离开后院时无意间朝左侧围墙上的爬山虎扫溜了一眼，目光停留在围墙一角的那摊比一张八仙桌稍小的爬山虎上。上午勘查时，茂盛的爬山虎郁郁葱葱，清翠欲滴，此刻，其他位置的蔓叶生机依旧，唯独靠近那间堆放杂物的小平房围墙下的这片爬山虎已呈萎态。姜志曦便过去查看，拨开爬山虎叶片，顿时一声惊呼！
原来，这片业已开始枯萎的爬山虎掩盖着的，已经不是原先平整而且抹着石灰的围墙墙面，而是一个用砖头胡乱挡住的墙洞！
专案组当即作出反应：控制隔壁那几个装修匠人！敲门不开，干脆破门而入，可是，里面已经人去室空。
从围墙上的那个窟窿看来，初步可以作这样的推断：这边的几个“装修匠人”在昨晚专案组对仲以川采取行动前就已经挖了那个墙洞，然后从墙洞进入“大鼎昌”，杀害或者绑架了仲以川全家大小四口，然后把四人通过墙洞转移到隔壁。可是，转移过来后，无论是活人还是尸体，在哪里呢？
汪清德说要不我们分成两拨，在“大鼎昌”和这边再严密勘查一番再说。于是侦查员们一分为二，三个一边进行勘查。结果，侦查员在“大鼎昌”后院的那间平房与围墙交界处的泥墙下发现了几滴几乎无法分辨的血迹。侦查员又访问了几家邻居，了解到自昨晚对“大鼎昌”采取行动以后，并未看见或者听见隔壁那家正在装修的房子里有什么动静。专案组于是断定：仲以川全家已经遇害！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墙上的血迹是一个依据。此外，如果仲以川全家四口未曾遇害的话，那么就是已经让“匠人”转移了。转移行动只能在专案组抓捕失利之后开始进行，因为之前是由侦查员监视着的，一动就会发现；而在抓捕行动之后连夜转移的话，走陆路？街头已经布控，只怕还没走出百来米就给发现了。从后面小河走水路？这条河是断头浜，只有一个进出口，而那个进出口最近因水利施工临时给堵上了，所以不可能有船只进入。因此，专案组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仲以川一家四口已经遇害了。
这样，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四人的尸体呢？
屋里屋外都搜查了，没有发现尸体。看来，尸体已经被凶手处理掉了。怎么处理的？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了一种可能：扔后面河里了，是在专案组行动失利离开现场后偷偷扔的。当然，为防止尸体浮起来，肯定要在尸体上绑些石头之类的重物。
那就打捞吧。专案组于是联系派出所，借来了工具，还召集了几个治安积极分子，用门板代替小舟在“大鼎昌”后面的河里打捞。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发现。这时，有人想起了上午来这边查看时那两个“匠人”正在化石灰的一幕，说会不会把尸体弄进石灰池去了？
于是，立马找来竹竿往石灰池里一寸一寸地插着探查，里面却没有任何异物。这下，大伙儿都有点儿傻眼了。组长汪清德愣怔了片刻后，问张锦城：“老张你看这咋整？”
张锦城抽着烟，盯着石灰池，半晌才开腔：“把石灰起出来，挖开下面的砖头检查！”
工具是现成的，“匠人”完工后，铲子什么的就扔在石灰池旁边。侦查员轮流上阵，把一池石灰浆全部起出来露出池底的砖头时，天已黑了。从屋里接出电灯接着再干，把砖头撬开，终于有了结果——
底下的泥土里，埋着四具已被肢解的尸体，从头颅辨认，正是仲以川全家四口！
三、双料专案
专案组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对仲以川一家四口遇害并被碎尸的过程进行了还原——
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灭门案件，凶手的作案动机以及策划的具体时间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是在隔壁原烟纸店被出租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了。也就是说，仲以川一家四口的命运，至少在半月之前就已经由策划者决定了。
昨天晚上，当专案组决定逮捕仲以川，侦查员纪小果、任忠对仲以川实施秘密监视时，凶手也做好了行凶的准备。纪小果回忆，从傍晚开始就在“大鼎昌”门口纳凉的仲以川全家四口，是在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回家的。当时，这条街上纳凉的人已经不多了，两个侦查员并没有听见“大鼎昌”里面发出过什么声响。专案组进入现场的时间是午夜前十分钟，这就是说，凶杀案发生在仲以川全家结束纳凉至专案组进入现场前的那八十分钟里。
凶手在仲以川全家在门前纳凉时就挖掘了后院的那个墙洞，并且悄然潜入“大鼎昌”。仲以川全家回来后，埋伏着的凶手出其不意袭击了目标。然后，将四具尸体通过墙洞运至隔壁烟纸店。
碎尸并将尸块埋在石灰池下面，应该是凶手预先计划的一个环节。在这八十分钟时间里，执行监视使命的侦查员并未听到碎尸时发出的声响；在专案组扑空后离开现场至天明的那段时间里，邻居也没听见声响，说明凶手是在天明后才开始下手碎尸的。天明后，不止一位邻居听到从烟纸店里传出的敲打什么东西的声响，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谁也没有在意，因为大家都知道烟纸店已经让人租下准备开饭馆，这显然是早起的匠人师傅开工了。
烟纸店的房屋结构跟“大鼎昌”有所不同，虽是前店后家，但是，其厨房外有一个设有下水道口子的天井，这成了凶手碎尸的理想场地。从天井的水泥地面被冲刷得干干净净这一点来判断，凶手是一边碎尸，一边用清水冲刷地面的，然后，把尸块用竹筐装着送往后院可能是昨天甚至更早以前就挖掘好的石灰池里。之所以要用竹筐装运尸块，是为了防止后院小河对岸的住家或者路人看见。至于前面，凶手干脆就把大门关闭了。
接下来，就有了使专案组众侦查员特别郁闷的那一幕：当凶手埋完尸块，在上面铺上砖头化石灰时，一干侦查员敲门进去查看，这几个家伙竟然当着专案组的面，一边抽烟一边若无其事地干着毁灭罪证的活儿。而专案组六人就看着这一幕，竟然没有一个人的大脑里闪过一丝怀疑的念头！因此，当侦查员弄明白这一点时，其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法医对四具尸体进行了检验。虽然尸体被大卸八块，而且被石灰腐蚀，但因为死亡时间不长，所以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查明了死因。四人中，仲以川是被钝器击中后脑勺昏迷后，用绳子勒死的；仲妻及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则是活活扼杀的。由此可以推断：凶手至少有四人。考虑到仲以川是会武术的，所以估计凶手中可能有武术好手。
灭门血案已经罕见，更别说是涉及“善福会”这类反动组织的灭门案了。武汉市公安局在第一时间向中南公安部报告了该案。中南公安部杨奇清部长对侦查该案下达了指示，灭门血案与“善福会”案件串案并侦，要求以武汉市局为主，各区局全力协助，中南公安部派员指导，三级公安部门协力侦查，务必迅速破案，抓获凶手。
次日，9月21日上午，武汉市公安局朱涤新局长下令：增派三名侦查员充实专案组，仍由汪清德担任组长，负责侦查仲氏灭门案与“善福会”案，名谓“9·19”二案侦查专案组——一干侦查员则将该专案称为“双料专案”，中南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工作的刘渠生科长担任副组长。
午前，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对于“大鼎昌”灭门碎尸案的作案情节再次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符合之前汪清德等人的判断。然后，对灭门血案究竟是否与“善福会”有关进行了讨论。在这方面，来自中南公安部的刘渠生科长最有发言权。
刘科长是陕西米脂人氏，少年时当过道士，识得一些字。1936年参加红军，次年被组织上派往延安中央社会部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后来又在部队和解放区担任过情报股长、县公安局长、太原市公安局股长，北平解放后作为接管干部参与了接管北平市警察局的工作。1952年春，杨奇清从公安部副部长任上调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时，从北京抽调了若干名公安骨干前来中南充实公安干部队伍，刘渠生就是其中之一。刘渠生对案件性质作了如下分析——
烟纸店的两侧分别是“大鼎昌油酱店”和“君利钟表眼镜店”。油酱店的经营成本远比钟表眼镜店低，“大鼎昌”的门面也比“君利”小半间。若论这两家店铺的资产，自然是“君利”高，不说什么金表、金丝眼镜，一块普通手表就不知要抵“大鼎昌”多少坛子酱油了。况且，“君利”的老板出身汉口棉纱大户，财富根基不知要比仲以川厚上多少倍。而对于凶手来说，以烟纸店为潜伏地实施作案，对左右两家商铺下手的作案成本、风险是一样的，“君利”晚上在店里的人只有一个(守夜的店员)，比“大鼎昌”的一家四口更容易对付。这两个目标一比就可以知道，如果是为图谋经济利益，再笨拙的歹徒也会选择“君利”下手。可是，本案的凶手偏偏舍多求少，放弃“君利”而冲“大鼎昌”下手，那说明他们并非为求财，而是另有目的。也就是说，灭门案件多半与“善福会”案件有关。
那么，灭门案跟9月19日的抓捕行动失利是否有关系呢？也就是说，凶手杀害仲以川全家是不是因为察觉到公安局要对仲以川下手而采取的灭口措施呢？专案组讨论下来认为不应该这样认定。其理由很简单：专案组是9月13日向市局朱涤新局长打报告要求收捕仲以川的，9月18日局里才批准行动，只传达到了专案组长一人。组长汪清德到19日下午三点才召集全组成员告知今晚行动之事。而凶手一伙早在9月14日那天就已经出现在烟纸店里，并张贴出了准备装修开饭馆请众高邻见谅的告示。
往下，就是商讨如何开展侦查的问题了。当时专案组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一起难度甚高的案子。凶手是向烟纸店已自杀老板的遗孀陈王氏租下的房产，那不但得有租房合约，还得在区政府房管科备案，所以，是能够查得到凶手下落的。于是，专案组决定立刻着手对租下烟纸店房产的房客进行调查。
调查分两路同时进行，一路是侦查员张锦城、纪小果前往武昌区政府房管科查阅出租房屋登记合约备案情况；另一路是侦查员景义、柳毅、周四海前往福成区三里湾庄向原烟纸店的老板娘、该处房子的产权人陈王氏了解房子出租情况。
景义三人在三里湾顺利地找到了陈王氏。陈王氏是个未见世事、胆小如鼠的女人，见来人出示公安局证件，不禁吓了个激灵，说话也有点儿结巴了。侦查员让她不必惊慌，说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在城里的那处房子出租的情况，先说清楚，不是因为房子有问题，要充公什么的，而是为了调查房客。陈王氏这才定下心来，说了以下情况——
前面说过，陈王氏自从丈夫畏罪自杀之后，就关了原先经营的烟纸店，带着三个子女返回乡下娘家过日子。烟纸店的房产是其丈夫陈得富的，当时也没有什么继承法，按照规矩，丈夫死了房子就是妻子儿女的了，白发高堂即使还健在，也不会有主张自己有一份产权的念头。这样，陈王氏就决定把房子出租以补贴日常生活开支。可是，由于陈得富是上吊身亡的，该房产被视为“凶宅”，出租启事贴出了数月，竟然没有人对此感兴趣。直到十天前，才有人根据出租启事上写明的地址前往三里湾找陈王氏说要租借房子。
那是一个三十多岁、脸上散布着若干麻子的瘦高个儿男子，身穿黑色竹布短衫，头上戴着一顶细萱草编织的遮阳礼帽，看上去像是商行的老板、账房、掮客之类的角色。他问明面前这个体态略胖的女人就是房主陈王氏后，点头致意，然后说明来意：他想租借烟纸店的房子，准备开一家小酒馆。
陈王氏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有意向租房的对象，心里自然高兴，不过她胆小，丈夫出事她成了“反属”后，更是走路都怕树叶掉下砸破了头，担心人家说她“隐瞒真相，诈骗房租”，所以就主动说了烟纸店属于“凶宅”的情节，请对方慎重考虑。那男子显出一副豁达的样子，呵呵笑道：“什么凶宅不凶宅的，这都是旧社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这一套不行了！要说死人，我们脚下踩着的这块地上哪里没有死过人？中国历史悠久，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嫂子，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不会计较的。我们还是说实在话吧——房租每月多少钞票？”
陈王氏摇头说：“我并不知道市面上像我那样的一处房子可以租多少钞票，大哥您是做生意的，一定知道。我想比市价低一点儿就行了，毕竟那是一处凶宅嘛。”
对方说：“嫂子你真是一个老实人，我在生意场上的规矩就是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样吧，我按照市价支付房租。你那套房子一共是前后两进四间，另有厨房、小屋，这样吧，我每月付房租十二万元(旧版人民币，下同)，先租一年，租金三个月付一次，行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这样的价格其实已经超出正常市场价了，陈王氏听了自然点头。对方颇有诚意，说：“既然这样，那么拣日不如撞日，今天嫂子有空吗，我们就去看房子行吗？”
陈王氏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就进城去看房。那人表示满意，于是两人就去请人写合约。当时文盲较多，遇到写信函、契约之类的事，就得请专人代书，当然是要付一点儿钱钞的。这类代书先生，通常会在马路旁、邮电局、银行门口等处设摊服务，有的还兼带测字、看风水。那个房客是识字的，但他为了表示公道，免除陈王氏的担心，所以主动提出请人代书。这样，两人就去了附近的邮电局，请门口那位设摊代书的秦老先生起草了一份契约。按照规矩，还需要两名见证人在契约上签名盖章或者画押。一个自然就是秦老先生，另一位是秦老先生临时找的在邮电局门口摆摊头卖文具的小贩，姓华，不识字，就由老先生代签姓名后让他画押按指印。陈王氏听秦老先生将契约读一遍后方才知道这个房客名叫薛明贵。
当下，侦查员让陈王氏拿出那份契约来，一看，上面的内容如同她所说的一样。陈王氏所能提供的情况就是这么些了，景义、柳毅、周四海商量了一下，决定拿着这份契约去找那位代书的秦老先生核实情况。秦老先生证实了陈王氏所言，还把那个姓华的文具小贩叫过来作了证。侦查员问他们是否认识那个薛明贵，两人都摇头说不认识。
与此同时，前往武昌区政府房管科调查出租房屋契约备案的侦查员张锦城、纪小果也已经获得了上述情况。他们的收获甚至比景义三人还大些，因为他们在房管科的档案材料中获取了那个房客薛明贵的地址——武昌区三道街湘竹巷口。这就弥补了景义三人调查时的不足——当时的租房契约上，房客和被称为“中人”的见证人都是只写姓名，不注明住址的。
于是，侦查员张锦城、纪小果两人就按照那个地址找上门去。那是一家两开间门面的小饭馆，门前招牌上书三字：“品味馆”。侦查员在马路对面只一看就心生疑窦：若论开饭馆，这边地段甚佳，旁边就是一座香火很旺的古刹，附近则是一个民间自发形成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每逢阴历三、六、九，四面八方的药贩、老板、掮客、江湖郎中都赶来交易，风雨无阻。凭这两个优势，在这里开饭馆应该是不错的选择，那个薛明贵为何要放弃这个黄金地段而搬迁到粮道大巷那里去呢？
于是，两人就穿过马路意欲打听是怎么个路数。到得饭馆门口，一张告示解答了他们的疑问——原来，“品味馆”与原先房东签订的租房契约马上就要到期了，将迁址经营，最后一个月光顾该馆的食客，不论消费多寡，一律以原价八折收费。
侦查员问正在门口擦拭玻璃窗的跑堂：“贵号老板姓甚叫甚？”
跑堂看了看两人：“老板姓薛名明贵。二位先生找他？”
正说着，薛明贵听见声音从店堂里迎出来了，见是两个公家人打扮的男子，便满脸堆笑，双手作揖道：“二位先生找在下有何见教？”
侦查员问：“你就是薛老板？贵号要迁址了？有点儿事想问问阁下。”一边说，一边亮出了证件。薛明贵赶紧把两人引领入内。三人在楼梯旁边的那个小小的账房间坐下后，侦查员先查看了薛明贵的身份证明。那时候还没有居民身份证，这边也并非对方的家，户口本不会随身带着，好在有区政府工商科颁发的工商营业执照，上面有老板的照片，于是对方的身份就得到了确认。往下，话入正题，询问是否在粮道大巷那边租了房子，正在装修准备开饭馆。
薛明贵闻言大吃一惊，连忙摇头否认，说他半个多月前贴出优惠顾客的告示后正要着手选择饭馆新址时，房东又来告知说愿意续约。这边的地段很好，他自是乐意续约。至于那纸告示，既然贴出了，就不便揭下将许诺的优惠措施取消，否则让老顾客认为这是耍弄欺骗手法招揽生意，一生气以后就不登门了。他准备到一个月优惠期快满时，与房东联名出具一纸启事说明情况。因此，薛明贵这边根本就没去寻觅过饭馆新址。
侦查员打量薛明贵，觉得跟陈王氏所说的那个脸有麻子的男子长相确实两样，情知有异，但还是要求薛明贵跟他们走一遭。去哪里？到秦老先生、华小贩那里让他们辨认一下，做个笔录，也好有个否定的依据——这是一起特别重大的双料案件，容不得一丁点儿差池。
秦、华两人的辨认结果是，否定此人是那天请他们代书、见证租房契约的麻脸男子。
线索断了！
四、钓友和酒鬼
当晚，专案组举行会议，研究下一步如何进行侦查。
根据之前向一干邻居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仲以川跟包括那个租下烟纸店后宣称准备在此开饭馆的麻脸男子(即出面向陈王氏租房的那个人)在内的三个凶手并不认识，他刚听说有人租下隔壁烟纸店准备开饭馆时一阵高兴，因为饭馆烹饪是离不开油盐酱醋的，正好就近从他的“大鼎昌油酱店”购置，那就是一个稳定的大客户了。可能他认为自己的运气不一定有那么好，所以还特地去跟那三个装修匠人搭腔套近乎打听情况。由此可以断定，仲以川以前跟这三人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可是，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杀人凶手就是这三人！所以，侦查员有理由认为凶手背后还另有幕后策划者。
那么，幕后策划者为何要制造灭门血案呢？专案组认为，原因只有一个：仲以川的存在对幕后策划者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样，大家就有理由假设：仲以川与幕后策划者是熟人，之前，双方肯定有过密切交往，至少在交往中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于是，专案组就形成了下一步的侦查思路：围绕仲以川生前的社会交往进行详尽调查，从中寻觅可疑线索。
那就制定一份调查对象的名单，众侦查员分头进行调查吧。这份名单如若放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制定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可在那个时候就显得很是犯难。因为仲以川是一个没有档案的家伙，有关其历史情况的全部材料，就是他在武汉解放后根据市军管会的命令，以历史上曾经参加过伪政权军宪警特等组织和反动会道门人员的身份主动前往公安局登记时填写的那份表格，以及1949年秋工商联让每户商家都填写过的那纸与各自当前经商情况相关的一份简单材料。这两份材料并未涉及仲以川跟哪些人有过交往、为何交往、交往到什么程度、产生过什么利害关系等情况。因此，专案组只好先向仲以川的亲戚、邻居、行业公会同行调查了解。
从9月22日开始，专案组全部出动，分头访问各类调查对象，一连进行了五天，至9月26日晚上结束调查，没有发现跟仲以川生前关系特别密切或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的人。仲以川生前跟人交道打得很广泛很频繁，可是调查下来却发现他似乎并无特别亲近、特别密切的交往对象。他是孝感人，在武汉没有亲戚，而孝感老家虽有兄弟姐妹，可平时基本没有来往；其妻邵佩珍倒是汉阳人，娘家有一些亲戚，也有来往，但仲以川并不参与，因此娘家亲戚对于他的情况并不清楚。专案组之前曾寄予很大希望的关于“善福会”的情况，一点儿也没有调查到。所有调查对象都没有听仲以川说过什么“善福会”之类，只有少数几人听他说过“一贯道”，但那是政府打击“一贯道”的时候，仲以川曾经登台进行现身说法。
没有特别密切的社会关系，那么降级后的次密切关系有没有呢？这倒是有的。仲以川的小姨子在接受调查时曾经说过仲以川喜欢钓鱼，隔三差五都要花上半天时间和几个钓友去东湖钓鱼。钓友！谁呢？听说他们经常在一起钓鱼的有四五个人，其中有一个黄陂人老郝好像是在税务局工作。
仲以川不是靠捕捞水产河鲜谋生的渔夫，钓鱼应该不会对别人的切身利益构成威胁。可是，钓鱼是一项比较悠闲的活动，野外空旷无人，是很适宜讨论某些不宜在茶馆、饭店之类需要提防“隔墙有耳”的环境中谈论的话题的，仲以川会不会就是利用这种机会跟老郝他们讨论关于“善福会”的事儿，最后导致灭门之祸的呢？
在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这种推测就是一条线索了，那就查一查吧。侦查员先翻阅了这五天里查摸到的所有调查对象的名单，一个个报出来，结果，调查过的一百七十七名对象中竟然没有一人谈到过钓鱼。这样，钓友就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了。于是，专案组决定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指望能够查摸到线索。由于只知道老郝，那就只能从寻找此人着手了。
9月27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前往全市五个区的税务局寻找仲以川的钓友老郝。一个圈子转下来，所获得的结果是：武汉税务系统姓郝的工作人员是有的，还不止一位，也有黄陂人，一共有三个，可是一个已经因病死亡，一个是女性，还有一个是年轻的南下干部。被称为“老郝”的只有病亡的那位，那么他是不是仲以川的钓友呢？前往调查的侦查员任忠特地问了，他的同事说这人是个肺结核病人，国民党时期的税务人员，武汉解放后整顿税务队伍时原本是要将其清退的，因念及其弟系革命烈士，就留用了。这人平时没有什么嗜好，身体又不好，上下班骑自行车不过两三里路，也累得气喘吁吁。这样的身体，想去郊区钓鱼也是去不了的。
专案组副组长刘渠生听了任忠的汇报后说：“还是盯着税务人员这条线索查下去，会不会这个老郝是解放前国民党税务局的人员，解放后已经给清退了？”
调查已被清退的旧税务人员比调查现任的税务局工作人员要麻烦一些，得翻档案。但还是顺利查到了，果然有一位姓郝的黄陂人，原在国民党汉口市第七区税务局工作。侦查员于是抄下了这个老郝的家庭住址，通过派出所查下来，此人名叫郝献智，仍居住在原址，在一家私营水产品加工厂谋到了一份账房工作。侦查员于是就去找他，郝献智承认跟仲以川是钓友，在解放前一年多因钓鱼而结识。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不过仅限于钓鱼，基本上每月两次去东湖钓鱼，有时半天，有时一天。最近那次钓鱼是在9月7日，那天是星期天。
侦查员听下来觉得这个老郝似乎还不知道仲以川已经死了，便说了仲已死亡的消息。老郝大吃一惊，连连摇头，感慨不已。这人聪明，马上意识到侦查员为何来找他，于是就主动说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请尽管开口，我如若知晓，保证知无不言。于是就聊到了钓鱼和钓友，以及钓鱼时仲以川聊些什么事儿。老郝说聊的话题比较广泛，但记忆中从来不涉及政治，连抗美援朝这样的国家大事他们也没有聊过，也不聊经济，最多聊聊家庭、日常生活琐事。至于钓友，也就那么四五个，仲以川跟他们的关系还没有跟老郝密切。
侦查员听到这里，难免有些失望。就在这时，老郝说及的一桩事情使侦查员顿感兴趣。老郝说大约在六七月的某一次钓鱼时吧，仲以川说过一件使他“特别气愤”的事情，不过也只是说了三言两语。什么事呢？那天，一向比老郝先到的仲以川破天荒地姗姗来迟，抵达后一脸的愤怒。仲以川是这帮子钓友中资格最老的一位，他的钓鱼经验、复杂的人生经历和那身足以对付有时出现的前来捣蛋、敲诈的地痞的武功，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这帮钓友中的领军人物。大家已经习惯看其脸色行事，此刻见他这副神色，众人就不便开口说什么。只有老郝自恃年岁最长，过了一会儿开口问：“老仲，你遇上什么不高兴的事啦？”
仲以川“嗯”了一声，火气很大地说了原委：两年前，他和人合作试制一种药酒，是他的创意，他投入的资金，对方不过是拿着他出的钱缩在家里操作，最后成功了，可是对方却骗他说没有成功，因为另有事情要做就退出这个项目了。仲以川信以为真，哪知最近得知对方早在去年就把这种药酒酿成功了，秋天就自己摆了个摊头出售了。由于销路甚佳，那人开始大批制造，现在竟然开了家一个门面的店铺专门出售这种药酒。
老郝劝了几句，又给仲以川出主意让他去向行业公会反映情况，请行业公会出面主持公道。仲以川听了眼睛一亮。最后一次钓鱼时，他告诉老郝说那件事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不过对方非常不服，扬言要请人“杀掉姓仲的全家”。
侦查员于是就打听那个扬言灭门的家伙姓甚叫甚，居住何处。老郝说这就不知道了，当时老仲没有说。
不过要查清这个内容并不难，因为既然已经向行业公会反映过了，公会肯定知晓对方情况的。于是，就去找油酱行业公会，得知确实有这么一回事。那人名叫杜用，住江岸区半市街小巷3号，原是酱园工人，后来失业了，不知怎么跟仲以川认识的，还交上了朋友。关于药酒之事，经公会调查，确如仲以川所言，应是两人共同开发的产品，理应两人商议经营，共享利益。行业公会主持调解，让杜用拿出一半利润给仲以川作为补偿，之后如何经营，应由两人商量着办。杜用对出钱补偿没有异议，于是两人就商量之后的经营和分成事宜，哪知仲以川拿了补偿费后却不同意继续经营，说容他考虑一段时间后再作计议。杜用觉得自己上了当，大怒，两人就在公会争吵并动了手。杜用可能并不知道仲以川是会武功的，一交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要不是仲以川手下留情点到为止的话，后来还不知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哩。之后两人之间又发生过什么情况，那就不得而知了。
往下，就是侦查员任忠、姜志曦和纪小果找杜用了。有家庭住址应该是比较好找的，可是家是找到了，本主儿却没见着。杜用上哪儿去了呢？他的妻子摇头说不知道，可是她那躲闪的眼神表明她不但知道，而且应该是知晓得非常清楚的。侦查员寻思故意隐瞒，说明对方心里有鬼，于是就把杜妻请往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总该说实话了吧？杜妻仍然摇头，不肯开口。这下，侦查员没辙了。任忠、姜志曦对纪小果说老弟你向来巧舌如簧，死的可以说成活的，这份活儿就交给你吧。纪小果倒也不谦虚，说既然二位如此抬爱兄弟，那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可是，纪小果的水平没有得到发挥，因为派出所长见他们的事儿似乎进行得不大顺利，就问是否需要帮忙。姜志曦说那当然是求之不得，因为有的对象不惧分局、市局的人，却最害怕派出所的警察。于是就把要找杜用调查之事说了说。派出所长听了笑道：“问这个女人干什么，直接去问杜用那小子不就得了！”
侦查员大喜：“这当然最好了，可是杜用在哪里呢？”
“在哪里？在江岸区局看守所！”
杜用怎么进了看守所呢？原来，两周前杜用在外面喝多了酒，回家路上骑自行车撞了人，没事一般重新上了车就要继续前行，被撞者大怒，拦住他理论。杜用混不讲理，于是双方动了手。杜用喜欢打架，但打的都是王八拳，没有章法，而且这次对方是两个人，以一敌二，哪有胜算？吃亏后竟然拔出一把匕首刺伤了对方一人，于是就折进了局子。
再去问杜妻：“你丈夫已经被捕，为什么不肯说呢？”
这回，杜妻肯说了：“因为生怕你们是来替伤者讨医药费的！”
三个侦查员对于杜用的犯事觉得不可思议，便问杜用以前喝醉酒是否也闹事。杜妻说丈夫喜欢喝酒，但酒量比较大，很少喝醉，偶尔喝多了也就躺倒呼呼大睡，从来没有打架之类的举动。这下，侦查员就怀疑杜用在策划并布置了对仲以川一家的灭门案之后，故意寻衅闹事，以便躲到看守所里去避风头。即使追查到他身上，他也有理由说自己早在灭门案之前就折进局子了。
这个，杜妻自然是说不上来的，于是侦查员就去江岸区局看守所提审杜用，当然不问打架，只问跟仲以川的交往情况。杜用说了说，跟之前了解到的基本相符。侦查员说：“好的！既然你说过‘杀掉姓仲的全家’，那么后来是怎么做的呢？”
杜用听了浑身一颤：“什么怎么做的？”
侦查员说：“你还不知道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啦！”
杜用大吃一惊，结结巴巴问道：“难道……难道仲以川他已经死了？”
“哼哼！岂止是姓仲的本人，他全家都出事啦！”
在这方面，杜用跟前国民党税务官老郝一样敏感，马上意识到侦查员此番来者不善。他激动得从凳子上一跃而起，随即意识到这个动作跟他此刻的在押身份不符，而且也是违反看守所规定的，于是又坐下，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然后表示自己跟仲以川死亡之事绝对无关，请政府调查，如若有关，宁愿接受任何处理，包括枪毙！
侦查员说：“既然你愿意接受调查，那就把你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一一交代清楚，特别是被捕之前一段时间跟什么人接触过、有谁证明、接触内容等等。”
杜用点头如鸡啄米：“是！是！是！”
姜志曦忽然发现杜用的神情已经平静下来，心里不由得一动：难道这家伙跟本案无关？怎么这么快就平静下来了？他看看纪小果和任忠，那二位似乎还没意识到。他便拿了纸笔，起身走到杜用跟前，把纸笔递给他，让他把交往关系、活动情况写出来。三个侦查员到外面去抽烟，姜志曦对任、纪两人说了自己的直觉，那二位就有些担心了：如果在杜用身上没有发现疑点，那线索岂不断了？往下又该怎么做呢？
姜志曦的直觉是准确的，之后五天里，专案组根据杜用交代的社会关系和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跟灭门案有关的线索。
五、木匠和屠夫
10月3日晚，专案组举行会议，对如何开拓新的侦查思路进行了研究。这天，距灭门案发生已经整整半个月，领导的重视自不待言，不但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朱涤新多次来电询问，连中南公安部杨奇清部长也来电了解过情况。因此，当晚专案组正在重温卷宗材料，以图对前一阶段的侦查思路进行分析时，朱涤新局长的突然到来并未令专案组诸君感到特别意外。
朱局长听取了专案组对侦查情况的简略汇报后，没有半句批评责怪，只是点着头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以为他接下来要作指示了，可是他却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这个案子是能够圆满侦破的！”然后，就让秘书拿出了三条“红双喜”香烟、两斤茶叶慰劳专案组，便微笑着离开了。
专案组于是继续分析，你言我语一番议论后，认为根据掌握的案件情况来看，之前的侦查思路和措施没有错，之所以未能取得效果，可能是没有发现本案的亮点。副组长刘渠生遂提议，再次前往现场，看是否有新发现。这个建议获得了一致赞同。接着，又有人提出有必要对死者之一仲以川的妻子邵佩珍的直系亲属再次进行访查了解，这个提议也当场被接受。于是，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前往“大鼎昌油酱店”查看现场，另一路访问邵佩珍娘家。
次日上午，侦查员按照计划分头行动。组长汪清德与侦查员张锦城、柳毅、周四海、任忠去了邵佩珍的娘家。邵佩珍的娘家住在汉阳区青石桥，其父母还健在。邵老头儿水手出身，在长江上漂泊了三十多年，后来用积蓄下来的钱钞开了一家竹行，专门制作竹篙、缆绳、靠球等船用工具。长期的水手生涯练就了老爷子一副健壮的体魄，虽已年过七十，身板依旧硬朗，嗓音洪亮，中气充沛。其妻邵周氏是个缠着小脚的瘦小老太太，比丈夫年长两岁，也颇健康，思维清晰，语言表达能力较强。女儿一家被害不过半月，这对夫妇还沉浸在悲伤之中，对侦查员说他们相信共产党人民政府，希望公安同志尽快破案，替女儿全家报仇。
侦查员说明了来意，想请二老把邵家在武汉的全部直系亲属都召集来，专案组想开一个座谈会。邵老头儿说这没问题，我这就请人去通知小辈们。汪清德说不劳您老人家大驾了，请您把他们的家庭或者工作单位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有车，一个个去把他们接过来就是了，有工作的正好跟他们领导或者老板说明一下，给请个假。
邵氏夫妇一共生育了九个子女，两个幼时夭亡，加上邵佩珍被害，如今还剩六个，都已成家，分别住在汉阳、汉口，离老家这边还算近，但也到午后一点多才把六个子女连同他们的五个配偶(一位在外地)请了过来。
之所以要举行这么一个家庭座谈会，是因为在之前的调查中已经得知邵家有子女定期回老家看望父母并互相问候的习惯，一年中大约有四五次大家庭聚会。仲以川作为邵佩珍的丈夫，平时可以不来看望岳父母，这种聚会则是必须参加的。专案组认为这种家庭聚会是很容易使参与者身心放松的，也许仲以川在跟亲戚的接触中无意间吐露过什么对于侦查工作有用的内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线索了。
邵老头儿的竹行在抗战胜利后关门歇业，房子地皮都是当初创业时买下的，属于私有产权，所以现在住得很宽敞。座谈会就在原先堆放竹子原材料的后院举行，葡萄架下放上竹椅竹凳，侦查员连同邵家方面一共十多人坐着还显得很宽敞。汪清德把来意说明之后，要求众人围绕跟仲以川相关的内容，想到什么就反映什么，哪怕只是听到仲以川说过别人一句什么，或者别人说过仲以川一句什么，都有必要说一下。
邵佩珍在邵家活着的六个子女中排行老三，上面是两个哥哥，下面是三个妹妹。旧时大家庭中的这个排行是很容易受到兄弟姐妹重视的：在两个哥哥眼里，她是妹妹；在三个妹妹眼里，她则是姐姐；并且又是家里的大女儿，出嫁前是协助母亲承担着家里的大小家务事宜的，所以，无论哥哥、妹妹对邵佩珍都很有感情。她突遭横祸，使他们极为悲痛，头天得到消息就一齐赶到武汉市公安局，要求迅速侦破该案，严惩凶手。因此，在之前侦查员找到他们要求提供情况时，都很是配合。现在专案组第二次找到他们，而且一来就是四名侦查员，领头的是市局干部、专案组长，使他们感受到政府对该案的重视，自是积极协助，汪清德的话甫一落音，他们便争着开口，你一言他一语地说起了仲以川的情况。
这些人说了许多，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看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侦查员正暗自着急时，一直走进走出给大家端茶添水没有好好坐一会儿的老太太邵周氏总算有空闲坐下来了。她还不知道侦查员想了解些什么，但她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待到听说公安人员要了解已故女婿的生前情况，马上开口发言了，她一开口，侦查员顿时眼睛一亮！
邵周氏说，大女婿平时来这边的次数是几个女婿中最少的，可能是因为他做生意比较忙的原因，不过，他每次来倒是都愿意待比较长时间的，半天打底，一天也有，他喜欢陪着别人说话。记得今年大年初二那天吧，他跟先端还说了好一阵话呢。
侦查员忙问说了些啥。老太太说：“让我想想……好像是说到了什么‘会’。对了，说到了‘善福会’。两人谈得还蛮热络呢！”
侦查员赶紧请教：“先端是哪位亲戚？”
“先端是来生的妹夫。”
“那么来生又是谁呢？”
来生是邵家次女邵宝珍的丈夫，与仲以川是连襟关系。来生也在场，于是作了说明：年初二那天，他们夫妇过来给二老拜年，先端那天外出赴婚宴，办婚事的那户人家正好就在附近，于是他就来看看、聊聊。不巧的是老岳丈拉着来生去打麻将，正没奈何，仲以川过来说你去吧，我和先端聊天喝茶。侦查员自然要问：“先端是干什么的呢？”
来生说先端姓叶，三十三岁，是在长江客运码头上打杂的工人。那么，老太太听见两人在聊的什么“善福会”又是怎么回事呢？来生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善福会’。你们要了解的话，最好去找叶先端。”
这是专案组在半个余月的调查中第一次听见有人提到“善福会”。别说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就是手里掌握着线索，也不会轻易放过，所以，自然要去找叶先端。于是，侦查员记下了叶先端的住址，再三叮嘱在场的所有人必须对此保密。
汪清德四人返回武昌区局专案组驻地时，另一路前往“大鼎昌油酱店”调查的侦查员刘渠生、景义、姜志曦等已经回来了，他们这一路还真发现了亮点——
那三个凶手，之前一直被认为是装修匠人，其中有木匠也有泥瓦匠。因此，法医对仲以川等四具尸体解剖检验时所得出的结论是：“凶手是用刀斧之类的工具碎尸，尸块的骨头断面表明凶手具有专业从事木工或者屠宰工作的技能。”侦查员对这一结论的理解是凶手中有人肯定是木匠，而忽视了碎尸者也可能从事屠宰工作的推测。在之前查摸犯罪嫌疑人的工作中，对被查者的社会关系中是否有木匠予以了特别注意。可是，尽管已经数次勘查过“大鼎昌”现场，竟然没有人对案发前业已进入现场的凶手事实上并未干过正规的木工活儿这一点予以注意！
这个情况，就是提议再次查看现场的专案组副组长刘渠生发现的。刘渠生注意到，现场店堂里乱七八糟堆放着的那些柜台、桌椅、木料，都是完好如初没有进行过任何加工的，店堂迎门放着的那个临时制作的长条形木工操作台的周围，散落着一些锯断的不超过半尺长的零星木料，乍一看，很容易使人认为是木匠干活后留下的残渣。可是，拿起来仔细查看，却可以通过断面的拼接发现这其实是从一根木料上锯下来的。而且，这些木料的断面明显歪斜，显然出自不谙木工活儿的外行之手。再看那工作台，断面也是歪歪斜斜，而且铁钉也砸得不利索，十颗中有三四颗没有一砸到底，而是砸弯后直接敲平在木头里的，这肯定不是木匠的手艺了。
如此看来，那三个凶手很有可能是冒充匠人师傅以装修为名潜伏在“大鼎昌”隔壁店堂里伺机下手的。下手之后，碎尸的不是这三位，而是另有其人，那人可能是木匠，也有可能是从事屠宰工作的人。两者之间，以后者的可能性为大，因为如果对方有木匠的话，那指派一名木匠过来就是了，既能假装装修以免让内行看出破绽，行凶后也能动手碎尸，不必另外派人来了。
一干侦查员有此发现后，原先沉重的心情略微显得轻松了些。他们进入现场后，是关上了前面的大门的，这时觉得有些闷，于是就把大门打开了，顺便每人点燃一支香烟抽着歇口气。一支烟还没抽完，有人在门口往里探头探脑，侦查员姜志曦便问：“什么事？”
那是两个中年妇女，臂上套着红布袖章，上面印着什么字看不清楚，但一看就知道是居委会的。果然，她们自我介绍是居委会的，前来检查卫生。侦查员这时才看清楚袖章上印的是“武昌区爱卫会(即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检查员”字样。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当儿，为防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细菌战，国家对卫生工作抓得很紧，居委会隔三差五检查居民家庭卫生，予以评比并张榜公布。当下，姜志曦就摇头，说这里的事儿还没有结束，新的住户尚未进来，谁来搞卫生？
那二位正要离开，被刘渠生唤住，说大嫂歇会儿吧，我们聊聊。于是，她们就坐下跟侦查员聊了片刻，这一聊，就聊出了一个新情况：这二位中的一个姓戚的大嫂告诉侦查员，灭门案发生的那天下午，即9月19日下午三点左右，她在挨家逐户检查卫生时看见烟纸店里有一个陌生人，跟三个匠人师傅抽着烟聊得挺热络的。此人三十岁出头，个头儿很高，体格健壮，穿着短袖汗衫，露出的两条胳膊肌肉发达，就像运动员似的。
刘渠生追问：“你还记得那人另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吗？比如脸上有疤痕、胳膊上文着青龙之类？”见戚大嫂摇头，又问，“那么，他穿的短袖汗衫有什么特征吗？”
戚大嫂想了想说：“那人的那件汗衫有八成新，白色的，前面印着蓝色的图案，是一条轮船，好像还有一个很大的铁锚；下面有两行小字，您问是什么字？对不起，我没上过学，什么字都不认识。”
刘渠生很有心，寻思即使是文盲，也是分得清汉字、英文和阿拉伯数字的形状的，当下耐心启发，终于得知那两行小字，上面一行是汉字，下面那行是阿拉伯数字。
这个穿汗衫的陌生人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刘渠生一行返回武昌区局后立刻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此人有比较大的嫌疑。于是就推测这个家伙的身份，他是干什么职业的。刘渠生想起那件汗衫上的图案，就拿了一张白纸在上面划拉着。刘渠生没有专门学过美术，但他自幼对画画颇有兴趣，经常划拉，画出的东西也就有点儿像了，当下就画了一件短袖汗衫。几个人正围着这张画琢磨时，汪清德他们回来了，双方一交换各自获得的情况，刘渠生乐了，说那个穿汗衫的男子有可能就是叶先端啊！
刘渠生这样认定的理由是：那件汗衫上印的图案是一条轮船和一个很大的铁锚，似乎可以理解为航运业的特殊标记，而图案设计者把铁锚设计得特别大，是为了突出铁锚的特定意义。什么特定意义？想来想去大概就是码头了——船舶停泊时不是需要用铁锚来固定船位吗？而这个姓叶的恰恰是在码头上工作的。至于那件汗衫，想来可能是奖品。可能是某项体育比赛，多半是篮球赛，不是说叶先端是个高个子吗，正好能打篮球；下面印着的两行小字，上面一行是汉字，内容应该是该项赛事的名称，下面一行是阿拉伯数字，那就是日期了。
专案组于是立刻指派两名侦查员前往长江客运码头去调查。长江客运码头是国有企业，当时的人事管理已经正规化，侦查员一查叶先端的档案，又是一个激灵：这人十六岁开始工作，干的就是屠宰活儿——杀牛，一直干到抗战胜利后才因闪了腰而改行到长江客运码头上打杂工。再往下看，又有发现：叶先端于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参加了“一贯道”，直到解放后政府打击反动会道门时才响应号召，与武汉地区成千上万的“一贯道”普通徒众一并签名退出。
如此，叶先端的疑点就骤然升级：“一贯道”分子，与仲以川聊过“善福会”；灭门案发生前数小时曾出现在凶杀现场，与凶手谈笑风生；曾从事屠宰多年，具有碎尸的技术手段。专案组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推断：会不会叶先端也是现场凶手之一，他与其他凶手事先潜入“大鼎昌”，在仲以川一家纳凉结束返回时，忽然闪身亮相。当时仲以川肯定大感意外，但因为熟识，也不至于叫喊什么的，隐藏在旁边暗处的其他凶手就趁机下手行凶。
专案组于是决定采取行动，当晚，叶先端被悄然捕拿进了武昌区局。
六、凶手死了
叶先端对于自己的突然被捕显出一副震惊的神色，所以一进局子就向侦查员提出质问：“为什么抓我？”
负责讯问的是专案组长汪清德、侦查员姜志曦、景义、纪小果，汪清德主持，纪小果担任记录。汪清德便问叶是否认识仲以川，叶说认识。跟仲是什么关系？叶说老仲是我大舅子陈来生的连襟。然后就问两人是怎么相识的，叶先端说是今年年初二他去参加朋友家的婚宴时因时间尚早，又正好在大舅子岳丈家附近，他知道那天陈来生在那里，就去坐坐，喝杯茶聊聊天消磨时间。正好仲以川也去给岳丈拜年，就这样认识了。
“那天谈了些什么呢？”侦查员问。
“大家都是武汉人，无非就聊些当地的事儿吧，解放前、解放后的都聊到了。”
“有没有聊到过反动会道门组织？”
“这个……说到过‘一贯道’。因为我之前听我老婆说起过老仲原是‘一贯道’里的，在武昌那一带有点儿名气，解放后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一贯道’的黑幕，受到了政府的表扬，电台记者都去采访过他的。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些关于‘一贯道’的事情，因为我以前虽然也参加过‘一贯道’，但我是最普通的道徒，不了解坛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一直觉得有些神秘。”
“除了‘一贯道’，另外还谈到其他什么‘会’啊、‘道’啊、‘帮’的吗？”
叶先端想了想：“我还听仲以川说到过‘善福会’，他说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有了，是一个跟‘一贯道’完全不同的、讲究行善积德纳福的组织，问我是否听说过。我说没有，有点儿好奇，就跟他聊了几句。他说这方面很有话题的，让我以后专门找他去聊。我临走时，老仲给我留了他的地址。”
侦查员问叶先端后来是否去过仲以川那里，他说去过，那是9月19日下午，就是老仲全家出事之前的那个下午。那天他轮休，去武昌看望一个生病的同事，顺便就去了仲以川那里。原是想听老仲说说“善福会”的事儿，可是那天老仲有点儿忙，他店里的一个放货的木架子坏了，需要立刻修理。叶先端去后正好帮他一会儿忙，还到隔壁正在装修的那家店里去借过工具呢。
侦查员见叶先端从容不迫、神色镇定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便知这人多半跟案子无关，于是就直截了当问他9月19日离开“大鼎昌”之后的活动情况。叶先端回答得也很利索：他是下午三点过后离开“大鼎昌”的，老仲一定要留他吃饭，但他因为跟一个邻居约好了晚上去打牌，不能失约，就告辞了。不过，牌也没能打成，因为他一到家就陪着老丈人去医院了。老人家腹泻发烧，必须立刻去医院治疗。这一去，医院就让住下了，次日下午才出来。他呢，当天晚上就留在医院陪夜。
专案组当即派员前往医院核查，证实确有此事。那天当班的护士长对这个姓叶的码头工人留有很深的印象，因为那天晚上来了好几个急诊病人，都是叶先端相帮从救护车上抬进急诊室的。
于是，叶先端被当场释放。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公交车停驶了，专案组开了吉普车把他送回家。
线索再次断了，专案组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境地。次日，汪清德、刘渠生两位组长正交换意见，如何开辟新的侦查思路，转机随着一个打进来的电话出现了。
电话是市局总机打给专案组的，话务员说汉阳区局来电，有情况要跟专案组联系。汪清德对刘渠生说：“有戏了！”
9月19日中午，专案组组建伊始，汪清德就进行了布置：以武汉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市各旧货店铺、钟表店、首饰店下达布控通知。因为不清楚仲以川家被劫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只能粗略地估计是金银首饰、钟表、衣服等，考虑到凶手有出手销赃的可能，所以有必要采取布控措施。之后，随着对案情的分析，专案组认为灭门案应属于与“善福会”相关的政治性案件，凶手作案后掠走仲家的细软不过是一种旨在转移侦查视线的手法，所以对于布控的效果已经不敢抱太大希望了。果然，案子发生半个多月，布控效果迟迟未见。哪知，就在侦查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当的时候，半个月前的布控终于取得了成效！
汉阳区车站横街有一家“寄昌旧货行”，专门收购并出售各类旧货，大到寿材，小至手表，不论属于哪一类商品，该行都收购，然后分门别类清点，尚具正常使用功能的立刻摆出来出售；损坏的予以修理，整修好后出售。老板宋寄昌早在9月20日下午就接到派出所的布控通知，自是小心在意，每天亲自坐镇店堂里留心着。半个月来已经怀疑过几个疑似售客，但悄然报到派出所后都给民警排除了。这天上午，宋寄昌去区工商联参加座谈会，旧货行照常营业。九点多钟时，来了一个售客，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瘦高个子，脸上有些许麻子，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洋面口袋。
接待此人的是上月刚满师的小仇，他示意对方把布袋里的东西倒出来，是一件皮夹克和六件大大小小的毛衣，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以五十万元成交。前面说过，由于警方未能提供布控物品的名称，加上之前已经数次虚疑售客，连派出所方面也有点儿不耐烦了，所以此刻小仇对此并未在意。一会儿，宋老板回来了，进门就奔账台去看他不在的时候成交了什么东西，一看付款单子上写着“衣服七件，价伍拾万元”，心里就一动。解放初期生活水平低，五十万元可供七口之家紧巴巴的一个月生活了，什么衣服要值这个价位？当下就去看衣服，一看有皮夹克，就觉得值得怀疑了。因为在当时，一件普通的皮夹克已经属于贵重衣物了。尽管眼前这件是旧的，但质地式样都不错，做工精细，翻到里面一看，还钉着“军用品”的标记。
宋老板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商人，当下，他想想不妥当，于是就带了小仇拿着那七件衣服往派出所跑，向接待民警作了自案子发生以来的第五次反映。民警翻看了衣服，对那件军用品皮夹克产生了兴趣，因为派出所有一份市局印发的关于灭门血案情况的内部通报，当然里面没说到什么“善福会”，可是有被害人仲以川的简历，其中仲以川曾当过伪警察、宪兵等情况给这个民警留下了深刻印象，眼下这件军用皮夹克是否与国民党宪兵有关系呢？于是，就立刻向主持工作的刘副所长汇报了。刘副所长看了皮夹克，觉得应该向分局报告此事。这样，电话终于打到了专案组。
专案组自是分外重视，个个满怀希望。汪清德与刘渠生商量后，决定由刘渠生率领三名侦查员前往汉阳区向旧货行方面进行调查。刘渠生带着侦查员张锦城、景义、纪小果去了“寄昌旧货行”，先问了问情况，听小仇说下来，认为那个麻脸售客跟9月20日专案组几个侦查员去烟纸店时遇到的那个男子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也疑似跟烟纸店老板娘陈王氏签订租房合约的那个冒充“品味馆”老板薛明贵的那位。
然后又看了衣服，确认那件军用夹克系国民党宪兵部队所发的军用服装，从尺寸大小看来，跟仲以川的身材完全相符。再看其余六件毛衣，其中两件跟仲以川的身材尺寸相符，其余四件一时难以判断，于是干脆拿着全部衣服奔汉阳区请死者邵佩珍的娘家人辨认。
邵老爷子一眼就认出那件皮夹克是女婿冬天常穿在身上的，老太太也认出了另外几件毛衣是女儿和两个外孙的衣服。正说着，正好二老的小女儿来娘家送东西，马上认出其中一件红色的旧毛衣是她亲手给小外甥编织的。
刘渠生四人至此终于可以长长地嘘一口气：真正有价值的线索终于冒出来了！
可是，往下的事儿并不轻松，因为“寄昌旧货行”方面无法提供那个麻脸售客的姓名住址之类的信息。那时候，市民向旧货行出售物品还不需要出示户口本、工作证之类的身份证件，旧货行还是按照旧社会时的方式进行交易，对方的信息是不予登记的。不过，刘渠生等人还是想作一番努力，于是二赴“寄昌旧货行”，四个侦查员分头跟行里的店员谈话，指望他们能够提供一星半点的线索。
好运气再次降临了。旧货行的账房先生想起了一个情节：那个麻脸售客拿着小仇开的领款单子到账台上来取款时，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掏出香烟要敬他一支。账房先生说不抽烟，摆手谢绝了，付款时按照店里定下的规矩说欢迎以后有旧东西出售时再次光顾“寄昌行”。麻脸售客点头，微笑着嘟哝了一句：“我回家去翻翻，可能还有些东西，还拿到贵行来卖。”
专案组于是就想到了一个措施：守株待兔！
次日上午“寄昌旧货行”开门营业时，四名侦查员已经化装进入了岗位，其中两个潜伏在店堂后面的库房里，两个化装成路人在附近溜达。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潜伏在旧货行内的那两个侦查员是一天一轮，早上开门前进入岗位，到下午旧货行关门才能离开；而在外面执勤的，则是轮流上岗，两小时轮一次，连同汪、刘两位组长在内的几个侦查员轮班。
一天蹲守下来，没有收获。
第二天、第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
第四天也很快过去了，仍不见那个麻脸售客冒出来！
10月8日，第四天晚上，专案组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还要继续蹲守。一番热烈讨论后，全组达成了共识：蹲守措施是正确的，灭门案的凶手既然劫掠了仲家的细软，而且已经出售了其中的部分物品，那肯定有再次出售的念头。那个麻脸家伙之所以没有再次光顾，十有八九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会是出于警惕。于是，专案组就向市局领导汇报了这个思路，领导同意继续蹲守下去。专案组考虑到人手安排需要适应持久战，所以将原先的四人一岗改为三人一岗。
又蹲守了两天，麻脸售客终于再度出现了！
10月11日午前，这个侦查员盼望已久的对象貌似悠闲地踱进了“寄昌旧货行”，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说请估估价。这次，宋老板在店里，全店也只有他懂钟表，自是亲自出面接待。看下来，说这是一块“英纳格”老怀表，至少已有三十年历史了，里面的零件还没有磨损到不能走动，但不能保证今后几年里不出故障。对方点头说他知道，请老板开个价，看能卖多少钱，如果他觉得还可以，就成交。稍停，又补充了一句：“前几天我也来过贵行，卖了几件旧衣服，如果老板开价公道，我以后还会来的。”宋老板心跳如鼓，竭力保持着平静，装模作样地考虑了片刻，说这块表可以卖三十八万元。对方说能不能再增加些，五十万元怎么样。宋老板摇头又点头，加了两万元。对方再要求加价，几次三番拉锯下来，最后双方同意四十二万元成交。
专案组事先制定蹲守计划时已经决定，目标出现后暂不抓捕，由侦查员跟踪，查明其下榻处，然后追查其他同伙。这是一个双料案子，牵一发可能动全身，发现目标后一定要慎重，几时动，动哪一个等等都必须经过再三考虑。因此，侦查员就没有惊动目标，任凭麻脸男子取了款离开了旧货行。他的背后，店堂内外的三个侦查员立刻出动，拉开一段距离悄然跟踪。
算来也是这个麻子合该倒霉，这天执行任务的三位侦查员是专案组副组长刘渠生和侦查员周四海、柳毅——正好是9月20日后参加专案侦查的，没在烟纸店与嫌疑人见过面，否则没准儿就惊动了目标。这三位都是具有相当经验的精干侦查员，别说三个盯一个，就是一盯一也足以保证像一帖老膏药样一直黏着目标。可是，现实中偶尔也有阴沟里翻船的不测情况，这天这三位就不幸碰上了。
目标离开旧货行后，先去了附近的一家面馆吃面。吃完面出来，就朝摆渡码头方向走去。一路走着，倒也不疑有他，头也没有回过。到了码头，刘渠生就觉得情况不大有利：由于先前江面上突然起了薄雾，轮渡开得很慢，码头上就积压了一些乘客。面对这种情形，就只好对目标特别留心了。好在周四海、柳毅都是有经验的，也不用刘渠生使眼色，早已挤上前去，在目标前面一左一右占了位置；刘渠生则留在后面，形成了一个“品”字形包围圈。从理论上来说，目标无论往哪个方向去，都可以确保有人在后面跟踪。
三个侦查员就以这种阵势跟随着目标一起挤上了轮渡，轮渡启航后，太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薄雾顿时一扫而净，江面上一片清晰，轮渡便加速驶到了对岸。侦查员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码头上的人群吓了个激灵，刘渠生一颗心便吊了起来，寻思别把目标丢了哦！这份担心不幸立刻就成为了现实。轮渡靠岸后，船上的乘客还没全部上岸，两侧等着登轮的乘客就迫不及待地挤开了木栅栏涌了上来。刘渠生挤在人群里，眼睁睁地看着目标上岸后脚不沾地样地离开，而在他前面的柳毅、周四海两人，已经被挤得不见影踪了。刘渠生心里非常焦急：目标一旦丢了，有可能再也不去旧货行了，那岂不是到手的鸭子闹飞了？即使目标手里还有赃物继续拿到“寄昌旧货行”去销赃，那还不知又要隔多少天！这可怎生奈何啊？
就在这时，刘渠生眼前倏地一晃，闪现出一颗寸草不生的光头，一个胖胖的秃子从他身边奋力挤过。刘渠生见之心里顿时闪过一个念头，立刻奋力挤开人群，紧紧跟着这个秃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先前在轮渡上时，刘渠生曾看见目标麻脸男子跟这个秃子说过几句话，当时没有在意，现在死马当活马医，寻思既然说得上话，或许两人是相识的熟人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可以从这个秃子嘴里获知目标的情况——哪怕是些许情况，也比没有好。
刘渠生跟着出了码头时，已经汗流浃背，秃子人胖，更是大汗淋漓，驻步茶摊前掏钱买茶喝。就在这时，刘渠生见柳毅、周四海满脸沮丧地返回了，一看就知道跟丢了目标。于是，便冲两人使了个眼色，于是，三人就包围了秃子。待秃子喝了两杯茶忽然发现异样时，一张褐色烫金字的证件在他眼前晃了晃，耳畔一声低喝：“到旁边去说几句话！”
秃子是武昌一家私人营造行(如今称为建筑公司)的老板，姓姜。他确实跟目标认识，但并不熟，只知道对方姓洪，是个营造业的小包工头，好像住在郊区仪襄乡。
刘渠生三人当即直奔仪襄乡，找了乡里的公安特派员小朱。小朱刚从原第六区(1952年7月前武汉市是以数字命名全市各区的)公安局调来三个月，对全乡的户籍情况还不熟，别说只有一个姓氏了，就是给他一个全名也不能立马说出麻脸男子的情况。不过，好在有姓氏，有职业，还有很明显的生理特征，所以，他说还是有把握找到此人的。
这时已是傍晚，刘渠生三人决定不回城里了，就住在乡政府。乡政府设在一座古庙里，说是政府，其成员用现在的眼光看实在少得可怜：乡长、书记、农会主席、民兵队长、公安员各一，其中民兵队长是半脱产的。晚餐后，住在附近的乡民兵队长赵世骥来跟小朱商量下周组织民兵打靶的事儿。小朱把赵世骥介绍给刘渠生等人。侦查员寻思民兵队长应该是当地人了，于是就向赵世骥打听麻脸汉子。赵世骥听侦查员说完目标的情况后，倒抽了一口冷气，失声道：“啊！莫非是他？”
侦查员窃喜，看着赵世骥静候下文。赵世骥定定神说：“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好像是河塘村的洪彬啊！如果是他，那我是认识的。”
洪彬是何等角色呢？赵世骥作了一番简单介绍：此人出身于一个世代泥瓦匠家庭，今年三十五六岁样子，泥工手艺很好，为人甚是精明。他十四岁跟着父亲学泥工手艺，十七岁满师后即放了单飞。单飞了三年，就开始跟城里那些营造商直接打交道，自己接活儿。到二十四岁时，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包工头了。据说洪彬的志向是做一个营造业老板，可是直到现在也未能如愿，只是一个连活儿也时有时无的小小包工头。究其原因，人们都说那是洪彬为人过于精明的原因。
对于上述介绍，一干侦查员最感兴趣的关键词是“泥瓦匠、河塘村”，当下听了就决定连夜去会会这个名叫洪彬的人，如若确是那个麻脸汉子，那就算是上上大吉，立马逮捕就是！
于是就让赵世骥带路，一干人连同小朱一起前往河塘村。河塘村是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农村人歇得早，这会儿已经家家熄灯，一路走去，除了一迭声的狗吠声之外，不闻其他声音。赵世骥说他不知道洪彬家的确切位置，于是只好敲开一户农民家的门打听。过去后立刻将其宅前后通道控制住，然后推门而入，可是，洪彬却不在家。其妻说丈夫一向这样，一个月里在家的日子不超过二十天。
刘渠生下令搜查，结果在盛米的那口大缸的底部搜得一个木盒，内盛金戒指三枚，小孩儿佩戴的金木鱼两个、银项圈一个，银洋三十五枚，这些金银中的部分正是死者邵佩珍的娘家人向专案组提供的被劫掠的赃物。
至此，终于可以确定洪彬确系灭门案凶手之一。往下，就是抓捕洪彬了。
两小时后，一张无形的大网即在武汉全市布下，仪襄乡更是如临大敌，不但专案组全体人马都赶到了，还从市局和几个区局临时抽调来四十名警察协助抓捕，各村民兵也全部出动。
如此阵势，洪彬应该落网了吧？答案却令人沮丧：次日晚上八时许，在距河塘村五里地的孝女庄外的孝女桥下，浮起了一具尸体——洪彬死了！
七、民兵队长
法医对洪彬的死因作了鉴定，确认是酒后失足落水溺亡。
专案组对此结论感到颇有些意外，有侦查员嘀咕说怎么这么巧，好不容易费了老大劲总算查到头上来了，这小子却溺死了？为此，汪清德、刘渠生特地约见了两位主持解剖的法医，当面听取他们对于认定依据的解释，然后跟法医进行了探讨。这两位都是资深侦查员了，破案实践经验丰富，经历得多，听说得更多，法医最后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洪彬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酒醉程度是事实，但并不能排除被别人灌醉的可能性；在酒醉之后，失足落水溺亡是一种可能，被人推搡落水也是一种可能。因此，洪彬之死也有可能是他杀——巧妙的他杀。
这样，往下如何开展侦查，专案组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围绕着洪彬的死亡进行调查；另一种则是暂时撇开死因不管，而致力于围绕着洪彬生前交往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以图找出另外两个参与制造灭门案的凶手。专案组内部在作何种选择时产生了不同意见，由于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然，最后还是达成了一致：暂时不查洪彬的死因，而将重点放在追查另外两个凶手上面。
这个选择意味着需要很大的工作量。洪彬生前是泥瓦匠出身的包工头，这种人的社会交往极广，被民间称为“吃百家饭的”，要查清他的社会关系不但难度颇大，而且是否做得到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专案组还是要做。汪清德、刘渠生商议：先初步查摸一下，如果调查的对象确实很多，那就向领导提出借调警力相帮调查。
初步查摸下来，洪彬的社会关系确实了得，不但营造行业人数众多，就是和他保持着联络来往的亲戚也有上百个，此外，还有结拜弟兄、干爹干妈干子女，以及非营造行业的社会朋友。名单汇总后，送到汪清德手里。汪清德浏览了一遍，对副组长刘渠生说：“要不，先着手从这三百多人查摸？”
刘渠生看了看，表示赞同。然后，就把名单交给了纪小果和任忠，让他们立刻把全部名单抄一份，分成十个部分，以便分派调查人员。那二位在抄录时，其中的任忠发现了一条捷径！
任忠抄录的是洪彬生前的亲属和结拜弟兄、干亲的那部分，在抄到结拜弟兄时，发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赵世骥。任忠这个人，看上去土里土气的，十足一个乡下人，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见到一个人、听说一个名字，他都可以无意识地自动记录在脑子里，过一段时间如果不用才自动删除。他作为对刘渠生三人的增援力量，随专案组连夜赶到仪襄乡政府后，在院子里看到过贴出的乡政府工作人员分工名单，就记下了那几个乡干部的姓名。当下，见到洪彬的生前结拜弟兄中有这样一个跟乡民兵队长完全相同的名字，不禁大吃一惊。
于是，任忠就向汪清德作了汇报。汪清德闻之也是大惊，稍一考虑，便问这部分名单是哪位调查到的，把那人叫来。片刻，侦查员柳毅来了，汪清德便指着赵世骥的名字问他：“这个人是谁告诉你的？”
柳毅说：“这是洪彬在武汉的堂兄洪金贵向我提供的。”
“洪金贵知道不知道这人现在是乡里的民兵队长？”
柳毅马上摇头，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
一旁的刘渠生说：“行了！跟这位赵队长聊聊吧！”
赵世骥就在乡政府另一间屋子里跟公安员小朱待命。这两天他为协助公安破案忙得脸色发暗眼睛布红，听到招呼，以为又有啥任务分派下来了，兴冲冲地进来，见汪清德、刘渠生神色严峻，不禁一个愣怔。这个愣怔使侦查员加重了对他的怀疑，汪清德使个眼色，一旁的两个侦查员立刻上前把他夹住。当时的乡民兵队长，相当于后来的公社武装部长，因为清匪反霸工作的需要，是配发手枪的，当下枪自然给卸了下来。赵世骥急赤白脸道：“干吗？干吗？”
刘渠生喝道：“别嚷！坐下回答问题！”
可是，不管怎么问，赵世骥都矢口否认他与洪彬结拜弟兄之事。这样，就只好先把赵世骥就地看管起来。汪清德、刘渠生两人商量下来，决定一面对赵世骥进行调查，一面查摸那两个估计应该也是从事泥工职业的凶手。
刘渠生负责对赵世骥调查，先从区里调取了履历表。赵世骥是文盲，区里决定让其担任乡民兵队长时要求他填写履历表，他是请区政府的文书代笔的。这份履历里看不出他有什么历史问题：1914年出生于仪襄乡五牛庄，雇农成分；1934年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前往江西，两年后逃离部队，之后一直在武汉打工；抗战胜利后回乡，用打工攒下的钱买了两亩田耕种谋生，农闲时做泥工，一直到解放。
刘渠生正对着这份履历细细琢磨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抓住了一个姓邹的泥瓦匠！
这个名叫邹宝根的泥瓦匠说来还真很晦气，他是在侦查员到他家里去打听其下落时忽然回家的。回家就回家吧，冷不防看见有公家人装束的正在跟他老爹说话，不禁浑身一颤，竟然拔腿就逃。这样，侦查员再不想动手也得行动了。被扭获后，一个侦查员才发现这人曾经见过面的——那天前往烟纸店查看时，这家伙正在化石灰啊！这样，才明白他为何要拔腿就逃了。
邹宝根的经验没有赵世骥老到，他到案后立刻作了交代，而且语速很快，以至于担任记录的那位侦查员不得不要求他稍稍说得慢些，好将供词顺利记录下来。
根据邹宝根的交代，专案组立刻去逮捕了另一个也在烟纸店曾经见过面的熟人孟庆生。孟庆生的交代也很利索。赵世骥在邹、孟两人的供词夹攻下，不得不作了交代。
是日，1952年10月13日，这起被称为“双料专案”的特大案件终于彻底查清了——
赵世骥早年到武汉市里打工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一贯道”，其入会引领人就是“大鼎昌”老板仲以川。两人关系甚为密切，赵世骥还时不时向仲以川请教武术，后者算是他的半个武功师傅。抗战胜利后，赵世骥回乡务农兼做泥工。这段时间，赵世骥仍热衷于“一贯道”，倒并非信仰，而是想通过“一贯道”这座桥梁为自己谋取一个人生上升的空间。这点，跟仲以川可谓不谋而合。1948年春夏之交，仲以川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湖南“一贯道”内部发生分裂，有道徒宣布与“一贯道”决裂，自己组织一个新的会道门，名谓“善福会”，不禁大感兴趣，遂与赵世骥商量在武汉也发起组织“善福会”，以后形成气候了，就可与“一贯道”分庭抗礼。赵世骥与之一拍即合，于是两人就着手搞起来。可是，要想组建这样一个组织是一桩难度极大的工程，两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理论”没“理论”，所以，半年后赵世骥就心灰意冷不再想这事儿。而仲以川还是津津乐道，每次跟赵世骥见面的主要话题就是谈他的建会理想，其实也不过是空想而已。这样，赵世骥就渐渐对这个半师半友的油酱店老板厌烦了，由减少接触次数一直到不相往来。
解放后，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时，仲以川作为早几年就已经公开反叛的“一贯道”骨干分子成了一块香饽饽，到处作报告搞现身说法。赵世骥得知后嗤之以鼻，只有他才知晓这其实是怎么回事。仲以川偷听敌台，跟台湾特务组织取得联系的情节，赵世骥起初并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跟仲以川断了来往。8月中旬，仲以川忽然来仪襄乡，出现在赵世骥面前。赵世骥大觉意外，连忙问对方有什么事。仲以川见这个乡民兵队长公务繁忙，也就长话短说：“咱俩分手已久，老弟你可能已经忘记哥哥了，可我还是常常惦念着你的。我也留意着老弟的情况，知道你如今在共产党手下混得还不错，当了乡民兵队长，还加入了共产党，属于预备党员了，呵呵，恭喜！恭喜！”
仲以川说到这里，忽然话锋一转：“不过，我看共产党的天下是坐不长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已经一年多了，因此，我看老弟你还是适可而止，为自己留条后路吧。我不跟你多说，只是告诉你，我已经跟台湾取得了联系，把我们当初组建的‘善福会’报告他们了，他们对此极感兴趣，颇多鼓励，不时在短波广播里呼叫呢。下一步，我准备跟他们取得实质性的联系。我已经搞了一份‘善福会’的名单，会长自然是我，你老弟呢，是唯一的副会长，成员呢，我已经把你手下的那些民兵都报上去了。你问名单是哪里来的？呵呵，乡政府墙上不是一个村一个村都贴出来过嘛，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来了……”
仲以川还要说下去时，被赵世骥一声愤怒的咆哮打断了：“滚！他妈的，你乱说些啥呀！”
仲以川哈哈大笑：“老弟啊，这件事你自己掂量吧，我不强迫你，你也别强迫我。反正我要做的事，肯定要进行下去的，只怕到时候你还要再三道谢呢！如此，告辞了，后会有期！”说着，扬长而去。
赵世骥被仲以川的这次来访整得心惊胆战。解放后，他隐瞒历史问题，伪装积极，取得了组织的信任，不但混入了共产党，而且还当上了半脱产的乡干部。照这条路顺顺当当走下去，以后的前途肯定不会差，吃皇粮当公家人是少不了的，甚至还有希望被提拔当官，这是何等辉煌的前程啊！而眼下仲以川却要伸手拆台，把他从光明大道上拉下来，打入地狱。赵世骥当然不干，经过几天的考虑，他决定将仲以川杀了灭口。
主意打定后，如何实施还是一个问题。赵世骥寻思先得稳住仲以川，于是就悄然进城拜访了仲以川，佯称经过考虑，愿意继续跟仲以川合作，一切都听老哥的安排。仲以川哪知对方已打定主意要他性命，只道赵世骥权衡利害关系，已经想通了，甚是高兴。赵世骥这次访问“大鼎昌”，意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那就是隔壁贴着出租启事的烟纸店。赵世骥的智商实在不低，他由烟纸店的那则启事精心策划了一个灭门方案。
之后，赵世骥就去找了他的结拜兄弟洪彬，指使其制造灭门案，并倾其所有拿出了五十五万元钞票作为作案经费。洪彬这人虽然精明过头，但很讲义气，他认准的人就可以言听计从。况且赵世骥还告诉他仲以川家颇有钱财，作案后概归其所有。于是，他就答应下来，找了两个铁哥们儿邹宝根、孟庆生作为帮手，许诺成功后所获钱财均分。之后的事儿就归洪彬进行了。前面说过，这人是做包工头的，既熟悉市里情况，又深谙社会行事道道，这种事儿虽然平生第一回做，可是有了赵世骥事先的策划，他在这个框框里足可充分自由发挥。很快他就假借“品味馆”老板薛明贵的名义向陈王氏租下了“大鼎昌”隔壁的房子，然后叫上两个帮手假装装修。
一切都准备好后，洪彬、邹宝根、孟庆生三人就决定于9月19日晚上下手，作案方式确是如同专案组勘查后所推断的那样进行的。将仲以川全家四口的尸体碎尸后埋在石灰池下面，是由赵世骥精心策划的一个环节。因为他考虑到“大鼎昌”后面的那条小河是断头浜，抛尸后不久就会浮于水面。而他要给外界造成的错觉是“仲以川举家出走”——至于原因，那就不需要他解释了，谁有兴趣谁琢磨去吧，尸体一浮起来就露馅了。这样，就只有碎尸后处理。河里不能扔，只有往外面带，然后扔掉，这样容易引起邻居的注意，须知“大鼎昌”只要半天不开门就会有人报告派出所的，哪里还有往外携带尸块的机会？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先埋在石灰池下面再说了。
洪彬三人作案后，卷走了全部细软，还从账台抽斗里找到了那份“善福会”的名单。这份名单交到了赵世骥手里，赵世骥看了看，上面果然有他和仪襄乡九百多名民兵的姓名，哪个村庄都写得清清楚楚。赵世骥看过后，立刻烧毁了。
三凶手获得的赃物，根据洪彬与赵世骥的约定，由洪彬处置，但赵世骥反复叮嘱洪彬，必须藏匿一段时间后方能销赃，销赃前必须征求他的意见。赵世骥没有料到洪彬答应得好好的，之后却变卦了，才过了半个余月就销赃了。那天，当侦查员来到乡政府了解“麻脸男子”时，赵世骥就知道出事了。大惊之下，脱口而出说他认识洪彬。当晚前往河塘村捉拿洪彬未果，赵世骥借布置全乡抓捕洪彬的机会，去找了另两名凶手邹宝根、孟庆生，指使他们找到洪彬后将其灌醉推入河中溺毙，否则洪彬一旦被捕，你们两人也难逃法网。那二位寻思反正已经杀过人了，此刻不对洪彬下手，准定在劫难逃；杀了洪彬，倒还有活命的可能，于是就答应了。他们是知道洪彬最近的落脚点的，就连夜过去，佯称有事相商，将其诓至孝女庄外的土地庙喝酒，把洪彬灌醉后推入河中溺毙。
1953年元月23日，赵世骥、邹宝根、孟庆生三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