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二代”的破财遭遇
首先出场的是那封写给中共上海市委六大书记的求助函件的作者林午昊。时值1957年12月，这位兄弟二十六岁，持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学的是美术专业——油画。林午昊出身富商家庭，其父林炳甫以前是拥有三家工厂、两家商铺的老板，公私合营后每季度所拿的定息就有七千多元，平均每月两千多元，相当于四五十个青年工人的工资总和，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丰厚的合法固定收入。
林午昊有着这样一个老爸作为经济靠山，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裕日子。两年前大学毕业时，学校分配他去济南工作，他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在当时，不服从分配是作为表现不好来看的，学校说如不去山东，那就不会再给你安排工作了。林午昊对此当然不会在乎，乐呵呵地回家啃老。
当然，林午昊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志向——当一位名画家，世界级的不够级别，就做国家级的，国家级的也不行，就闹个名扬上海滩吧。为此，他对于绘画倒是很在意习练的，每个星期要去外面写生一两次。
林午昊就是在三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去外滩写生时跟瓦洛嘉(全名是瓦洛嘉·格里高利雅夫，为了叙述的方便，全文均以“瓦洛嘉”相称)相识的。那天，林午昊在外滩写生，旁边凑上了几个围观者。凭经验，这种围观的时间是不长的，稍微看一看满足一下好奇心就行了。但这天的情况有点儿异样，林午昊感到身后有一个人已经停留了较长时间，凭呼吸判断那是一个男子，而且应该是个人高马大的男子。林午昊于是就回头去看，哦，竟是一个外国男子，三十多岁，金发碧眼，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那人见林午昊回头看自己，彬彬有礼地用英语打了个招呼说他可能影响了林午昊的创作，表示歉意。当时上海滩像林午昊这样的小开，基本上都能说几句英语，有的还说得很流利，因为这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上层社会身份的象征，当下，林午昊就用英语跟对方交谈。
对方告诉林午昊，他叫瓦洛嘉，是苏联援华专家。林午昊一听就乐了，因为他的英语快用完了，而他在大学时学过两年俄语，学得不错，被学生会选为代表参加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跟苏联留学生互教互学母语的活动，每个月换一个互教互学的对象，到毕业时，已经能够把俄语说得跟正式的翻译那样流利了。现在这个瓦洛嘉是苏联人，那正好用俄语交流。瓦洛嘉于是发出邀请，去附近找家咖啡馆坐着慢慢聊吧。
像林午昊这样的小开，对于上海滩所有的西餐店、咖啡馆都是烂熟于心的，否则在小开圈子里是没法站住脚的，当下立刻把瓦洛嘉引往附近南京东路靠近外滩的和平饭店，那家著名饭店里有一个供应正宗进口咖啡的小店，正好适合招待像瓦洛嘉这样身份的外宾。两人喝着咖啡，聊得很愉快。出乎意料的是，最后竟是瓦洛嘉抢先结了账。于是，林午昊就感到很不好意思，问瓦洛嘉下周几时有空，能否请他到红房子西餐馆去品尝法国大菜。瓦洛嘉扳着手指算了一下，说他下周六晚上有空，于是就约定下周六傍晚七时在陕西南路长乐路口的红房子西餐馆门口见面。
这样，两人就开始了这种基本上每周一次见面喝咖啡或者吃饭聊天的交往。双方自然会聊到各自的家庭和现状，林午昊于是知道瓦洛嘉是列宁格勒人，三十六岁，二十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厂工作，参加了卫国战争，立过战功。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一名兵工工程师，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深造，于1953年成为一名动力学博士。1957年春天，奉组织指派，以兵工专家的身份来到上海。林午昊原本想问他在哪里工作、是否能给他一个电话号码方便联系，一听对方是搞兵工的，马上想到了保密，就不敢开口了。倒是瓦洛嘉要了他的电话，以后就是打这个电话跟他取得联系的。
第三次见面时，瓦洛嘉对林午昊说：阁下这样喜欢油画，那为什么不设法去国外留学呢？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到苏联去留学。林午昊听着，心里不禁一动：对啊，我要想成为一个名画家，出国留学乃是一条捷径啊！既然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为何不抓住呢？于是就向瓦洛嘉表示自己很想出国留学，如果能得到瓦洛嘉先生的帮助，那真是三生有幸，感激涕零啊！
瓦洛嘉答应写信到苏联去跟他的一位在莫斯科大学担任学院领导的亲戚打听此事。两个星期后，瓦洛嘉给林午昊打了电话，说他的亲戚回信了。林午昊在上海大厦请他吃饭，席间，瓦洛嘉出示了那封信。信封上是不写地址的，只用俄文写着瓦洛嘉的名字，后面是一个括号，里面是一行阿拉伯数字，上面盖着一枚三角形的红色印戳，是俄语的缩写以及日期。瓦洛嘉告诉他，他们专家组跟苏联的通信是每周一次，周一统一交上去后由驻沪总领事馆安排随同外交邮件一起由专门的信使送往苏联，苏联邮回的邮件也是按此办理。这个红色印戳就是援华专家专用的内部通邮标记。
瓦洛嘉让林午昊看了那封俄文函件。林午昊大体上能看懂，瓦洛嘉那个在莫斯科大学当学院领导的亲戚的意思是：欢迎林午昊去苏联留学，他将竭力促成此事，请静候佳音。林午昊一看之下，喜出望外，拉着瓦洛嘉的手连声道谢。
从这次见面开始，瓦洛嘉就开口向林午昊借钱了。他说组内专家将要回国探亲，他想请他们带一些中国的特产回国去送给家人和亲戚，算下来手头还缺一点儿现钞，想向林午昊借一些，等这个月的津贴发下来后就还。林午昊自是点头，问他需要多少。瓦洛嘉说不多，也就一两千元人民币吧。这个金额，当时已经可以在上海市区买一套几十平方米的旧民居了。但林午昊倒并不认为是一笔巨款，只是他得向老爸要。
林午昊的老爸林炳甫是个在生意场上滚了一辈子的商人，应该说对于这种拆借手法有所警惕，但因为当时的社会治安已经治理得非常好了，旧社会的那套犯罪手段已经被扔进了垃圾箱，最主要的是林老先生跟儿子一样坚信瓦洛嘉真是苏联专家，加上还要托他办理儿子留苏求学的大事，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老先生觉得是应当拿出这笔钱钞来的，至于瓦洛嘉是否会归还，那就不去管他了。于是，林老先生就拿出了两千元人民币让儿子去给瓦洛嘉，特地关照如果对方要打借条的话，你不要接受。林炳甫还亲自前往南京路购买了丝绸料子、珍珠粉等礼品，让林午昊一并拿给瓦洛嘉，说这是送给瓦洛嘉先生家眷的一点儿薄礼。
瓦洛嘉也懂得礼尚往来的社交规矩。一周后，他得知林午昊将要订婚，送给林午昊的未婚妻一份贵重礼物：一枚镶嵌着一克拉钻石的白金钻戒！他同时还给林午昊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莫斯科大学同意接收林午昊为留学生，请他寄去一应需要的申请材料。使林午昊完全放心的是，材料是让他直接寄给莫斯科大学的，这个地址林午昊是知道的。
看来瓦洛嘉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或者是因为他所说的发放津贴的日子即将到来，所以他不准备再跟林小开玩下去了，于是就抽身而退吧。可是，他在临退场前还要给林午昊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周五，瓦洛嘉给林午昊打了个电话，说他想利用周日休息时间上吴淞口去看长江入海口，问林午昊是否有空一起前往，最好带上照相机，拍摄一些照片，林午昊自是一口答应。这样，到了星期天，林午昊就带上他家那部价格不菲的德国蔡司照相机和同样品牌的望远镜赶到了吴淞口。那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大晴天，两人游览了一会儿，拍了几张照片，都是瓦洛嘉给林午昊拍的。
一会儿，两人在堤岸上坐了下来，林午昊取出特地准备的牛奶、点心、巧克力、蜜饯请瓦洛嘉品尝。瓦洛嘉从他的挎包里拿出了一瓶伏特加、两个木头酒杯、两个贴着俄文商标的鱼肉罐头、一个足有一市斤的列巴，两人边喝边聊。林午昊发现瓦洛嘉的汉语进步很快，这段时间已经能够听懂汉语，甚至还能说几句。
林午昊喜欢喝酒，但是酒量不大，状态最好时也只能喝一瓶啤酒。此刻跟瓦洛嘉喝伏特加，情状自是可想而知的。不一会儿，他就感到晕晕乎乎了。瓦洛嘉喝了半瓶烈酒，不但若无其事，反而激发了兴致，又给林午昊倒了一杯，提议为中苏友谊和他们两人的私人友情以及预祝林午昊留学手续办得顺利而干杯。林午昊已经感到不胜酒力了，原本是要推辞的，但是对方说出这样的祝酒词，那不喝也得喝了。
这一喝，林午昊很快就迷糊过去了。一会儿，林午昊觉得冷飕飕的，就像钻进了冰窟窿，睁开眼睛不由大吃一惊：身边已经没了瓦洛嘉，当然也没了蔡司照相机、望远镜，觉得仿佛钻进冰窟窿的原因是自己穿在身上的那件崭新的小羊羔皮夹克也不翼而飞了。定定神，觉得手腕上也空落落的，一看，那块欧米茄金表也没了！
换了别人，这时作出的反应肯定是向最近的派出所报案。但是，林午昊却没这么做。此为何故？因为林午昊不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不愿也不敢怀疑这是瓦洛嘉使的坏，就往其他方面去考虑：我睡着了，也许瓦洛嘉先生有急事离开了，正好来了坏人，见有机可乘就下手了。林午昊等了半个小时，没见瓦洛嘉的影子，实在耐不住寒意，于是就决定——回家。
林午昊回家后对老爸林炳甫述说了遭遇，老爸大吃一惊之后称赞了儿子的处置方式：幸亏没有报案，否则这事惊动太大，弄到最后是怎么一个结果就难说了。可是，损失是惨重的：皮夹克、金表、照相机、望远镜、钱包(内有一百多元)加起来，差不多就有五六千元了！这事应该怎么办？林炳甫再三考虑后，决定给一个人打电话，相信这人是有办法解决的。
这个人名叫施志勋，那年四十三岁，经历有点儿复杂：留学日本学过法政，回国后在国民党法院当法官，上海沦陷后被日伪政权留用，仍做法官；这倒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惩治汉奸竟然也没动他这个给日伪政权效过力的人，而且仍让他担任法官，坐在审判席上给他昔日的同事判刑。稀奇事还没有结束，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施先生竟然又被人民政权留用，当了两年人民法官，因病休养两年后，根据安排去当了一名律师。懂行的人知道，像施志勋这样的境遇，并不是运气两字能概括的，而是他在暗地里还客串过另一份差事：地下工作。替日伪政权效力时，他暗地里为“军统”提供情报；替国民党政权效力时，他暗地里为共产党助力；所以，人民政权之下他不但能“逍遥法外”，而且还活得有滋有味。施先生的有滋有味的日子一直到“文革”才结束，当时他已经不当律师了(那时中国没有律师了)，也不干其他工作，而是在家吃老本。但造反派还是惦记着他，给他封了一个“三开分子”的头衔，正要揪斗他时，阎王爷抢先一步，施志勋心肌梗死、抢救无效而殁。
本案发生时距施志勋先生去世尚有九年，他当时还很健康，是上海市法院系统许多法官最不愿意在法庭上遇到的职业辩护人之一，也是众多被告家属争相聘请以至于不得不提前预约才有希望如愿的沪上名律师之一。但林炳甫不必预约，也不必亲自前往拜访，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他叫来。因为他是林炳甫的妹夫。
施志勋接到电话，立刻赶到林家来了。尽管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但听林午昊述说了跟瓦洛嘉的交往过程以及当天所遭遇的情况后，一时竟也不敢怀疑瓦洛嘉跟该案会有什么关系。想了想说，你把那位苏联专家赠送的白金钻戒找出来。
之后，施志勋带着林炳甫去了一位好友周先生那里，这位周先生是沪上一位著名的珠宝鉴定师。施志勋请他鉴定一下瓦洛嘉送给林午昊的这枚戒指是真是假。周先生把戒指拿在手里，只看了一眼就下了结论：这是假货！
于是，施志勋基本上也就认定那位瓦洛嘉先生也是假货。听施志勋这样一说，林炳甫忍不住叫起来了：“我要报案！”说着，一把抄起了电话机。但施志勋却按住了电话机的叉簧，说不能报案，现在刚搞过“反右”运动，多少人因为在苏联的事儿上说了几句话就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你还敢说苏联专家犯罪？林炳甫做生意内行，于政治却一窍不通，说我儿子受骗上当，财物“出送”(沪语，意即“没了”)，难道我不能说，不能报案吗？施志勋说你们工商界也有“右派分子”，他们真的反了什么吗？有个罗老板跟苏联人一起吃饭，发现他们胃口好，随口说了一句“就像饿死鬼投胎”就成了“右派”，被送到青海劳改，这事难道你不知道吗？现在的情况是，你只要搭上“苏联”两个字，那就要小心点儿！
林炳甫原本胆小，听施志勋这么一说就不敢往公安局打电话了。当然，事情还是要解决的，于是就向妹夫请教应当怎么办。施志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竟然比报案还有效，而且绝对安全！
二、又发现了受害者
两天后，中共上海市委收到了一式六份写给市委书记处六位书记的人民来信，这六位书记是：第一书记柯庆施，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和许建国。信函都是挂号的，有发信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发信人就是林午昊。
通常都会以为林午昊的这一式六份函件的内容是向市委领导反映自己跟瓦洛嘉交往的遭遇，请求主持公道之类。如果信函真的是这么写的，那林炳甫也就不必请施志勋出场了，而施志勋“三开分子”这个不寻常的称号也就白叫了。这封由施志勋执笔起草后让林午昊誊抄的信函的内容跟我们所预料的正好相反，没有告状，只是赞颂伟大的中苏友谊，述说自己跟苏联专家瓦洛嘉交往后获得的思想和外语方面的进步，然后言归正传，说正当自己想进一步努力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优良品质和先进思想时，突然和瓦洛嘉同志失去了联系。所以，他冒昧地给市委领导写信，请求领导在百忙之中打听一下瓦洛嘉同志的下落，以便继续向老大哥学习。
这就是施志勋的智慧和政治上的成熟，他很清楚这封信寄出后会有什么反应，而这种反应七拐八弯到最后肯定会定位在追查瓦洛嘉其人这一点上。到那时，公安局自会介入。
情况的发展果如施志勋所料。当时的人民来信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多，但通常这种写给领导同志的信函是不会直接交给领导本人看的，一般由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处理掉就是了。林午昊发出的那六封信函也是这样，市委的信访人员将信函登记后，转给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外事处，请他们跟苏联专家组联系后，给写信人一个回复。
当时在上海的苏联专家有二百多名，涉及几十个单位。在沪的专家属于一个组织统一管理，这个组织是苏联人在来华前就已经组建了的，称为“援华专家第102小组”，配备有政工、党务、外事、安全、生活、事务、技术等方面的负责人，这些人本身不是专家，但他们是管专家的，相当于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所以，外事处就把林午昊的信件转往专家组处理。
专家组收到信件后，一查，并无瓦洛嘉其人。于是就感到奇怪了，到底是有专家使用其他名字跟中国居民接触呢，还是有人冒充苏联专家跟中国居民接触？这方面，苏联人是很认真的，于是就决定对此进行调查。
这样，就有两位苏联人在外事处的干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了林宅，向写信人林午昊当面了解是怎么回事。林家父子见苏联人登门，一阵激动，但他们牢记着施志勋的嘱咐，只字不提财物被骗被盗，只是说了瓦洛嘉跟他们的交往情况，每周一两次到某某饭店、西餐馆、咖啡馆去吃喝，还去过哪里哪里游览。苏联人一听就禁不住要露出一脸的惊讶来了：这不是揩中国居民的油吗？这是违纪行为啊！这个瓦洛嘉究竟是何许人？
两个苏联人返回专家组后，向组领导汇报了情况。专家组领导决定对此进一步调查。原先的调查是由日常事务方面的负责人出面进行的，这回派出的是保卫小组的人了。还是由外事处的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再次跟林家父子见面。这回的调查就不同了，因为专家组搞保卫的人，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特工人员，他们都接受过相关训练，跟林家父子一接触，立刻就从他们的神情言语间觉察到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隐情，于是就盯着追问，问到的都是细节问题。这样，林家父子最后就按照施志勋关照的，对来人说这样吧，让我们的法律顾问施志勋先生跟你们谈吧。
施志勋出场的阵势就不同了，随同他出场的另有两名律师作为见证人，还提出要求请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派员到场。专案组方面一看一听，就意识到这件事确实不那么简单，背后肯定隐藏着其他内容，于是就通知了驻沪总领馆派人过来。施志勋把情况一五一十叙述了一遍，专家组来人闻言大吃一惊，当下立刻给专家组领导打电话报告。专家组领导指示：请林午昊到专家组去辨认照片，看瓦洛嘉究竟是哪位专家。
林午昊由施志勋等一干人陪同着去了专家组驻地，在那里，他翻阅了专家组提供的全部男性专家的照片，最后摇头：“一个也不是！”
专家组对此事抱着极为认真的态度，光凭林午昊的否定还不作数，他们又连夜下达指令，要求全体男专家对自己在林午昊和瓦洛嘉相约去吴淞口的那天各自的活动情况写一份说明。这份说明施志勋是无权查看的，是属于专家组内部的审查依据。最后，苏联专家组得出结论：瓦洛嘉其人并非苏联援华专家组成员，而是一个冒充苏联专家进行刑事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
12月23日，苏联专家组向市人委外事处递交了一份书面文件。这份书面文件受到了特别重视，第二天就出现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众所周知，柯庆施书记对于此类事情，一向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当下就对参加会议的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说：“这件事关系到苏联专家的名誉，也跟上海的形象有关，你们公安局要调查清楚，把那个冒充苏联专家行骗的歹徒揪出来，绳之以法！”
于是，上海市公安局当天就组建了一个五人调查组。这个调查组的阵容有点儿特别：有政保条线的警员，也有刑事侦查条线的刑警，由于还未立案侦查，所以这里一概称他们为“调查组”。
调查组长谷鑫基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政保部门，是个从老区南下的公安干部，具有比较丰富的调查案情的经验。他跟四名组员见面后，简单地介绍了情况，说领导交办任务时有两点要求：一是迅速、准确地将情况调查清楚，市局是要上报市委的；二是严格保守机密。我们先一起去林家吧，找林炳甫、林午昊父子分别了解他们跟那个瓦洛嘉的接触情况。
林家父子如实提供了跟瓦洛嘉交往的情况，当然也说到了那枚瓦洛嘉赠送的“钻戒”。于是，这枚戒指就被调查组取走，当天傍晚送去做技术鉴定。公安局的技术部门没有鉴定珠宝的专家，这事儿还得请社会上的专家做。由于调查组有时间要求，所以技术部门当晚即联系了两位专家，用汽车把两人接到市局。两人中的一位，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位周先生。两人的鉴定结论是一致的：这是一枚伪造得比较逼真的假钻戒。
当晚，调查组开会讨论分析了林家父子所说的情况，当然基本上是林午昊所陈述的内容。大家发现了一个似乎可以作为突破口的情节：大约一个月前的那个星期天下午，林午昊约瓦洛嘉在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吃饭，饭后，去了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出来分手前，瓦洛嘉在电影院旁边弄堂的那个传呼电话亭打了个电话。林午昊并没有看到瓦洛嘉拨了什么号码，但电话接通后，他听到瓦洛嘉用俄语问了句“是外国语学院吗”。对方可能听不懂俄语，不知说了什么，稍停，瓦洛嘉就改用比较生硬的汉语再次询问，得到确认后，他仍用汉语报出了一个三位数的数字。往下，林午昊就不大说得清楚了，因为当时正好有一个外地人从弄堂里出来，向他问路。
调查组对于这个情节当然是很感兴趣的，盯着小伙子追问。最后，了解到大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电话接通后，瓦洛嘉对着话筒说了一两句话，是用俄语说的，但其中好像夹杂着一个汉语人名，然后，就没有反应了，拿着话筒等在那里。林午昊很热心地给问路的外地人指点了公交车站的方位后，回头一看，瓦洛嘉还在等候，他不便过去打扰人家，就在人行道上等着。大约过了四五分钟，他看到瓦洛嘉开始通话了，神情很兴奋，说的是俄语夹汉语，以俄语为主，说什么林午昊没听清楚。
放在如今，要想弄清瓦洛嘉当时是跟何人通的电话，只要去电信公司查一下就行了。但是，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没有这种功能，那就只好分析：瓦洛嘉最初拨通的那个号码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后面报出的三位数字应该是分机号码；接通分机后拿着话筒等候，那是请接听电话的人去叫人。
往下，需要前往上海外国语学院调查。调查组指派朱养学、汪明化去完成这个任务，两人通过外国语学院保卫科找到了那天值班的总机接线员。一问，接线员因为有“星期天”和“俄语来电”这两个原因，还记得一个月前的那次电话，但她已经记不清来电人是要求接到哪个分机的。朱、汪两人和保卫科商量下来，认为可以通过排除法进行鉴别，即先把肯定没人在的(星期日不上班)那些办公室电话全部去除，剩下的就是值班室、保卫科、食堂、学生宿舍楼的电话了。打了几个电话，排除了值班室、保卫科和食堂，还有就是学生宿舍楼了。每幢学生宿舍楼只有一部电话，有电话打进去，得由接听电话的宿舍楼管理员去传呼，这就方便查问了。最后，终于查明那天瓦洛嘉的电话是打给俄语系大三女生袁秋亚的。
袁秋亚，二十三岁，祖籍重庆，本人出生在上海，其外公曾当过清朝四品官员，后弃官经商，创下一份不菲的家业。因此，袁秋亚的母亲结婚时获得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十年后，四品官员去世，她又获得了一份丰厚的遗产。袁秋亚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中，物质生活的优越是可想而知的。她的生父于1948年因肺结核医治无效而殁。两年后，袁秋亚的母亲借着新社会新风气之势，追求妇女解放，尝试自由恋爱，跟一名医生定了终身，于次年国庆节成婚。袁秋亚的继父将袁秋亚视同己出，在各方面都给予关爱。袁秋亚在继父的鼓励和帮助下，刻苦学习俄语，于1955年考入了上海俄语高等专科学校(创建于1949年，1956年改为“上海外国语学院”)。1957年夏天，袁秋亚的继父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那就不是戴帽子了，而是解往青海劳动改造。袁秋亚被认定是“右派分子”家属，按照政策，像袁秋亚这样的学生，毕业后将被分配到偏远贫穷之地的某所中学去工作。
那么，袁秋亚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她是怀着什么动机跟对方交往的呢？这就需要找袁秋亚本人调查了。
朱养学、汪明化请保卫科把袁秋亚找来，保卫科跟俄语系通电话后，得知今天下午袁秋亚那个班没有课，她可能不在宿舍。朱、汪说不管她此刻在不在宿舍，我们过去一趟再说吧。于是，保卫科就派了一位女干事陪同朱、汪前往女生宿舍。
袁秋亚果然不在宿舍，不过并未回家，她还在学校，是和另外三个女生去导师张嘉蹈家了。于是朱养学等人就去家属院，找到张教授家，果然有几个女生和张教授夫妇一起围着桌子在包馄饨，可是其中并没有袁秋亚。女干事问那几个女生：“袁秋亚同学呢？”
一个女生说：“她和我们一起过来的，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匆匆走了，估计是回家去了吧。”
这时，张嘉蹈问女干事这二位同志是哪里来的，找袁秋亚有什么事。由于领导强调调查组必须对这件事严格保密，所以不但外国语学院保卫科不知道调查组为何事找袁秋亚，就是对朱养学、汪明化两人的真实身份也是不清楚的，他们过来时出示的介绍信是上海市教育局的。因此，女干事就按此身份向张教授介绍了。
张嘉蹈于是问朱养学、汪明化找袁秋亚是不是有急事，那二位不好说是急事，只好比较含糊地应付。张教授是个老于世故的人，马上觉得来者是想尽快见到袁秋亚的，于是便说：据我所知，袁秋亚同学是去见一位朋友了。找她的那人是把电话打到我家想请我转告的，我在跟那人通话的时候，袁秋亚正好来了，就直接让她接听了。
朱养学、汪明化听了暗松一口气：既然是把电话打到你府上来的，那么你就能跟对方联系上了，打个电话过去告诉袁秋亚让她尽快回校不就得了！但张教授却是摇头。何故？因为那人的住址、单位、电话我统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他是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怎么又是苏联专家？
朱养学定定神，对张嘉蹈说：“张教授刚才说的那位苏联专家叫什么名字？”
“他叫瓦洛嘉。”
这话一说出口，朱养学、汪明化顿时一惊：怎么眼前这个教授也跟瓦洛嘉相识，而且对方可以把电话直接打到他家里来？这当然要问个清楚，于是，亮出了公安局的证件。这下，就轮到张嘉蹈震惊了，马上说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只要我知道的，全部提供给你们。
朱养学、汪明化听张嘉蹈一说情况，顿时给弄了个目瞪口呆——真没想到，眼前这位张教授竟也是瓦洛嘉的受害者！
三、疑犯逃脱
张嘉蹈教授看上去是一个瘦瘦弱弱的白面书生，一口俄语说得比汉语似还流利，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竟然还骑着战马拿着枪跟日本关东军面对面地打过仗。他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母都是给“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哈尔滨的俄国贵族当佣人的，洋东家为他们全家提供食宿，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用俄语进行日常交流的特殊环境中，其俄语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九·一八”事变后，十七岁的张嘉蹈放弃高中学业，和几个朋友瞒着家里投奔了一支民间抗日义勇军。不久，这支义勇军又集体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张嘉蹈遂成为一名抗联战士。
1934年，张嘉蹈所在的部队遭遇日本关东军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张嘉蹈侥幸带伤突围，逃生后偷偷来到了哈尔滨父母处。当时哈尔滨已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对抗日人士查缉甚严，不但父母担惊受怕，连俄国贵族老东家也吓得不轻。好在洋东家仗义，动用了其社会关系将张嘉蹈送到了上海。张嘉蹈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在教会中学教书的职业，一边教俄语，一边上大学。而他跟抗日、革命和中共的关系也就结束了，从此，他就过着安逸的白领生活。1949年上海解放后，组建了一所专门培养俄语人才的高校——上海市俄语高等专科学校，师资是向社会招聘的。张嘉蹈看到报纸刊登的招聘启事后，就前往应聘。面试时，他那口俄语说得比考官还好，自然立马录取，从此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三年后又晋级教授。
张嘉蹈跟瓦洛嘉的相识似乎偶然。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他去附近的虹口公园散步。在鲁迅墓前，看到一个外国人手捧鲜花一脸肃穆地在凭吊，嘴里喃喃低语，听上去说的是俄语。张嘉蹈不禁起了好奇之心，便在那人献上鲜花后上前，直接用俄语跟对方攀谈起来。这才知道对方名叫瓦洛嘉，是苏联援华专家。张嘉蹈一听，心里顿时涌上了一股那个时代老百姓对苏联老大哥的真挚敬意，见对方并无急着要离开的意思，就开口邀请去公园大门外的那家咖啡馆坐坐。
两人自此交上了朋友。张嘉蹈在告诉对方自己家里的电话后见对方并未吐露他的电话号码，以为是由于保密规定的原因，也就没有开口索取。
接下来老套路很快就出现了，瓦洛嘉跟张嘉蹈第二次见面时，就热情主动地表示愿意介绍张嘉蹈去苏联讲学，还可以帮助他联系在苏联国家级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两样都是梦寐以求的，如果能够得以实现，不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可以大幅度上升，还披上了一件政治防弹衣，什么运动你都可以逃过，什么历史问题(只要不是直接欠下过血债)都没人来追究。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到了“文革”那反倒是受迫害的大罪状了。张嘉蹈对瓦洛嘉自报的身份深信不疑，当然也就相信对方的那份热心和真诚。往下，就是钱钞问题了，两个月里，瓦洛嘉以“借钱”和“办理相关手续费用”为由，分两次向张嘉蹈借了一千五百元。
那么，大三女生袁秋亚又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呢？这跟张嘉蹈有关系。张嘉蹈跟瓦洛嘉相识半个月后，请瓦洛嘉到他家来做客。瓦洛嘉抵达张家不一会儿，正好袁秋亚和另一女生结伴前来向张教授借俄文原版小说。张嘉蹈向袁秋亚两人介绍了“苏联专家”瓦洛嘉先生。瓦洛嘉当时就用俄语跟袁秋亚两人聊了片刻，基本上都是袁秋亚在跟他交流，因为另一女生的俄语口语能力比较弱，性格又内向，平时用汉语跟别人交流也不大擅长，这时面对着一位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苏联专家”，不低着头已经算是胆大了，哪里还敢说话？当时，张嘉蹈离开过一会儿，估计瓦洛嘉向袁秋亚要了联系方式，而袁秋亚家有钱，是装着电话的，大概随口就把宅电号码告诉瓦洛嘉了。反正之后张嘉蹈就听袁秋亚说她跟瓦洛嘉经常通电话，俄语口语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
朱养学、汪明化两人没想到竟然又发现了瓦洛嘉的另一段诈骗情节，两人议了议，一时不知往下如何做才合适，于是就决定给调查组打电话请示。调查组长谷鑫基接到电话后，也感到非常意外，但语气里透着明显的兴奋，因为毕竟一下子就查摸到了线索，至于往下如何进行，他稍稍一想就有了主意：关照张教授对此严格保密，如果瓦洛嘉再去他家或者联系，请他即刻通知调查组。
朱养学、汪明化回到福州路市公安局的时候，调查组已经变成了专案组。原来，组长谷鑫基接到他们的电话之后，当即向领导汇报，局领导下令：对瓦洛嘉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调查组原班人马转为专案组，谷鑫基仍任组长。
专案组随即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大家认为从瓦洛嘉的犯罪思路和轨迹来看，他肯定已经对袁秋亚实施了诈骗犯罪。现在的主要工作已经不是调查瓦洛嘉的情况，而是应当将其抓捕归案。怎样将瓦洛嘉抓捕归案？在座的五位都是搞侦缉工作的行家里手，众人议下来，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暂时不急着向那个女生袁秋亚了解情况，但并不是将其放在一边，而是要对袁秋亚进行严密监视，通过监视她的行踪查摸到瓦洛嘉的下落。
考虑到性别问题，谷鑫基向领导提出要求：调一名精干女刑警来充实专案组。于是，二十三岁的女刑警马艳田就来专案组报到了。她随即就被指派化装监视袁秋亚。侦查员张宝山、纪海群两人弄了一辆两轮摩托车、四块牌照(不时调换，以免被目标发觉)，轮流配合她实施监视。专案组其余三名成员，朱养学、汪明化轮流前往外国语学院电话总机监听外面打给袁秋亚的电话，组长谷鑫基则坐镇市局专案组驻地。
马艳田一连监视了三天，袁秋亚没有离开学校一步。瓦洛嘉也没有给袁秋亚打电话，只有袁秋亚的母亲打来过一次，嘱咐女儿天气冷了要注意添加衣服。
第四天下午学校没有课，袁秋亚在学校吃过午饭后就离校回家了。这样，三个负责监视她的侦查员肩头上的分量就加重了，因为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监听袁秋亚家的电话不像在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房那样容易，除非去电话局总机监听或者在袁秋亚家的电话线上接出一根飞线。专案组认为还不至于非要采取这一步手段，所以就没有实施。
下午两点多，在袁秋亚家对面楼上执行监视任务的马艳田发现袁秋亚出门了，于是立刻下楼跟踪。与此同时，侦查员张宝山也驾着摩托跟了上去。事后知道，当时袁秋亚是接到了瓦洛嘉的电话，前往静安寺那边的一幢花园洋房去跟他见面的。袁秋亚家住在黄浦区河南中路，到瓦洛嘉指定的地方只需乘坐20路或者27路电车就可以抵达。马艳田尾随着她上了20路电车，张宝山的摩托车则跟着电车行驶。电车驶至终点站后，袁秋亚下了车，步行了五六分钟，进了一幢被一堵砖墙隔开的独立花园洋房的后门。当时，跟踪她的两个侦查员都发现她竟然是有该处房产的钥匙的，只见她从容地打开了院门，入内后又把院门锁上。
这是谁的房产？是袁秋亚家的吗？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档案里没有记载。袁秋亚家是富裕人家，即使是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这个问题需要由侦查员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马艳田悄然走到张宝山旁边，轻声询问应该怎么办。张宝山稍一思索，说你在这边盯着，我去一趟派出所问问情况。他骑着摩托车去了静安寺派出所，一了解，这处房产是一个姓段的资本家的，上海解放初期，驻军因公征用了该房产的三分之二，另三分之一留给房主使用，以市价按月支付租金。1955年，部队退租了该处房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段姓资本家并未拆掉当时部队在花园里所砌的围墙。原部队租用的部分，先是租给一家公司，公司搬走后，房主的弟弟一家搬了进来。房主一家的户口不在该处，而是在长宁区，但段本人有时会来后院住几天，有时有外地亲友来沪，也小住几日，那当然是需要按照规定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
张宝山问：那处房产——我指的是后院，有电话机吗？
户籍警肯定地回答：有的！说着，找出那处房产的空白户籍卡，上面果然有一个电话号码，因此也知道了那个资本家的姓名，他叫段高飞，住长宁区天山路某号，家里也是有电话机的。
张宝山记下了那两个电话号码，脑子里已经有了主意。于是，去了派出所长的办公室，借用那里的电话机给组长谷鑫基打了个电话。张宝山向谷鑫基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既然该处房产跟袁秋亚没有关系，而袁秋亚竟然持有那里的钥匙，能从容自在地出入，这是有问题的。他怀疑那里是瓦洛嘉的栖身地，因此向领导请示，在袁秋亚离开后，是否需要对该处房产进行监视。
谷鑫基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已经在考虑应对办法，待张宝山说完，他的法子也出来了，说何必再另外安排力量搞监视呢，现在就弄个清楚不更好吗？我让朱养学处理。你回到那边和小马继续监视就是了。
谷鑫基随即给还在外国语学院电话总机房无聊至极地泡着的侦查员朱养学下达了一条指令：你立刻叫上学校保卫科同志，一起去一趟张嘉蹈教授那里，找一位女同志给我现在报给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拨打电话，说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最后说是打错了结束通话。注意，要让张教授也能听见对方说话，请他分辨一下接听电话的人是不是瓦洛嘉。不管是与不是，你都立刻给我一个回信。
朱养学照此办理，很快就电告谷鑫基：张教授肯定那个接听电话的人就是瓦洛嘉，不过，他竟然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谷鑫基说不管他说什么话，我都要拿下他。你对保卫科同志说，请找一个跟袁秋亚同班的女生，我马上派车去外国语学院，把你们一起接出来，执行下面的任务。
当市局派出的一辆吉普车把朱养学和袁秋亚班上的团支书送达静安寺那幢花园洋房附近时，谷鑫基已经到了，站在他旁边的还有另外两名侦查员汪明化和纪海群，三人怀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掖了手枪。朱养学兴奋地问：“要下手抓这家伙了？”
谷鑫基点点头，跟那个一脸紧张地看着他们的女生轻声交待了几句，无非是说请你协助我们抓捕一名犯罪分子，然后就教给她应该怎么怎么做。所谓“怎么怎么做”，就是让那个女生去叫门，然后佯称学校有急事让学生回校。这个办法是否管用，谷鑫基没有把握，但比户籍警出面“查户口”大概要好一点儿。
团支书来到后院门口，扯开嗓门奋力叫喊了数遍，里面没有任何声响。谷鑫基在旁边隐蔽处看着，知道此计泡汤了，于是就采取第二方案：强行突入！
侦查员越墙而入，撞开里面洋房的大门，底层没人，于是上到二楼。二楼卧室里，床上一片凌乱，袁秋亚正慌乱地往身上套衣服，却没见瓦洛嘉的影子。侦查员正要发问，下面院子里传来了那个没有上来的女生的叫声：“逃了！逃了！抓住他！抓坏人啊——”
待到侦查员下楼时，院子里已经没了瓦洛嘉的影子。原来，狡猾的瓦洛嘉听到外面的动静，立刻飞快地穿上了衣服。侦查员撞开洋房大门一拥而入搜查底楼各个屋子时，他攀着后面的水管子下到了地面。见院门关着，担心外面有人把守，于是便直冲到那堵把花园一分为二的围墙前，正要攀越，那个女生勇敢地冲上来抓她，被他推倒。在女生的叫喊声中，瓦洛嘉攀墙而过，从前院奔逃而去。等到一干侦查员冲到马路上时，早已不见他的影子了！
行动失利，专案组全体侦查员好不沮丧。定下神来，稍一商议，决定向袁秋亚和房主段高飞了解情况，指望从中捕捉到瓦洛嘉的蛛丝马迹。
四、上访资本家的“救星”
那个年代，要说婚外性关系(当时称为“肉体关系”)，别说当事人是袁秋亚这样的未婚女大学生，就是几嫁几离的半老徐娘，也是一桩无地自容的丑事。因此，可以想象，当场给堵在床上的袁秋亚此刻是一副什么样子。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颜面扫地，还有可能被学校开除，被街道作为坏分子看待，甚至被送去劳动教养——这些绝对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无数先例的。
因此，当侦查员在现场对这朵带雨梨花说要请她跟他们走一趟时，袁秋亚忽然放下蒙住脸孔的双手，直奔阳台。幸亏及时跟进的女侦查员马艳田动作麻利，这才制止了她想往楼下跳的企图。
一干人去了福州路市局专案组驻地，经过一番教育劝说，袁秋亚总算停止哭泣，表示愿意回答问题。于是，专案组就弄清了袁秋亚跟瓦洛嘉的交往情况：袁秋亚在张嘉蹈教授家里跟瓦洛嘉相识后，果真如张教授所估料的，把自己宿舍楼和家庭电话都告诉了对方，她很希望跟这位英俊的“苏联专家”交往。三天后，瓦洛嘉就给她打电话相约见面。第一次去了淮海路“天鹅阁”吃西餐。第二次瓦洛嘉就把她带到了静安寺的洋房里。然后，瓦洛嘉把配好的洋房钥匙给了她，让她以后过来时自己开门径直入内。今天是她第四次前往洋房。除此以外，袁秋亚跟瓦洛嘉也有经济交往。瓦洛嘉答应给她联系赴苏留学，所以她“借”给了对方八百元人民币，赠送了一块继父的八成新的“英纳格”手表。
根据安排，专案组的另一路侦查员找到了静安寺洋房的户主、资本家段高飞，就在他家进行了调查。段高飞还不知道他的洋房里出了事，大门也给撞坏了，但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一见警察登门就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儿害怕。待到听说了洋房那边的情况，大吃一惊，连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接着，段高飞就开腔作了陈述，他的上当受骗经历跟林午昊、张嘉蹈和袁秋亚有所不同——
段高飞可能是当时上海滩资本家中唯一的频繁上访户。他是段家的长子，其父亲是一个经营中药材批发的商人，还开着两家中药店铺、一家中药成药厂，家境之富是可以想象的。而他的爷爷是老一辈宁波人来上海滩经商者中有点儿成就的一位，临终前给其子即段高飞的父亲留下了一笔遗产。从法律上来说，老爷子的这笔遗产属于“有条件继承”，其条件是：只要家境尚可，该款项就不能动，留着置不动产，以后由长孙段高飞继承。这样，这笔款项一放就是二十年，在段高飞的父亲决定退休而把其产业交给段高飞经营的时候在静安寺那里买下了那幢花园洋房。1945年，段高飞的老爸去世前，请来律师作证，按照老爷子的遗嘱，把这套房产过户到了段高飞的名下。
段高飞接受了这套房产，在父亲去世后携母亲及全家大小七口搬进了花园洋房。三年后，其弟段高冲结婚，也住在这套房子里。1949年上海解放，段高飞担心人民政府对有钱人家搞无偿征收之类的动作，就带着妻子儿女搬迁到其在长宁区的那套房子里，这边的花园洋房留给老妈、弟弟一家居住。不久，老妈因病去世。其时，解放军驻沪部队找到段高飞，提出因公需要，欲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征用该房产的一部分。而段高飞这时正好要把房子租一部分出去，所以马上一口答应。这样，部队就把花园洋房的三分之二隔出来租了下来，三分之一留给房主。段高飞仍让弟弟一家住在那里。
那几年，段家似乎有点儿不顺，房子刚租出去，弟弟段高冲的肺结核就控制不住了，急送沪上著名的肺病专科医院“叶家花园”(即后来的上海肺科医院)，住院一月后医治无效死亡。老弟殁后，段高飞的妻子提出：弟弟在曹家渡那里是有祖传房产的，是否请弟妇一家搬过去，把那套房产让出来我们租出去？应当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如果段高飞当时接受了，后来也就不需要一趟趟上访了。可惜的是，段高飞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信奉的是“长子当父”，认为父亲作古了，自己这个长子就应当代行父亲的职责，善待弟妹。弟弟刚刚去世，哪能让弟妇、侄子侄女就搬家？这样，这件事就耽搁下来了。
后来，部队搬离了，段高飞又把那三分之二房产出租给了一家公司，每月收取不菲的租金。弟妇一家还是无偿地居住在那三分之一房产里，已经转到弟妇名下的曹家渡的那套房产也租了出去，由弟妇收取租金。双方一直相安无事，直到1955年春天，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那年四月，那家租借原部队征用房产的公司搬离了，段高飞收回了房子。过了大约一个月，沈阳市政府准备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看中了位于静安寺交通便利地段的段高飞的那套房子，来跟段高飞商洽租借事宜。租金好说，可以高些，但是有一个条件：要租下全部房产。段高飞想想也可以，当然这就要去跟弟妇商量，让他们一家搬回曹家渡那里去住。
段高飞到洋房那里一看，暗吃一惊：原住在后院的弟妇一家竟然已经搬到了前院！于是就问弟妇是怎么回事。弟妇很客气，还是一口一个“大哥”，但说出的话却差点儿让段高飞吐血：这房产是我那已作古的丈夫段高冲的，我有权决定住哪里，这是法律规定的。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都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大哥您说是不是？
弟妇是医生，医术一般，但有时闲来写写文章，偶见报章，在当时也算不容易了。文人做事讲道理，所以她不光是嘴上说说，还拿出了新办理的房产证给“大哥”过目。
段高飞见弟妇有房产证，那股火气反倒降下来了。因为他相信，那肯定是房产部门弄错了，听了弟妇的一面之词，可能弟妇还托了熟人，就给办理了。段高飞是非常相信人民政府的，所以他坚信只要去向房产部门说清楚情由，出示他手里保留着的1945年购买该房产的契约，那就可以纠正过来了。
于是就去走访房产部门，怪事也就出现了：人家告诉段高飞，经查，那套房产当时你父亲是留给你弟弟段高冲的，所以，现在核发新证就写了段高冲的遗孀的姓名，这是有法律依据的。
段高飞听着就糊涂了，说那房产明明是祖父关照父亲留给我的，怎么变成留给我弟弟的了呢？
你说是父亲留给你的，请问有什么证据？
段高飞说留了就留了，还需要什么证据？我是长子，这是规矩嘛。再说，我弟妇、妹妹她们当时都是知道的呀！那么我弟妇说房产是留给她丈夫的又有什么证据呢？
当然有证据，否则我们凭什么核发新证给她！
于是出示了证据，是弟妇供职的那家公立医院出具的一纸证明。在当时，凡是公立单位就被视为国家，医院给弟妇作证，差不多就是公证处给她作证了，房产部门也是国家的，所以就给办理了。
段高飞的上访就此开始。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数十次上访，信函更是发了不计其数，跑了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区房产局、市房产局、市人大、市政协、市工商联、各大报社，但是，都没用。大约两个月前，当段高飞又一次上访市人委从信访接待室出来后在门口前的台阶上整理材料时，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被段高飞视为救星。救星的名字叫瓦洛嘉，身份是“苏联专家”。
这位“专家”真是绝顶聪明。在跟林午昊、张嘉蹈、袁秋亚接触时，因为估计到那三位肯定是能够说说外语的，所以直接就用外语开腔了。而眼前这个猎物，虽然西装革履(当时穿得起西装的都是富裕阶层)，但从气质看显然不是教授之类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资本家了，这就该喜出望外一下了。于是，就直接用汉语跟段高飞说话了。事后段高飞跟他交上了朋友，曾不无好奇地询问过：你怎么会说中国话的？瓦洛嘉的回答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二战前我在苏联，大学攻读的就是汉语。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奉命以商人身份到中国待过三年多，名义上是做机械产品买卖，实际上干的是收集经济情报的工作，所以，就能说说汉语了。
瓦洛嘉第一次跟段高飞说话，就直接点中了这个饱受委屈却无处讨公道的资本家的穴道，他在段高飞身边站着，看着段高飞整理好材料放进公文包里，直截了当开口道：“怎么？事情弄得很不顺吧？”
段高飞发现跟他说话的竟是一个外国人，自然有点儿谨慎，盯着对方看了片刻，缓缓问道：“这位先生是……”
瓦洛嘉自我介绍是苏联援华专家组的专家。段高飞听了，顿时生出一种亲切感，脑子里飞快地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我的情况此人能够帮助解决呢！于是，就热情地邀请对方去附近找个地方坐坐。
段高飞产生这样一个念头，是有其思想基础的：这么长时间上访下来，他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认为根源是没有哪位大首长过问。他认为这件事自己肯定是占了道理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替他说话，因为他的身份是资本家，尽管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交出了所有企业，参加了公私合营，但还是拿着定息，所以，当他跟被视为有“公家”支持的弟妇发生纠纷时，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因为对他公正了，对“公家”(出具证明的医院)就不公正了，谁肯干这种傻事？如果这件事能够被某位大首长知晓，相信人家当那么大官的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顾虑的，一切以事实、道理为准，只要大首长在他的上访材料上批几个字，或者对秘书说两句话，底下还敢不认真办？只要认真办，事情就纠正过来了。所以，段高飞不止一次做梦梦到过自己的材料被送到了哪位大首长面前，立马作了批示给纠正了。当然，这不过是做做梦空想想而已，他根本没有把上访材料递送到大首长面前的渠道。而眼前出现的这位“苏联专家”，或许有可能帮他做成这件事。
现在，段高飞见瓦洛嘉愿意接受自己的邀请，大喜，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从面前驶过，立刻挥手叫停，请瓦洛嘉上车，去南京路“梅龙镇”，请人家“苏联专家”品尝一下中国的淮扬菜。
一顿老酒喝下来，段高飞已经跟瓦洛嘉谈得很热络了。瓦洛嘉听了段高飞的遭遇，十分同情，不等段高飞开口相求，就主动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一定帮助将相关材料递送给市领导甚至北京来的更高一级的领导。
何谓“有机会”呢？瓦洛嘉向段高飞解释：中国方面每年会举行宴会招待苏联专家组，届时会有一些首长出席，他作为与会的苏联专家，是有跟中国首长直接接触、说话、赠送礼品等等机会的，届时顺便把段高飞的材料一并递送，说这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某某某递送给首长的信件，希望得到首长同志的关心，不就行了！
当然，瓦洛嘉并不敢大包大揽，说我是搞科学的专家，不是搞政治的，跟中国首长并无私人交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替你做到这里，究竟是否能如你心愿，那我就不敢保证了。段高飞要的就是到这一步，因为他坚信只要到了这一步，事情就能办成了。
像段高飞这样的纯粹生意人，功利意识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他深谙“无利不起早”之道，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哲学，认为瓦洛嘉如果不得到好处，就没有必要替他这个没有交情的中国人效力。于是，在之后的接触中，段高飞就不时请对方吃饭，赠送茅台酒、珍珠粉、人参，还把静安寺那边的洋房(后院)钥匙交给瓦洛嘉，让他需要时居住(弟妇搬到前院后，后院还没处置即被段高飞发现，当下就派人去把后院的门锁调换了。弟妇毕竟心虚，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两个星期前，段高飞请瓦洛嘉来家里做客，见瓦洛嘉对家里收藏的一个玉盘爱不释手，把玩多时后提出想借去欣赏，便慷慨赠送给对方了。
侦查员寻思那兴许是文物了，便问：“那玉盘有多大？”
段高飞用手比画着：“这么大，直径大概有半尺多吧。是抗战胜利时一个汉奸太太转让给我的，说是战国时期的，我花了一百大洋买了下来。后来请人鉴定，说是清朝仿制的，值不了多少钱，我上当了！既然瓦洛嘉喜爱，就送给他算了。”
段高飞说得轻巧，侦查员当时也没特别当回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清代的东西还不算如何珍贵，除非是从大内流出来的御用品。后来破案后，专案组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请专家对那个从瓦洛嘉那里收缴的玉盘作了鉴定，认定是真品，确实是战国时期的贵族用具，专家说价值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的一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市区可以买下一套小四合院。这个玉盘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五、追查混血儿
案子侦查到这里，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线索没断。但是，专案组长谷鑫基却乐不起来：该案是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直接过问的，规定组长每天要向黄局长本人报告一次。黄赤波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当年他在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位置上时有一个规定：每天下午四点钟，全市(市区)各公安分局的局长本人必须到市局参加由他主持的碰头会。这个规定后面还有一个附加规定：为了节省办公经费，来时不准动用小车、吉普、摩托车，顺路搭车也不行(估计是生怕故意制造这种“顺路”)。至于你是骑自行车还是搭乘公交车，那就自己决定吧。
谷鑫基不过是一个副科级，摊上这么一位高干领导，汇报工作时不战战兢兢已经算是胆大的了。这次他向黄局长汇报了静安寺缉拿瓦洛嘉失利的情况后，立刻挨了一顿批评：如果事先考虑得充分一些，在前院安排上人，哪怕就安排一个侦查员，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应该说，这个批评是合情合理的，尽管黄赤波的态度可能不那么和风细雨，但谷鑫基口服心服，只怪自己考虑得不周密。
黄赤波又说，人已经逃了，那只有花力量去侦缉了，尽快将其缉拿归案，将功补过吧。稍一停顿，说出了使谷鑫基最为担心的一句话：“给你们一周时间——查清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结案！”
在黄赤波面前是没有讨价还价之说的，谷鑫基于是立刻召集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研究怎样抓获瓦洛嘉。这次会议时间不长，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因为接下来的工作重心是抓获犯罪嫌疑人，所以就盯着这一点讨论。众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瓦洛嘉当时是翻越花园里的那道围墙从前院逃走的，像他这样一个洋人模样的家伙，不管跑到哪里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循着他的逃跑路线顺藤摸瓜追查下去就行了。
于是专案组六人全部出动，先向前院住户调查。前院住的是段高飞的弟妇、某公立医院药剂师唐莉婵，但当时她还没下班，家里待着的是其母刘老太和十二岁的女儿段小玲，于是就向那一老一少调查。
瓦洛嘉可能平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行动不但敏捷，而且轻巧。他在被数名警察追捕的情况下，从二楼顺着水管子攀下来，又翻越花园里的那道围墙，居然没闹出什么动静，以至于当时正在厨房里忙家务的刘老太竟没发觉。但是，段小玲看到了，当时她正在书房窗前写字台上做老师布置的作业，见有个外国人从窗前奔过，大吃一惊。小姑娘机灵，立刻奔去把客厅大门关上，然后冲进厨房告诉外婆。刘老太这才知道有个外国人闯进自家院子来了，祖孙俩贴着窗子往外张望，只见那外国人奔逃到前面院门口，打开院门冲了出去。
这是刘老太和外孙女所见的一幕，那么，瓦洛嘉逃出前院后又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这个调查起来就比较复杂了。这幢花园洋房的选址很不错，属于闹中取静，地段是上海滩著名的热闹区域静安寺，却又不直接对着南京西路，而是一条小马路。这条小马路只有三十来米长，连地图上也是没有标出的。小马路是条断头路，只有一个出口——顺着小马路往北行到尽头，就是南京西路了。这条小马路上不通公交车，没有商店，也没有弄堂。平时除了偶尔经过的路人，是没有人走的。所以，专案组要想了解瓦洛嘉逃出洋房后的去向，只有到南京西路上去寻找了。但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那个年代的这个时段，南京西路上除了偶尔开过的车辆外，已经没有能够向侦查员提供情况的目击者了。于是，往下的调查就只有延缓到次日。
次日，专案组再次出动前往调查。六个侦查员是两人一组分头进行查访的，分别找了小马路口附近的一些商店的营业员、在人行道上摆小摊头(那时还没有城管干涉，工商部门也不管的)的摊贩。线索最后是被侦查员纪海群、张宝山两人找到的，他们从一个卖桂花白糖赤豆粥的老年摊贩那里打听到：昨天下午将近四点，他卖完了粥，挑着空担子往家的方向走。经过那条小马路时，冷不防从里面蹿出一个人高马大的金发洋人，差点儿撞上他的担子。那人灵活地一闪让过担子，拔腿继续奔跑，还抛下了一句话：对不起！可是，竟是用上海话说的：对勿起！老头儿寻思：我到上海滩将近十年了，打从第一天起就在努力学习上海话，学到现在还是一开口就被人听出苏北腔，这个外国人能够说这样标准的上海话，他是怎么学的？
侦查员继续打听：他去了哪里？
老人看到那个洋人穿过南京西路，奔向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出租车，拉开车门上车，转眼就消失在车水马龙之中了。
纪海群、张宝山将调查到的情况向组长谷鑫基报告后，谷鑫基决定立刻行动，迅速找到那辆载着瓦洛嘉离开现场的出租车。
这种查找方式，如果放在今天的话，那麻烦就大了。全上海如今有出租车四五万辆，让侦查员怎么调查？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查找方式是可行的，当时全上海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车辆有多少呢？只有一百八十五辆！
于是，就去国营的市出租车公司，公对公，人家很是热情。不过并不能一下子就完成这件事，因为车虽然只有一百八十五辆，但没有如今的车载电台、卫星定位、司机手机这样的设备，车子开出去后就不知道去了哪里、几时回来。所以，要联系司机师傅，得耐着点儿性子。这一查，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有结果，出租车公司保卫科给专案组打电话说，已经找到了那个在静安寺载过外国客人的司机师傅，姓戴，是旧社会就已经在私营车行开车的老驾驶员了。
这位戴师傅很快就开着出租车赶到了专案组。戴师傅说，他所载的那个外国客人是在静安寺上的车，匆匆忙忙，像是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办。外国人会说上海话，而且说得跟一般上海人无异。他上车就说：“师傅，送我到外滩，开快点儿！”到外滩后付了车费下车时，说：“师傅，谢谢侬哦！”另外，这个外国人对上海的道路也蛮熟的，车子开到浙江路口时，正好有一批小学生由老师带着过马路，所有车辆、行人都停下来让小朋友先行。这个外国乘客忍不住了，说：“师傅，你左转弯，从北京东路走！”戴师傅依着他从北京东路走了，到了外滩，他又让车开过了外白渡桥才付钱下车。
下车后是从哪里走的呢？
哦唷！这个我倒没有留心，因为当时路边站着一个穿上海大厦服务员工作服的小青年正在替客人招出租车，我的注意力被他吸引过去了。
很遗憾，这条线索查到这里就断了。大家很是着急，黄赤波局长给的七天期限已经过去一天多了。不过，希望还是有的，这条断了的线索又衍生出另一条新线索：瓦洛嘉会说上海话，而且说得很地道；对上海的道路又很熟；说是到外滩，其实是开过外白渡桥的，那就是虹口区的范围了，所以，估计这人是住在虹口区的。
那么，这个瓦洛嘉会是什么身份呢？专案组根据上述细节作出了判断：这个瓦洛嘉是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侨民或者混血儿。至于究竟是外侨还是中国籍的上海市民，这一点需要判断清楚。如果是外国侨民，那侦查起来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动不动就得通过外事部门，还得跟外国驻沪领事馆打交道；如果是中国籍的混血儿，那查找起来就方便多了，甚至比查找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方便，因为那副外国人的模样毕竟是很醒目的，专案组如若以市局名义向各分局下达协查通知的话，估计一两天内就能把这主儿从茫茫人海中梳理出来。
侦查员根据掌握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受害人林午昊的遭遇来看，当时瓦洛嘉是去了吴淞口的。这样，就可以找到一条对其身份进行基本判断的途径了。
如今五十岁以上的大城市居民可能还会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曾经看到过的一块牌子，这是一块大约1米宽、0.8米高的木牌，竖立在城市和郊区的接合部，上面用中文、英文等几种文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下面的落款是当地的公安局，白底黑字，非常醒目。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那段时间里的一个特别现象。根据国家的规定，对于外国人的区域开放范围是有严格控制的，不能让外国人随意到处乱转。这块木牌就是一条警戒线，外国人如果没有经过当地公安机关的许可擅自超越这条警戒线，那就对不起，肯定会被公安机关请去。
根据规定，吴淞口那里早已超越了“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范围了，所以瓦洛嘉如果是在沪的外国侨民，他肯定是知晓中国方面的这一规定的。这样，他在考虑对林午昊实施犯罪的地点时，完全可以避开这个约束。上海市区范围内跟吴淞口那样同样有助于他作案的冷僻地方有的是，比如西郊公园(即如今的上海动物园)、中山公园、长风公园。因为他没有必要为了去吴淞口而专门去公安局提出申请，那不是在犯罪前先到公安局挂号吗？同样，他也不大可能不经申请而擅自去吴淞口，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风险有别于一般的外国侨民故意穿越警戒线所受到的处罚，还会衍生出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遇到经验丰富的老公安，那么他可能就会追问去吴淞口干吗？一旦发现是跟林午昊那样一个小开相约游览，那肯定还会追究下去，如此，就有可能发现瓦洛嘉的犯罪活动了。
因此，专案组趋向于认为瓦洛嘉并非外国在沪侨民，而是一个中国籍混血儿。当然，这还需要向从市区去吴淞口途经的宝山、吴淞两地的公安分局了解一下，那天是否查获过外国人擅自穿越警戒线的情况。查询结果，宝山、吴淞分局均称没有查获过。再向市局外事科查询：那天(或之前三天——规定申请有效期为三日)是否有外国侨民提出过前往吴淞口的申请？外事科的回答也是没有。
那就基本上可以认定瓦洛嘉是一个中国籍混血儿了。专案组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上海市区范围内总共不到一千名的男性混血儿中找出瓦洛嘉来。尽管侦查员谁也不相信瓦洛嘉会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名，但从侦查工作的技术程序角度出发，他们还是去了市公安局，翻阅了那里存放着的这部分居民的户口资料。果然没有瓦洛嘉这样一个名字。那就通过各分局布置下面的派出所查吧。
专案组诸君对这种调查方式是很有信心的，尽管名字是假的，但人是真的，协查通知上已经注明了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容貌体态、语言等特征，各派出所对于自己辖区的混血儿对象都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肯定是一查一个准。可是，一天之后反馈上来的信息却出乎专案组的意料：没有发现这样的对象！
六、顶风作案
这下，专案组诸君在奇怪之余，人人都有点儿头痛了。这么说来，原先所作的判断是错误的，瓦洛嘉那家伙真是个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
谷鑫基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得准备大费一番周折了。所谓“大费周折”，就是要对在沪的外国侨民进行调查，这中间除了繁琐的外交手续外，还有语言沟通问题，因为有一部分外侨也许会采取不配合态度，明明听得懂也会说汉语甚至沪语，可是他故意装作听不懂，你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请外事科派翻译。
但是，既然到了这一步，再繁琐也得做了。谷鑫基说，我们先一齐出动，去外事科查在沪外侨资料，把符合瓦洛嘉年龄特征的那些男子的照片调出来辨认了再说吧。
市局外事科就在专案组所在的福州路市公安局里面，所以跑路就不必了，一行六人不过是换了个楼面，去了另一间办公室。这边众侦查员在查阅资料时，怎么也没有想到瓦洛嘉竟然再次冒出来作案了，而他作案的地点就在距市局不过一公里的河南中路袁秋亚的家里。
袁秋亚那天在静安寺段高飞的洋房里跟瓦洛嘉幽会时被专案组当场撞着，后来去市局回答了侦查员的询问，由女刑警马艳田送其回家。途中，袁秋亚哀求马艳田不要向其母说起此事，马艳田一口答应而且确实为其保密了。没有想到，此举竟然给瓦洛嘉提供了再次作案的机会。
当时的高校，等同于就读大学生的单位，不但要管学业、生活方面的事宜，还要管做思想工作。比如像袁秋亚这样的出了事儿的学生，学校在没有作出处理决定(这是专案组跟校方沟通过的，要求在没有结案前，不要对袁秋亚作出任何处理决定)之前，生怕她想不通来个轻生什么的，所以就派人找她谈话，安抚其情绪，还指派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日夜陪伴她。校方明确向袁秋亚提出建议：最近你最好不要回家，就对你家里说学校有事情让你做，很忙。袁秋亚觉得这样也好，因为之前她已经把瓦洛嘉要替她联系去苏联留学之事告诉老妈了，生怕老妈问起来不大好回答，如果暂时不回家，正好就可以避开这个敏感话题。
这个情况瓦洛嘉是否知道呢？据他落网后交代，他是知道的。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用的办法很简单。他听袁秋亚说过课程安排，知道从周一到周六袁秋亚哪天回家，哪天不回家；哪天的什么时候离家去校，什么时候离校回家。他用了两天时间在袁秋亚应该进出家门的时段悄然躲在袁秋亚家附近暗暗窥察，没有发现袁秋亚的身影，于是就断定袁秋亚是让学校给“看”起来了。
瓦洛嘉为什么要对袁秋亚有这份关心呢？他应当知道发生了“静安寺洋房事件”后，自己已经成为警方的侦缉对象。而且，他跟袁秋亚的关系并不是谈情说爱的产物，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所以，按常理来说，他此刻应该是惶惶不可终日，乖乖地躲在住所祈祷上帝保佑，别让警方的侦查触角伸到头上来才是。
对于这个问题，瓦洛嘉归案后向侦查员作了说明：他从静安寺洋房侥幸逃脱后，并未特别惊慌失措，因为他估计警方是无法追查到他头上来的。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犯罪活动到这时候应该告一段落了。不过，瓦洛嘉并不是一个很愿意“见好就收”的人，他还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再捞一点儿钱钞或者财物。这时候去物色新的行骗对象，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他也没这份胆，那就只有从已经被他诈骗过的那几位当中物色了。可是，盘算下来，似乎都不行：林午昊，已经有了吴淞口之行；袁秋亚，差点儿被当场拿下；段高飞，警方肯定已经查到他头上了；还有张嘉蹈张教授，也不敢乐观，袁秋亚是通过他介绍认识的，袁秋亚已经被警方堵住了，还能不把张教授给交代出来？瓦洛嘉想到这里有点儿沮丧，看来只好罢休了。
可是，过了一夜，瓦洛嘉的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这件事袁秋亚的妈妈是否知道呢？听袁秋亚说过，她曾对她妈妈说过他这个“苏联专家”，她妈妈说如果人家有兴趣，欢迎来我家做客。如果袁秋亚她妈不知道女儿出事了，那便可以登门拜访，管他多少，骗上一些总是好的。
于是，瓦洛嘉就用了两天时间观察袁秋亚家，得出的结论是：袁秋亚给学校“看”起来了。那么，她妈妈是否知晓此事呢？这个，瓦洛嘉就没法判断了。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管袁母是否知晓此事，反正家里就她一个人，登门碰碰运气再说。如果她知道此事，神情应该就会有反应，大不了立马逃跑就是了。
这样，瓦洛嘉就在专案组全体到外事科去查阅外国在沪侨民资料的当儿，壮着胆子按响了袁秋亚家的门铃。袁秋亚的母亲王斯姝来应门，见到门外站着一个外国男子，不禁一怔。她这副神情差点儿把瓦洛嘉吓得转身拔腿奔逃，幸亏她随即反应过来了，脸上露出笑容，开腔问道：“您是瓦洛嘉先生吧？”
瓦洛嘉点头致意，彬彬有礼道：“夫人好！您是袁秋亚同学的母亲？”
瓦洛嘉被王斯姝热情地迎进屋里，奉上咖啡。王斯姝是富家女出身，有抽烟习惯，而且抽的都是用外汇从华侨商店购买的外烟，不过她取出来请瓦洛嘉抽时不大好意思，因为那是一种比较淡的适合女性抽的香烟。瓦洛嘉当然毫不介意，他介意的是能够骗到多少钱财。于是，就开始表演。因为是披着“苏联专家”的外衣，所以说话要以俄语为主，而王斯姝年轻时曾经上过教会学校，能够听懂一些俄语，还会用英语进行一些简单的会话。所以，两人就谈了一阵。瓦洛嘉说的当然是帮助袁秋亚办理留学的事，听得王斯姝满脸笑容，双目生辉。
瓦洛嘉的计划是，不管对方怎样热情地款待自己，最多也只能在袁秋亚家待上十五分钟，以防不测。所以，说了一会儿，看看手表(就是林午昊的那块金表)，十五分钟快到了，就言归正传，说他不知道袁秋亚今天不在家，否则就去学校找她了。王斯姝忙问，您有什么事？瓦洛嘉说国内来了消息，通知袁秋亚同学支付办理留学手续的费用。因为时间比较紧，他已经请专家组打电话让其妻子代付……
王斯姝说，哎呀，太麻烦您了，多少钱？我马上给您！
瓦洛嘉说钱不多，就一百卢布，你给我人民币就行了。王斯姝不知道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想打电话向银行询问，瓦洛嘉说不必问了，人民币跟卢布的汇率是1：3.5，您付三百五十元就行了。
三百五十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一般人家里是拿不出的，袁秋亚家里也没有留这么多的备用金。王斯姝就向瓦洛嘉表示歉意，说她马上去银行取，请瓦洛嘉稍等，银行离此不过三四分钟路程。瓦洛嘉在心里暗暗埋怨自己考虑欠周，最后还是经不住这笔款子的诱惑，同意等待。
王斯姝出门后，瓦洛嘉察看了袁秋亚家的前后地形，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本来，他想乘机上楼去女主人的卧室撬窃首饰，又担心王斯姝万一叫来警察，来不及逃走，所以只是扯断了电话线，然后站在院门前贴着门缝观察外面的动静。
那时候的银行业务清淡，王斯姝跑一趟取了款回来不过十来分钟时间。但对于瓦洛嘉来说，这段时间特别漫长，所以当他从王斯姝手里接过那三百五十元钱钞时，动作有点儿急促。拿到钱后，他立刻开口告辞。热情的女主人坚持把这位贵客送到门外，原是想替瓦洛嘉招一辆出租车的，可是上海滩当时的出租车实在太少，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时可以遇到，也只好作罢了。她站在门口，怀着满腔感激之情目送着瓦洛嘉的背影渐渐远去。
王斯姝返回家里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女儿打个电话告知瓦洛嘉登门的消息。于是，她就发现家里的电话打不通了，仔细一看，电话线断了。当时她还没把这跟瓦洛嘉联系起来，而是去外面找了个公用电话给电话局(当时称为邮电局)拨打了报修电话。那时上海滩的电话总量不多，有私宅电话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电话局的服务特别到位，而电话局离王斯姝的宅第又很近，所以她刚到家，修理工也骑着自行车赶到了。
修理工一检查，说这电话线是被人扯断的。王斯姝不信。因为她在瓦洛嘉抵达之前大约二十分钟还跟一位女友通过电话，如果是扯断的话，那就是贵客瓦洛嘉做的了，人家苏联专家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再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修理工见王斯姝不信，就把拆开的电话机给王斯姝看，指着里面业已损坏的电线连接点说，你看，用的力量还很大呢。
这样，王斯姝就不得不接受了电话线是被扯断的说法。修理工修好电话机离开后，王斯姝想了想，还是给女儿打了电话。可想而知，当袁秋亚听说瓦洛嘉刚去过她家，从母亲那里骗去了三百五十元钱钞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到这当儿，就没有必要再向老妈隐瞒了，于是，袁秋亚就对王斯姝说：妈妈，那人是骗子！
王斯姝大惊之下，立刻给公安局拨打了报警电话。那当儿，专案组六位还在外事科查阅外侨档案资料。谷鑫基听说发生了新的案子，顿时觉得脑袋大了一号，暗暗责怪自己没有想到在这方面加强防范，当下，立刻点了马艳田、朱养学两人，随他一起去袁秋亚家。
谷鑫基三人从王斯姝那里了解到瓦洛嘉再次作案的情况，有两个情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是瓦洛嘉能听懂王斯姝的沪语中最原始的上海本地话；二是瓦洛嘉离开时出了门是往南去的。民警们想，这家伙说不定真的是中国籍的混血儿，可能住在虹口区(从王斯姝宅第出门往南就是虹口区)。虹口区公平路那边住着不少白俄混血儿，到那边去找吧。一番研究后，专案组全体出动，前往虹口分局查找线索。
可是，他们翻阅了该分局保存的全部混血儿户籍卡，给几个有混血儿居住的管段派出所打了电话，得知派出所收到协查通知后，已经对各自辖区的所有对象进行了核查，确实没有发现有涉嫌该案的人。
专案组一行垂头丧气地返回市局。这时已是暮色初降时分，除了当晚值班的外，各个办公室的同事都陆续下班了。侦查员们去食堂草草吃了点儿东西后，开会分析情况，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
经过再三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应该坚持“犯罪嫌疑人是混血儿”的判断。那么，为什么之前各分局查摸下来都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呢？专案组认为很有可能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下一步只有一条路可走：专案组自己下到基层去，对梳理出的符合犯罪嫌疑人特征的每个混血儿进行面对面的核查。
市局户籍处的档案资料显示，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上海户口混血儿分布在虹口、黄浦、南市、静安、长宁、卢湾这六个区，以虹口区、卢湾区居多。眼前有两个方案可以采用，一是同时对六个区进行核查，专案组六名侦查员正好每人跑一个区。这个方案比较稳妥，缺点是时间长，而黄赤波局长给他们的期限已经过去一半多了；另一个方案是集中全部力量，对最有可能是瓦洛嘉所在地的那个区进行集中核查，迅速找到犯罪嫌疑人的下落。
经过慎重考虑，专案组决定采用后一个方案：集中力量对一个区进行核查。这个区，就是专案组白天已经去过的虹口区。
七、“苏联专家”落网
这回去虹口区，谷鑫基的想法是专案组不再泡在分局，而是直接下基层，一个个派出所跑。头一个跑的就是公平路派出所，因为这个派出所管段内的白俄混血儿数量，在全市所有派出所管段里是最多的。虹口区的白俄混血儿，基本上都在这个派出所管段里。
派出所方面指派了三名民警协助专案组查摸，向侦查员提供了该所辖区内白俄混血儿适龄男性居民的名单。谷鑫基拿出从市局户籍处抄来的名单，亲自一个个核对无误，于是就将名单一分为三，侦查员也分为三个小组，各由一名派出所民警陪同按照地址逐个访问。要求是必须见到对象本人，验明正身并与其谈话，询问对方昨天上午的活动情况。
公平路派出所管段内的适龄男性混血儿居民一共有四十七人，三个小组一家家访问，访问对象正在单位上班的，就去单位；不上班也不在家的，就让其家人或者居民小组长立刻去找回来。这样跑到下午三点，专案组在派出所会合，汇总情况，四十七个对象见到了四十六个，只剩下一个还没见着。
这个还没访问到的对象名叫沙怀山，户籍资料是这样显示的：三十四岁，系上海第三钢铁厂炉前工，其父是苏联罗斯托夫人氏，出身于当地的一个贵族家庭，本人是沙皇军队的一名上校军官。“十月革命”爆发后，这个有着贵族和旧军官双重身份的上校逃亡到中国的哈尔滨，不久又到了上海，在虹口这边开了一家面包店，摇身一变当起了老板。他原是有妻室子女的，但因“十月革命”失散了，在上海安定下来后就娶了一个叫莫茵华的上海寡妇为妻。
莫茵华于1923年生下了一个男孩，十年后沙俄上校面包店老板因心脏病猝死，莫茵华遂第二次成为寡妇。两年后，她三度出嫁，这回嫁了一个从苏北来沪经商已经小有成就的丧妻男子沙某，做了填房。与沙俄上校生的混血男孩随继父之姓，改用了一个中国姓名——沙怀山。
沙怀山长得酷似乃父，一副俄罗斯人的模样，看不出其身上有一半中国的血统。他很喜欢跟虹口的那些混血儿伙伴厮混，能说俄语、英语，上的也是俄语学校。长大成人后，他开始跟着继父沙某经营木材生意，后来进了一家白俄老板开的饭馆当侍者，一直做到上海解放饭馆倒闭为止。当时他已经娶了一个俄日混血儿姑娘为妻，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失业后在家待过一段时间，替人做零工，后来就进了上钢三厂，当了一名炉前工。
应该说，沙怀山是一个符合犯罪嫌疑人瓦洛嘉特征的嫌疑对象，可是，专案组直到此刻却还没跟他谈一谈。为什么呢？因为陪同那一路侦查员的派出所民警告诉他们，沙怀山出了工伤，正在住院。他的左手腕骨折了，打着石膏呢。不言而喻，打着石膏的骨折病人是不可能实施犯罪活动的。所以，派出所民警去医院跟他聊了几句，就告辞了。
专案组的这一路侦查员是汪明化和马艳田，两人听了派出所民警的介绍后，完全认同了这一看法，也就不再去医院跟沙怀山见面了。
专案组长谷鑫基听了这个情况后，也认同了这个观点，但过后却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心里总感到不大踏实。转念一想，恍然：手腕骨折的病人还需要住院吗？这似乎有些反常！于是说：“他住在哪家医院？我们还是去看一看吧，老朱跟我一起走一趟。”
两人也不要派出所民警陪同，向派出所借了两辆自行车，骑着上路了。沙怀山就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离派出所不远。到了医院，先不去住院部，而是去了保卫科，出示证件后，说想了解一下正在贵院骨科病房住院治疗的病人沙怀山的病情。保卫科于是给骨科打了电话，请住院病人沙怀山的主治医生俞鑫过来一趟。
俞鑫匆匆来到了保卫科，进门后跟谷鑫基一照面，专案组长心里就蓦地一喜：看来有戏！
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俞医生也是一个看上去像是欧洲人样的混血儿，谷鑫基凭直觉就感到这人可能跟沙怀山有一种特殊关系。
俞鑫听保卫科的人介绍了谷鑫基、朱养学的身份，神色有点儿异样。然后，他就作出了不正常的反应：拒绝介绍沙怀山的病情，声称这是医务人员的权利，是《日内瓦宣言》所赋予的。侦查员有点儿惭愧，因为他们甚至连《日内瓦宣言》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重申了他们这是在执法，请对方无条件配合。接着，俞鑫就发怒了，拍着桌子指责侦查员不尊重人权，然后转身就走。
俞鑫当然是走不了的，被阻止后他就试图强行离开。他的力气很大，轻而易举就把阻止他的那两个保卫科人员推开了。这样，侦查员朱养学就只有掏枪了。而且，医院这边显然也已经不适宜跟俞鑫医生进行谈话了，需要换一个地方，比如派出所，或者直接去市局。
不过，侦查员没有因为这段意外插曲而忘记了那位住院病人沙怀山。朱养学立刻前往病房去查看，但那里没有沙怀山。问了护士长，说他今天没有来过。朱养学有点儿蒙了：什么叫没有来过？他不是住在这里的吗？怎么可以离开？怎么想来就来呢？护士长作了解释，原来，沙怀山是一位特殊病人，因为他是为了搭救一位同事而受的工伤，又因为他跟主治医师俞鑫是关系特铁的发小，所以，俞鑫给他在医院安排了一个长期床位，至今已有五个多月。他想回家就回家，想住院就住院，有时一个星期不来医院也是有的，反正单位会给他支付所有费用。
朱养学又打听：那么，昨天他是否待在这边呢？
护士长去病房问了病友，回来告诉朱养学：昨天上午他是将近十一点钟时来的，午饭后睡了一觉就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过。
谷鑫基于是给在派出所待命的汪明化等侦查员打了电话，让他们立刻去沙怀山家，见到沙怀山后，不必问什么，直接拘捕就是。然后又往市局打电话要了辆小吉普，把俞鑫带到了市局。
俞鑫一进局子就作了交代，内容很简单，但基本上可以证实沙怀山即是瓦洛嘉——
俞鑫和沙怀山同岁，是从小就在一起玩耍的发小，十三岁时还学着上海滩的帮会大哥搞过结拜。不同的是，俞鑫读书很聪明，后来读了医科学校，成了一名骨科医生，而沙怀山不思上进，只好当了一名工人。沙怀山五个多月前工伤后，最初是在广慈医院治疗的，并未住院，医生对骨折作了处理后给开了病假，让他回家休养。俞鑫闻讯后前往沙怀山家探望，看到他家居住条件不佳，就出主意说要不你到我们医院去住院吧，反正你这是工伤，单位承担医药费用，还会给你伙食补贴。沙怀山闻之大喜，于是就去了第一人民医院住进了俞鑫分管的病房。那是一个小病房，只住着三个病人，俞鑫给他安排了一个靠窗口的床位。沙怀山不是一个静得下来的人，伤还没好的时候，就天天到外面去溜达，晚上才来病房睡觉。后来伤好了，为了能够继续住下去，俞鑫就给他造了一份假病历，说骨头没有接好，得重新接。为遮人耳目，还为沙怀山制作了一个活络石膏套子，需要时就套上，不需要时就卸下。过不多久，俞鑫就开始时不时被沙怀山请去饭馆吃饭，还经常收到礼物，收音机、糕点、珍珠粉、水果等等都有，最贵的是一块挂表，崭新的，还有发票，价格是七十八元，是从著名的“亨得利”钟表店购买的。俞鑫对经济状况一般的沙怀山何以忽然变得阔气起来感到不解，但因为有东西拿，所以也不去多想。
这边在听俞鑫作上述交代时，另一路侦查员汪明化、张宝山、纪海群、马艳田四人去了沙怀山家，但沙怀山却不在，问其家人，说不知道。问当天行踪，说是中午还在家喝酒，下午就出去了。再问平时的行踪以及昨天的活动，家人一概摇头。侦查员稍一商议，决定守株待兔。
但是，一直守到晚上十一点，沙怀山还没回来。医院那边由谷鑫基、朱养学蹲守着，也没等到沙怀山。那个年代，夜生活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十一点钟已经属于非常晚了，马路上除了夜班下班的工人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路人，如果谁还在散步什么的，给夜间巡逻的民警看到，很有可能会拦下盘问，甚至带到派出所去接受审查。所以，专案组就不得不往沙怀山是否逃逸这个思路上去考虑了。
谷鑫基于是决定：对沙怀山家实施搜查！
搜查结果，抄得了照相机、手表、玉盘、望远镜等赃物，以及七张银行存折，都是最近这段时间存进去的，用的是化名，存折上的金额相加，大致上是几起诈骗案的赃款总和。
至此，案件已经破获，只待拿下犯罪嫌疑人沙怀山了。专案组在沙怀山家附近的工厂借用了一间办公室开了个短会，对沙怀山的去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像沙怀山这样一个外形酷似欧洲人的家伙，冒充苏联专家行骗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逃避追捕，那就正好相反。按照当时的治安管理操作思维，这种角色不论出现在哪个公共场所——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戏院，甚至通宵营业的公共浴室，都有可能引起民警或者单位治安人员的注意，从而加以“特别关照”；至于想住宾馆饭店旅社客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别说没有介绍信，就是有，因为那副洋人长相，服务台也百分之百会通知派出所过来盘查。对于沙怀山来说，他应该清楚这一点，所以不会冒险去外面流窜。
因此，专案组得出结论：沙怀山没有离开本市，而是在本市的某个被他认为安全的角落里躲藏着。那么，专案组方面应该怎么办呢？一番讨论后，决定除了通知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的民警协助布控外，同时采取两个措施：一是继续派员在沙怀山家和医院蹲守；二是查摸沙怀山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追查沙怀山的下落。
次日，即黄赤波局长规定的七天期限的第六天，专案组走上了打最后一仗的征途。谷鑫基事先已经预想到最后一仗可能不大好打，需要耗费些时间，但由于坚信沙怀山是不会离开上海的，寻思再费时间，只要多调些人手，两天之内总可以把沙怀山的那些社会关系都一一查摸到吧。可是，实际情况却出乎专案组长的意料，因为沙怀山的社会关系不但多达一百多个，而且非常复杂，有的社会关系还衍生出“子关系”甚至“孙子关系”，即从甲那里调查时得知沙怀山在哪里哪里还有一个哥们儿，到那哥们儿那里调查时意外得知哪里哪里还有一个沙怀山结拜过的朋友。
这样，专案组的工作量就意外增加不少，尽管从分局、派出所临时借调了五名人手，但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还是不够，于是谷鑫基只好向领导要求再增派警员，领导从市局又抽调了四名侦查员。
这两项措施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仍未获得沙怀山的任何线索。这时，七天期限将到，谷鑫基去见黄局长，要求给予宽限。黄赤波是一位很通情达理的领导，当然同意了，在了解了专案组的工作情况后，还当场决定增派两辆摩托车并特批了加班伙食补助，让侦查员增加营养，保持充沛的体力。
又过了一天，沙怀山并没有回家或出现在医院，所有已经掌握的社会关系也都查访到了，仍然没有获得什么线索。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去了呢？有侦查员甚至提出了“是否畏罪自杀”的猜测，往黄浦江里一跳，退潮时尸体漂到长江口，冲进了东海，就永远找不到了。谷鑫基的身体不是很强健，这时已经被没日没夜费心耗力的持久工作折腾得非常疲惫，心绪也很不好，寻思如果这厮真自杀了，也无话可说。找不到人，案子作为悬案挂起来，专案组没有功劳，但有一点却是可以庆幸的：外地不会再有“苏联专家”冒出来行骗，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了。当然，这是虚念，眼下还得玩实的，继续分析案情讨论对策吧。
讨论下来，大家就不敢乐观了，因为考虑到了一种可能：也许这厮运气好，侥幸躲过了遭到盘查的厄运，已经逃往外地了。如此，那就要考虑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协查通报了。
就在专案组讨论是否要发协查通报的当儿，在沙怀山家蹲守的侦查员张宝山打来了一个电话，称他可能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了。
蹲守人员是轮流值班的，这天轮到张宝山和分局刑警小周两人在沙怀山家待着。闲着没事，张宝山随手从已在搜查时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拿了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阅，发现里面夹着一个照相馆装照片的纸袋，内有三张一式的120黑白照片，上面是沙怀山和另一个四十来岁的外国男子，看上去像是苏联人，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背景是一艘正在制造的轮船。再一看纸袋上所写的取照日期，是半年前的。
张宝山跟小周对照片进行了分析：背景是正在制造的轮船，那看来拍照的地方是造船厂的船台了；那个穿工作服的外国男子，会不会是货真价实的苏联专家？沙怀山这小子可能凭着他那副外国人长相和流利的俄语，结交上苏联专家。那么，现在沙怀山出了事，正遭到警方的追捕，他会不会逃到人家那里去躲着了？于是，张宝山就到对面的工厂借用电话机给谷鑫基打电话报告了这事。
谷鑫基看了照片，立刻给市人委外事处打电话，要求查一下在沪的苏联援华专家中是否有去造船厂担任技术顾问的。外事处当场就给予回答：有的，去的是江南造船厂。
谷鑫基立刻点了两名侦查员，驱车前往江南造船厂，果真在那里抓到了沙怀山。当时，这小子正穿着工作服，待在那位跟他合影的苏联专家旁边，指点着图纸给几个工程师翻译呢。
沙怀山到案后，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至于他跟那位苏联专家的结识，就像他跟林午昊结识一样，是在外滩偶然遇到的。双方用俄语交谈，说到各自的老家，沙怀山惊喜地发现自己那位俄罗斯生父的老家跟这位苏联专家在同一个镇上，于是，两人就认了老乡。在后来的交往中，对方请沙怀山吃了顿饭，沙怀山则带人家游览了城隍庙。不久，沙怀山去专家工作的江南造船厂看望，用他带去的从同事那里借来的120照相机合了影。
照片冲印出来没几天，沙怀山就出了工伤。当时他还没有想到冒充苏联专家行骗。俞鑫提供了养伤的方便和长期病休假后，他闲着无事，到外滩(医院离外滩很近)去散步，想起自己跟那位专家相识的一幕，头脑里蓦地闪出了一个念头：我何不冒充苏联专家弄点儿外快捞捞？于是，就开始进行诈骗犯罪了。
专案组发现沙怀山就是瓦洛嘉那天，沙怀山本来是会落网的。那天下午他在四川北路的一家浴室泡澡、喝茶，又睡了一觉。傍晚回家时，走到离家只有三四十米处，遇见邻居一个小学生，告诉他说你家来客人了，是开着公安摩托车过来的。沙怀山一听就意识到大事不好了，之前他已经在静安寺败露，又去袁秋亚家向王斯姝骗了三百五十元钱，公安局肯定到处找他。派出所民警曾去医院看过他(是以探望为名去的)，他当时以为难逃厄运了，哪知厄运并未来到，民警被他手上的石膏给蒙了。现在有开公安摩托车的人登门拜访，那还有什么侥幸？
于是，沙怀山立马转身。当晚去了哪里呢？他的胆子还真大，也很会分析推理，竟然去了段高飞在静安寺的洋房。因为他断定警方是想不到这一点的，而段高飞也不至于在出事后立刻把洋房出租，而段自己是不会去住的。
不过，那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次日，沙怀山就去了江南造船厂投奔那位认了老乡的苏联造船专家。他编造了一个谎言，说自己已经离开了上钢三厂，暂时无业，能否请专家替他跟造船厂通融一下，允许他干一段时间的临时工。造船厂缺少俄语翻译，但要想请上级派下来，手续太麻烦，还得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沙怀山正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对象，又是苏联专家出面推荐的，当然没有问题，于是就收了下来。
沙怀山被捕后，关押在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这个案子影响恶劣，当时许多人认为沙怀山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但是，沙怀山却逃过了死刑，甚至连检察院那一关也逃过了——在被捕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晚上，沙怀山在监房里突然大呼心痛，送医院抢救无效殒命。经尸检，认定系大面积心肌梗死。
沙怀山的结拜弟兄俞鑫医生，当时也给关进了看守所。结案后未曾判刑，而是给予劳动教养的处分，押送上海郊区的青东农场，后来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