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从小就长得很漂亮，比傅索安小七岁的弟弟傅索强曾凭他少年时的记忆对1968年时的傅索安作了一个白描式的叙述：“她个头很高，大约不会少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体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间；鸭蛋脸，五官长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匀，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来总闪着光波，眼睛上部长着一对浓黑的月牙眉。她和当时的同龄入一样，爱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剪得很短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军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班级里是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傅索安喜欢看书，这个爱好又使她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因此，她考虑问题往往比她的同学要深远些。正因为如此，傅索安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别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的一般教师时，她已经在写“制定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区、市教育局长头头的大字报了。当她的同学跟着炮轰教育局头头脑脑时，她已登上火车去了北京，成为8月18日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她的串连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不是游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种社会调查。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了农村。
1966年底，傅索安发起组织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因内部斗争激烈又受到其他成员的排挤，傅索安遂和其他5人组成了一个所谓“山下派”战斗队。
1968年，傅索安等六人在制造了一起惊动了江青的“张厚石案件”后，为逃避追查，以串连为由，逃至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黑龙江省交界处的奇玛村，这里距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到二十公里，离另一条界河黑龙江也不过百来公里。这一年的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傅索安等六人便成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最早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就在傅索安他们刚刚在奇玛村安下家，准备将大批判的热情和干劲转向战天斗地时，发生了一起事件。这起事件，导致傅索安成了祖国的叛徒，克格勃的特工。
与奇玛村相距四华里的鲍家庄是一个各民族杂居的村落，两村积怨已久，自60年代初困难时期开始，奇玛村和鲍家庄又为使用新修水库的蓄水产生矛盾，并逐渐形成冲突。当时，傅索安在思想上把自己完全当成奇玛村的一员，自然对此事特别关心，加之她思维活跃，生性好动，便为奇玛村出谋划策，不料反倒让矛盾激化，引发了两村流血事件，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一触即发。内蒙古境内额尔古纳河的边境人民解放军部队发现隐情后，紧急向上级领导汇报，傅索安等人无疑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
被逮捕后的傅索安知道，自己是首犯，之前又犯过事，这次恐怕只有死路一条。1968年5月8日晚，傅索安设法从临时监押所逃了出来，她跳进额尔古纳河，往苏联方向游去。当她在水里昏过去即将被冰冷的河水吞没之际，一艘苏联巡逻艇发现并救起了她。
傅索安醒来后，苏联边防军和克格勃特别调查部对这个不明身份的中国姑娘进行了轮番讯问、审查和考验。1968年7月17日，苏联方面终于查清傅索安确实是“真心实意前来投奔伟大的苏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委派安德烈上校向傅索安征询是否愿意参加他们的工作？死里逃生的傅索安激动万分，立刻表示同意。
随即，傅索安被送往坐落于距莫斯科北侧一百多公里的特维尔市郊区伏尔加河畔的一所特工训练学校——特维尔谍报学校。
在特维尔谍报学校，傅索安学习努力，各科成绩都很优秀。1970年元旦过后，傅索安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前往苏联国家委员会第一管理局人事部报到。报到后的傅索安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去香港取一份重要情报。
傅索安的香港之行虽令她胆战心惊，但事后证明克格勃启用初出茅庐的她是大胆明智的，同时也证明傅索安是值得信赖的。这样，克格勃便决定委予她一项重任。
时任苏联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在卫国战争时曾是一位将军。1943年春，勃列日涅夫将军在行军途中，救下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少年，少年叫尤里·巴甫伦夫，16岁，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列宁十年制学校的九年级学生。卫国战争爆发后，他的父母均死于德军空袭，哥哥姐姐参加了游击队，也先后战死。他为了给亲人报仇，决定参加游击队，拿起武器亲手杀死德国鬼子。在寻找游击队的途中，他冻饿交加，昏迷了过去。
勃列日涅夫将军听说了尤里·巴甫伦夫的情况后，深表愤懑和同情，亲自去看望他，并给予安慰、问候，问他是否愿意留在这支部队里，参加反侵略战斗。尤里·巴甫伦夫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愿意。
勃列日涅夫将军指示把尤里·巴甫伦夫送往侦察连当士兵。尤里·巴甫伦夫在那里表现出色，立了两次功。1944年底，勃列日涅夫将军下令把尤里·巴甫伦夫调往司令部，担任他的卫士。
1948年，尤里·巴甫伦夫见苏联已经迅速恢复了经济，战前的大学也已重新设立，就向勃列日涅夫将军表达了他想去上大学的心愿。当时，勃列日涅夫已介绍他参加了苏联共产党，正准备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但勃列日涅夫还是尊重他的选择，马上出面联系，把他送进了军事科技大学。尤里·巴甫伦夫入学后，选择了轻火器专业。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学校把他作为特殊对象进行重点培养。1953年，尤里·巴甫伦夫以优异成绩从军事科技大学毕业，被母校留校任教。勃列日涅夫继续对他予以关怀，勉励他在工作的同时进行轻火器研究。在这种关心下，尤里·巴甫伦夫在三年内设计出两种世界上一流的轻火器，填补了苏军在这方面的空白。1958年，他被调往专业部门从事轻火器研究，成为苏联新一代的兵器专家之一，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
尤里·巴甫伦夫出名后，却渐渐变了，他不仅好色，还特别喜欢挥霍钱财。尽管他是苏联少数高薪阶层者之一，但其收入仍远远不能弥补支出，只能以借债来支撑。至1966年，尤里·巴甫伦夫已经债台高筑。为了躲避讨债者，他不得不经常待在他的研究室里，那里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即使是红军高级将领，也必须持通行证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这样过了大约一年，1967年11月中旬，尤里·巴甫伦夫应邀去保加利亚讲学。在那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对他进行收买，于是，他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挽救他、培育他的勃列日涅夫。
尤里·巴甫伦夫叛国后，先在美国特工的安排下秘密逃往西德，然后绕道英国去了美国。在美国，他吐露了他所知道的全部苏联兵工业的秘密，犯下了特大叛国罪和泄密罪，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利益。情况报到勃列日涅夫那里，他大为震怒，指示必须严厉处置。苏联红军最高军事法院于1968年3月组成特别法庭，进行缺席审判，判处尤里·巴甫伦夫死刑，并特别强调任何一个苏联公民都可以以任何方式执行这个判决。
当时，尤里·巴甫伦夫在美国费城。判决生效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直接向行动执行部下达命令，让该部立即派特工去处决这个叛徒。行动执行部派两名特工飞赴费城，但还没下手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觉，并通知尤里·巴甫伦夫转移了。一个多月后，执行者在夏威夷群岛的巴塞页岛上发现了尤里·巴甫伦夫的行踪，但当过卫士的尤里·巴甫伦夫十分警觉，两次避过了死神的袭击。之后，他就失踪了。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奉命调查了一年有余，还是没有发现尤里·巴甫伦夫的行踪。1969年底，克格勃获悉，他已经整容换面，改变了国籍和姓名，以西德商人的名义定居在日本东京，开了两家公司，进行正常的经商活动。
尤里·巴甫伦夫很狡猾，他既有保卫工作的经验，又有保镖，并且已经对克格勃有防范意识，所以欧洲人根本别想接近他。克格勃考虑到，傅索安是中国人，又是一个年轻姑娘，也许不在尤里·巴甫伦夫的防范范围内，因此几经研究，决定让她去执行这个任务。’傅索安被迅速接往位于莫斯科东侧市郊的一幢建筑物里。当傅索安踏进其中一个大房间时，不禁大吃一惊：里面设置了一个足有20平方米大的东京全景立体沙盘，上面有东京的每条道路、每条河流、每幢建筑物、每座桥梁、每根电线杆，商店的招牌、公共汽车的站牌都标得清清楚楚，用放大镜一看，全是日文。这个沙盘是特地为这次任务制作的，克格勃对此的直接投资是七万八千六百卢布。它等于是从东京上方一百五十米处对全市的直接俯瞰。
负责此事的少校和他的助手极为详细地向傅索安介绍了尤里·巴甫伦夫在东京的住宅位置、公司所在地、座车牌照号码、日常活动规律、体态相貌特征(有照片和录像)，并且交代了代号为“W-I”的暗杀方案。
少校说：“我听说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对你这次赴东京执行‘W-I’方案完全适用，克格勃的专家在制定方案时无法判定尤里·巴甫伦夫一旦在意外情况下所采取的行为，这就需要你自己根据情况灵活掌握了。总之，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和手段，除掉这个叛国分子就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傅索安点头：“明白！”
少校又向傅索安交代：为了配合她执行“W-I”方案，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已经指定在日本活动的特工抽出人员组成一个支援小组，将在她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支援；具体联系方法以及执行方案所用的毒药枪等，将由去东京羽田机场接她的那个人负责转交。
1970年4月上旬的一个周末，傅索安持克格勃伪造的护照，以香港居民赴日本旅游探亲的名义，化名“李娜丽”飞抵东京，顺利地通过了海关检查。机场外面，克格勃已经安排了一个日本中年男子来接站。
这个日本人名叫固关孝三郎，是东京一家机械公司的汽车司机。傅索安在莫斯科接受任务时被告知：此人是她的临时房东，她被安排住在他的家里，住宿及搭伙均需付钱，绝对不能让他知晓她的真实身份及使命。因此，傅索安到他家后，马上赠送给固关孝三郎夫妇每人一件中国真丝短袖衫，说明自己将在东京待一段时间，边打工边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叔父，还预付了一些食宿费用。固关夫妇很是客气，再三推辞不掉方才收下，然后冲傅索安连连鞠躬。他们把傅索安安排在靠近后门的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里，傅索安可以从后门自由进出，这使她感到很是满意。
当天晚上，傅索安拿出尤里·巴甫伦夫整容后的照片，最后看了一遍，然后使用销毁剂将全部照片化为纸浆，倒进抽水马桶冲掉。至此，尤里·巴甫伦夫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傅索安的脑海里，即使他混在几十个和他年龄、体形、外貌都差不多的男子中间，她也有把握一眼就认出来。
第二天，傅索安花了一天时间，坐车兼步行把东京转了个遍。
她惊奇地发现，东京的地理、环境、建筑物分布情况和克格勃的那个立体沙盘完全一样，甚至连警察站岗、巡逻的位置、路线也毫无差异。傅索安由此觉得自己对东京是相当的了解，增加了她完成任务的信心。
第三天，傅索安开始接触行刺目标。尤里·巴甫伦夫住在东京市区南部一个叫“阿谷町”的地方，那是一个高级公寓小区，距傅索安下榻的固关孝三郎家有两站路，步行大约需要一刻钟时间。根据克格勃掌握的情报，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是这样的：每天清晨6点钟，他在两个日本保镖的陪同下，从家里出来，步行到附近的一个小型公园散步三刻钟左右，然后来到公园前的天桥上，那里有几个擦皮鞋摊，他会随意在其中一个摊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阅读上天桥前从报摊上买来的当天早报。一张报纸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报纸和钱走人。回到家用完早餐后，他又坐上私人轿车去他所经营的公司上班。尤里·巴甫伦夫经营着两家公司；此外，他还开了一个技术咨询所，专门接受机械方面的技术咨询。尤里·巴甫伦夫上班时间通常总是待在无线电器材公司，机械公司或者技术咨询所有业务，都是通过电话向他请示。他在无线电器材公司要待到晚上7点钟，这才坐车返回阿谷町公寓。之后，他不再出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尤里·巴甫伦夫都过着这种深居简出的单调生活。他和他叛逃后所娶的日本妻子以及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兼佣人生活在一起。由于他的好色，那两个日本女青年无疑是他发泄性欲的对象。尤里·巴甫伦夫常年雇着两个保镖，他们日间一起值勤，晚上则轮换着在公寓里提供保护。
傅索安不露声色地盯了两天，发现尤里·巴甫伦夫的活动规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况毫无差异。于是，她开始考虑如何下手。
根据克格勃的方案，她应当在尤里·巴甫伦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楼”下手。“兵部大楼”即尤里·巴甫伦夫经营的那家无线电器材公司所在地，这是一幢五层建筑物，以业主兵部规化的姓氏所命名。尤里·巴甫伦夫的公司位于八楼，占用了一半房间。克格勃的行动专家在反复研究后，认为傅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楼”寻找机会对尤里·巴甫伦夫下手。因为一般情况下，保镖在公司或者家里对他的保护对象的关注程度最为薄弱，此时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杀所用的武器是特制的毒药枪，所以傅索安下手后不易被怀疑，容易脱身。因为此事关系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傅索安考虑得特别细致。
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漏洞：从理论上说，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楼”伺机下手。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进入大楼后无法下手，甚至一连几次都无法下手，这样，对方肯定会注意到她，那时她就再没有机会了。这不是拿她的性命当儿戏吗？傅索安气得差点破口大骂。但气归气，骂也可以，行动却必须实施。
克格勃的纪律森严，如无特别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安德罗波夫有句名言：“须知我们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送你们到国外去，不是为了让你们观赏异国风情和享受高级生活的！”后面他没有说，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开动脑筋，另想办法完成任务。她以生病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给她的一应急联络方法，在阿谷町地铁车站出口处阅报栏的第二根木柱子一点二米高度处，用手指甲刻了一个不十分明显的三角形图案。次日上午8时许，她去街心花园，在长椅上坐下，手里拿着一本色彩鲜艳的画报。一会儿，来了一名欧洲男子，用英语对上暗号后，问她有什么事需要协助的。
傅索安用英语说：“请给我安排一个在阿谷町天桥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卖报机会，并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时内行吗？”
傅索安当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巴甫伦夫只在早晨去天桥，寻思三十六小时其实和二十四小时是一样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点了点头，又问：“怎么联系？”
对方说：“明天晚上8点钟，请您去大东京电影院门前，有人会递给你票子，您进去就解决了。”
傅索安站起身来：“好的。那么，再见！”
三十六小时后，傅索安准时抵达大东京电影院门口，果然有一个日本男子递给她一张票。傅索安凭票入场，对号入座，发现旁边的位置空着。一会儿，灯光熄灭，电影开场了。有个人无声无息地挨着她旁边坐下，在经过她面前时，把一个皮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傅索安只看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电影院，回到固关家打开皮包一看，里面有一套东京报贩穿的衣服，一张折叠式尼龙布小椅子，一块印有“东京报纸专卖”字样的塑料布和一些零钱。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竟是中文，让她明天早晨6点钟去天桥下摆出报摊，会有人给她送来报纸。条子上还附有报纸的种类、名称、批发价和零售价。
次日早晨，傅索安依言而去。果然，她刚在天桥下尤里·巴甫伦夫每天买报纸的那个位置放下椅子，摊开那块塑料布，便有一辆自行车到了面前，骑车人扔下一包报纸后，点点头便走了。傅索安把报纸在塑料布上摆开，坐在椅子上开始卖报。不一会儿，另外几个报贩也未了，各自找了个位置，摊开报纸，等候主顾。
6点40分，傅索安估计尤里·巴甫伦夫要来了，便悄悄取出毒药枪，卷在一份报纸里面，然后拿了一颗“糖果”，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她刚把“糖果”咽下去，就看见身高体壮的尤里·巴甫伦夫在马路对面气定神闲地踱着方步往这边走来，身后跟着两个比他矮一个头的保镖。傅索安马上把藏着毒药枪的那份报纸卷成喇叭状握在手里，朝行人轻轻晃动着。东京报贩不兴吆喝，这个动作就是招揽顾客。一个行人在傅索安面前驻步，买了一份《东京湾时报》。
他刚走，尤里·巴甫伦夫已经来到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塑料布上扔下一张纸币，说着蹩脚的日语：“请给我一份《东京晨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思维上的错误：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伦夫面部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两尺，如果开枪，显然起不到效果，还有可能会被察觉。要想达到效果，除非站起来，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两个保镖马上会作出反应！傅索安叹一口气，只得放弃计划，把报纸和零钱一起递给尤里·巴甫伦夫，冲对方嫣然一笑，用日语说了声“谢谢”。
尤里·巴甫伦夫对女性特别注意，他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张俏丽的脸蛋，眼里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居高临下对着傅索安审视了几秒钟，开腔问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我来自香港。”她牢牢地记着克格勃专家的关照，不说“中国人”，而说“香港人”，因为当时香港居民对外都不称“中国人”而称“香港人”。
尤里·巴甫伦夫点点头，鼻音重重地“嗯”了一声，和保镖一起上了天桥。傅索安望着他的背影，懊恼万分地把那份卷着毒药枪的报纸放进了装报纸的帆布袋。此后两个小时，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着天桥上的那几个擦皮鞋摊头，寻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装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机会了。但现在已不能“转行”了，否则定会引起怀疑的。
就这样，傅索安一直到卖完报纸收摊走人，还是没能想出什么方案来。往回走的时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没有限定时间，还有回旋的余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图。傅索安走到拐弯处时，忽然从后面走来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定晴一看，认出是那个欧洲男子。对方开口问她还要提供什么帮助，她说现在不需要什么，但是从今天起每天晚上8点钟都必须去街心花园和她见面。对方连连点头：“明白！明白！”然后迅速离去。两人接触不过十秒钟，在旁人眼里，这是一次生活中常见的问路。
此后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町天桥下卖报，尤里·巴甫伦夫也每天从她手里买报，他盯着她看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显然头脑里已经动起了歪脑筋。傅索安对于尤里·巴甫伦夫，就像一个猎手隔河面对着极想猎获的猎物，徒然渴望而又无可奈何。
每天晚上8点，傅索安准时去街心花园赴约，因为没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个欧洲男子说话，眼神一对，微微摇头便走开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闷闷不乐地从街心花园往固关家走时，目睹了一次因自行车撞人而引发的三人吵架，她心里突然一动：有了！我何不……
二十四小时后，傅索安和那个欧洲男子在街心花园见面，她向对方作了交代后，问实施起来是否有困难。对方沉思了一会，说：“没问题！请您说个时间。”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点50分，请来人看我的暗号行事。事成之后，请安排我立即离开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愿您获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这个日子，无论是号码还是星期排列，都是欧洲人所深感忌讳的，许多人把这类“13”和“一”。相逢的日子称为“黑色日子”，也就是中国的风水先生所说的“黑道日”。
巧’的是，尤里·巴甫伦夫就是这天被刺身亡的。
这天早晨，尤里·巴甫伦夫和往常一样，在6点45分左右来到阿谷町天桥下，径直走到傅索安的报摊前，扔下钞票买《东京晨报》。傅索安送上报纸和零钱时，一双眼睛显露出娇媚的神情，朝他甜甜地一笑。尤里·巴甫伦夫见状，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脸上轻轻拧了一下，用俄语嘟哝了一句：“真是诱人的东方美人啊！”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语。
尤里·巴甫伦夫走上天桥，在一个擦皮鞋摊前的椅子上坐下，两个保镖一左一右分站两侧，两双眼睛各自警惕地注视着两侧的通道口。尤里·巴甫伦夫开始看报，不可思议的是，这天他竟一反常态，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点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着，这为傅索安的行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掩护。一只皮鞋刚擦到一半，忽然从天桥下传来争吵声，那是傅索安和两个日本大汉为了对方走路时踩脏了塑料布而引发的。傅索安铜铃似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语，马上使尤里·巴甫伦夫辨别出这是谁了，他放下报纸，把脸转向那个方向。就在这时“啪”的一声，傅索安挨了其中一个大汉一记重重的耳光，她尖声大叫，拔腿就往天桥上逃，手里很“自然”地拿着一份卷拢的报纸。那两个大汉嘴里骂骂咧咧，在后面紧迫不舍。
傅索安逃上天桥，朝尤里·巴甫伦夫这边奔来，一脸惊惧，嘴里用日语大声叫着“救命”。尤里·巴甫伦夫见状，马上作出反应，指着傅索安：“过来……拦住！”
过来——是招呼傅索安：拦住——是对保镖下的命令，让拦住后面那二个大汉。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已经赶上傅索安，飞起一脚踢在她的臀部，傅索安惊呼一声，整个身子朝尤里·巴甫伦夫这边跌冲过来。两个保镖已经上去挡住两名大汉，尤里·巴甫伦夫急忙把搁在架子上擦皮鞋的那只脚放到地下，想起来扶住傅索安。就在这时，傅索安隔着报纸按下了毒药枪的按钮，枪管里的毒药从报纸里喷出来，化成一股淡雾，直袭尤里·巴甫伦夫的脸部。几乎是同时，尤里·巴甫伦夫一声不响地栽倒下来，正压在擦皮鞋者的身上，引出后者一阵负痛的狂叫。傅索安也“立足不稳”而摔倒在地上，借机把毒药枪塞进怀里，将报纸扔在一边，以示“无辜”。两个保镖听见叫声，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奔过来扶尤里·巴甫伦夫。两个日本大~汉仍不肯罢休，狂奔过来要打傅索安，傅索安爬起来就往桥下奔逃，拦下一辆出租汽车(也是预先安排的)，上去狂叫“快开”。汽车急驶而去，傅索安马上吸解毒药，然后将毒药枪、解毒药交给司机，下车拦住另一辆出租汽车，直奔羽田机场。尤里·巴甫伦夫被送到医院时，早已气绝身亡。那两个保镖这才想起报告警方。东京警视厅派员赶赴医院，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死者家属，一面调查傅索安和那两个日本大汉的下落，同时传讯了那几个在场的擦皮鞋人。尤里·巴甫伦夫的妻子赶到医院后，同意解剖死者尸体。结果，经法医验检，认定尤里·巴甫伦夫死于心肌梗塞。于是，东京各方撤回了所有调查人员。而此时，傅索安早已飞离东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