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2月16日清晨，3名嫌疑人收审。警察在雪地里冻了半夜，冲进去时发现孙海波毫无戒备，枕下无枪。没有搜到任何证据。 2月16日凌晨2时，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春林、刑警队长王磊带领14名民警进入监控区域，分别潜伏在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家门外附近。所谓潜伏，就是找到地方隐蔽，房屋拐角、墙旮旯、胡同黑暗处，原则是既能盯住目标，又不能使对方发觉，甚至不能引起过路人注意。潜伏行动还为了防止有人通风报信。除非走漏风声，潜伏期间是不会发生事情的，但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守候，一动不动地佇立，受的罪不亚于上刑。人暴露在这种冰天雪地里、不活动、不要多长时间，只要有一刻钟，脚尖和指尖就已经疼痛难忍。坚持数小时，冻伤是不可避免的。身体差的，休息不好的，冻死过去也不奇怪。 作为刑警，执行这种任务无话可说。即使不是天寒地冻的环境下，也有刑警因站岗而死。如鹤岗市看守所的一名警察，就由于所里人员少任务重，长期疲劳不堪，在一次室内站岗时突然倒地而死。早晨6时05分，集结在指挥部的抓捕队员们准时出发。基本力量由南山分局的刑警组成，分3组，每组5人，一组一台车，全体配有微型冲锋枪。刘仲义是当然的一名组长，另外两名组长是刘新江、谢逢林。闫自忠、李洪杰亲自带队，刚从潜伏哨上回来的王春林和王磊也参加了具体指挥。4名指挥员都是主动站到第一线的，可能发生枪战。 张昕枫、何文轩等人目送他们离开指挥部，随之，3辆救护车也悄悄跟在出发的队伍后面。6时15分，抓捕队与埋伏在犯罪嫌疑人住宅周围的潜伏队员们作了交接，此时，潜伏队员们已经冻了整整4个小时，6名队员冻伤。然后是等待指挥部命令。6时30分，传来了命令，闫自忠、李洪杰、刘仲义率领队员立即扑向孙海波的住宅。现在已是各家起床做饭的时间。孙海波与岳母住在一起，岳母平日在自由市场卖白条鸡，起得更早些、正在院里杀鸡，院门开着。队员们迅速冲进后屋，按住了躺在床上的男人，随即将他扭起，拽出被窝。“怎么的了？怎么的了？”那个赤身裸体，显得慒慒懂懂。派出所所长点头，认定他是孙海波。刘仲义向枕下去摸枪，却没摸到。 孙海波的妻子张惠如抱着个吃奶的孩子，着急地喊：“你们干什么？”公安人员向他们宣布了执行公务的文件，吩咐孙海波穿好衣服，马上带出门外。只是一两分钟的事，门外已聚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拦阻上困难。这时如果发生枪战，后果难于预料。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民警们轮班在凛冽寒风中守了一夜，这一夜犯罪嫌疑人光着身子在暖和的被窝里鼾睡，枕下无枪。 事前把什么都估计到了，所以显得抓捕过程过于顺利、简单。尽管如此，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心里都感到一阵轻松。抓捕队撤出，刑技人员和预审人员随后进入。根据部署，对嫌疑人的住处进行非常彻底的搜查，以便发现犯罪物证。由于情势紧急，抓捕前没有取得什么物证，大部分希望寄托在捕后的搜查中。在孙家，审讯人员还将对孙妻张惠如进行询问，顺利的话，从孙妻嘴里也能得到有价值的情况。不但第一组进展迅速，第二组、第三组也进展顺利，半小时内，指挥部相继接到三处告捷的消息，闫自忠、孙海滔在同一时间被拿获。两人都没有准备抵抗的迹象，更谈不上备有枪支。何局长闻讯后搓手兴奋说道：“好，干净利落，没费一枪一弹！”张昕枫则命令等候搜查有了初步结果再行审问。崔道植、车则仁、王克立等投入了紧张的搜查工作，从天花板到地面，从墙壁到屋檐，从厨房到厕所，从顶柜到床底，从室内到室外，甚至地沟也掏了个遍。教授级的专家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查看。 初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能够作为证据的物品。不要说一枪一弹，就是一张值得怀疑的纸片也没有。指挥部成员们的脸色开始严峻起来。如果说把显然毫无戒备的嫌疑人从家里带出来时，人们在兴奋之中倘存有一丝忐忑，那么现在的情况更使人们心底浮上一层阴云。狡猾的罪犯，必然善于伪装，嫌疑犯可能把枪支弹药转移他处，同时销毁一切作案痕迹，但要做到把一切危险置之脑后，安然若素就不容易了。现在唯一的对策是通过审讯抓住对方的要害，展开突破。这样重大的讯问，必须选择严肃的地点。虽然指挥部领导人都集中在南山矿，但矿机关办公室里有挂钟、电话、墙上有表格、字画、往来人杂、分散注意力，不适于审讯被告，因此嫌疑人都被带往南山分局，安排了专门的审讯室，由预审科人员进行讯问。 审讯室里有一种阴沉沉的气氛，室内物品单调而陈旧，窗帘挡上，不使阳光进入房间。打开日光灯，使审讯人员脸色青瘦，显出铁面无私。房间内一侧桌前设记录员，其他参加讯问的人员对被告形成一个包围圈。被告背后靠墙，左右前方都有讯问人员，他们面对面地对他进行审问，随时随地观察他的表情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中，已造成对被告的压力。孙海波穿一件黑色皮夹克，头发有些乱，脸部肌肉丰满，但无颤动。坐下后腰部直挺，两手半握拳自然地搭放在腿上，表情里略带一点愠怒，也带一点克制。凭预审员的经验，初次接受审讯的人，不论犯事大小，只要有一点心虚，就会产生神经系统的紧张，反映为生理上的变化，如脸色发白、腿部打颤、面部神态失控、周身发冷、渗出虚汗、言语不利等等。有的人只是偷了一辆自行车，带到派出所已经牙齿打战。有些人故作镇静，或说话很多，并不是正常的表现。 孙海波的样子则显示出，他只是被迫来到这里，被迫回答一些问题，公安局也会抓错人，他对此嗤之以鼻。争辩不争辩看他愿意不愿意。预审员们对案情很熟悉，拟定讯问计划时，都知道尚未发现直接证据，可凭据的是一些重大疑点，对方目前只是涉嫌人，而不是罪犯，因此火候上需要把握分寸，不可操之过急，尤其不可暴露底数。这是一种侦查的继续，要在询问中发现新的疑点。但对方的态度已使他们隐隐感到一点不快。首先是对被讯问者身份的认定。“你的姓名？”受审人的身体在椅子上动了一下，略停片刻，才回答：“孙海波。”“年龄？”“30。”“民族？”“汉族。” 接下来是，成份：学生；文化程度：高中；政治面目：群众；籍贯：黑龙江省海轮县；住址：工农区沙轮厂附近自建房；工作单位及职业：个体卖服装；家庭人口：妻，张惠如，25岁，肥料公司职员，一个4个多月的儿子。其中还有“前科”一项，被讯问人回答“无”，记录员则在这一栏划了一条横线。预审员严肃地问：“为什么找你来知道吗？”孙海波表示不知道。“南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吗？”审问者直截点出。孙海波把眼抬起：“听说了。”“什么时候听说的？”“这事和我没关系！”孙海波露出急相。“问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凡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审讯员威严的气势震慑住。孙海波也一样，愣了愣神，松弛下来说：“就那两天听说的，听我媳妇讲的，大概上个月28号或29号。”预审员紧跟上： “你上个月28号、29号都干什么了？”孙想了想，“没出门，在家干活了。洗衣服，收拾屋子。”“都谁到你家去了？”“那两天没谁到我家去。”他又想了想，“没想。”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一阵沉默后，孙开口说：“有原来南山下坡土建队的王自德、同学冯超、马叶明、我媳妇干妈家的孩子田原、修摩托的陈哥，叫什么名不知道。还有几个有关系的同学和朋友。” 他的态度似乎越来越老实。“你怎么认识陈哥的？”“通过修摩托认识的。”“讲一下你陈哥的一般情况。”孙海波思索着：“他有……32，3岁吧，在峻德矿工作，在梨树屯小学附近住，具体多少委我不清楚。”“你们俩经常接触吗？”“有时候接触。去年9月份，我小孩满月，他和田原到我家喝酒去了。是我通知他们去的。后来他到我老丈人家去买过白条鸡，买有4只鸡，从那以后我还没见过他。”“你怎么认识田原的？”预审员决定放过姓陈的，直奔田原。“在南山矿采区上班的时候认识的。我们俩一个月接触几次。去年9月份，我家小孩满月时，他去我家喝酒了。后来，10月份，我又到他家喝过一次酒，是和他家里人一起喝的。” “他的一般情况你讲一下。”“田原吗？”“对。”“田原……有一米七O左右，身体胖瘦……没我胖。一般的头发。不是左边就是右边一只眼睛有点毛病，好像有点斜……没有工作。”“田原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去年10月份在他家喝酒，是他要去南韩干活，我送他去车站，具体去哪没跟我细说。从那以后我和他没联系。”“他给你来过信吗？”“始终没来信，我去他家问过他弟弟田宾，还有他父亲，他家里人也说不知道。一直到现在，我没见到他。”“你妻子怎么认田原母亲作干妈的？”“1987年我和田原在一起工作，熟了以后，经常带我爱人去他家玩。因为他家没姑娘，他母亲就要认我爱人作干女儿。”“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来往，有时候我们两口子去他家看看田原的母亲和父亲。今年三十的晚间，田原的弟弟田原给我们送了饺子。是生饺子。我问他田原回来没有，他说回来，然后他就走了。”另一名预审员问：“田原、除眼睛以外，还有哪里有毛病？缺牙不缺？”“我没注意到。”“他身上有什么记号吗？文身有没有？”“没看见有其它记号，也没见到文身。”“除你以外，田原还和谁接触？” 孙海波数了几个人，邻居李先，27岁，南山机械厂工作；常伟，27岁，南山公司小井工作；程志，26岁，南山矿工作面于建，20岁左右，听说去海南了。还有李原翔，20岁左右；小伟，22岁左右；小海，20岁左右，都在工农大棚卖服装。“有外地人和他接触吗？”“没见到过。”“你和田原去过外地吗？”“没有。”“过去有什么犯罪行为吗？”“没有。”“你以上讲的属实吗？”“属实。” 第一次讯问即到此结束。这次审讯只是火力侦查。了解一下对方的反应、态度，以便作出适当的估价。留下对方回答问题的记载，从中寻找矛盾点，在以后揭穿时使之难以自圆其说。闫自忠、李洪杰走进审讯室时，两位预审员没有掩饰他们的失望。“看起来不太像。”“为什么？”“感觉上吧，就是一种感觉……”“这话说得太早了！”闫自忠拿起记录稿、字斟名酌地默读。看来孙、田两人的关系的确是密切的，孙的孩子过满月，只有田来孙家喝酒；田去南韩，是孙去送。但这种密切关系不限于两人之间，孙的妻子也常去田家，作了田家的干女儿；田原走后，田原的弟弟田雨过年时还给孙家送饺子，这无形中冲淡了孙、田两人的私人交往。孙海波并没有掩盖与田的关系，是他自己主动提起田的名字，但这名字也不是排在第一位。孙是知道田原去南韩的，参加了宴席，但并不知道细节，田原走后便失去联系。这样，就划出了两人关系的限度。 如果孙海波不是无辜的，那就是相当有准备的，考虑问题十分周密。闫自忠注意到他的文化程度是高中，这在鹤岗个体户算是较高学历了。闫自忠甚至怀疑这个人经历过审讯的场面。“这里面有两点必须深究，”闫自忠点着询问记录：“第一，他说，1月28日这天他没有出门，是否有相反的证明；第二，田原去南韩，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里只要有一点出现矛盾，就要打开缺口！现在还要看对他媳妇和闫自宇的询问结果。” 在孙海波家，对孙妻张惠如的询问已告一段落。张惠如，26岁，汉族。文化程度：高中，政治面貌：群众，籍贯：安徽涡阳县，工作单位及职业：工农区集贸市场个体营业员（原单位：有机肥料公司）。询问时，张惠如把怀里的孩子交给她母亲，自己坐在床上，神态比较紧张。两个民警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我们是南山分局刑警队工作人员，找你了解一下你爱人孙海波的情况，希望你如实反映。如有隐瞒不实之词，你将负法律责任。”李有江简捷地告诉她。“我知道。”张惠如声音不高，惊魂未定，秀气的脸上有些泛红。“你爱人最近经常和谁接触？” 张惠如急切回答：“他不往家里领人。我在外面做买卖，家务活都是他干。他在外面接触谁我就不知道了。” 李有江点明：“你爱人和田原的关系怎么样？”孙海波的妻子想了想，说：“是普通朋友，去年夏天田原到我们家来过两次。”“田貌最近到你家来找个你爱人吗？”“没有。”“1月28日晚上，就是南山矿发案那天，你爱人出去过吗？”张惠如一听这个，脸色变得难看，说：“记不清了，他晚上一般不出去，好像在家。”“是在家吗？”“是。”“你爱人有猎枪、手枪吗？”“没有！”“你家有假发套吗？”“我有一个假发套，在家里。”“找出来看看。” 屋子里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张惠如东找西找，不知从哪里把发套摸了出来，是一只黑色卷烫发套，八成新。刑警拿在手中看了看，放在一边，继续问：“你爱人做什么工作？”“卖布了。”“还做个什么买卖？”“前两年，九四年吧，倒过摩托车。”“倒了多少？”“倒过多少台我不清楚，挣了多少钱我也不太清楚。”“田原和你们家关系怎么样？”“关系还可以，孩子过满月的时候，田原来喝过酒。九一年还是九二年，他弟弟田原被人打坏了，我们去他家看过田雨。”“你最后去田原家是什么时候？”“去年的八月十五，我和孙海波给他家送了个鸡去，到了他家就走了。”“今年春节前后你们去过田家没有？” “年前26日或27日，我自己去田原家送过一只鸡、两瓶酒、一条鱼，也是送到家就走了。”“当时他们都有谁在？”“有他爸，还有田雨、田宾。”“田家人过年前后到你家来过没有？”“没有。”“你有多长时间没见到田原了？”“有……有好几个月了。”“问过孙海波吗？”“问过，有天晚上我问他，说这么长时间没看见田原，他没出门吧？海波说出门了，没在家。我问他上哪去了，他说去南韩打工了。”“年前那段时间爱人有什么和往常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的，有时候胃疼，不爱说话。”“他有什么爱好？”“有时候看看书，玩玩拉力器。”“你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没有。” 两个刑警相互看看，李有江最后问她说的是否属实，她说属实，就让她在笔录上按了手印。笔录纸和印油都是准备好的。笔录上按了手印。笔录传一闫自忠手里，他仔细看了一遍，皱起了眉头。 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23岁，比哥哥瘦些，也瘦些，显得精明强能干，态度随便，不时把身上的衣服整理一下，撂撂头了。审讯室里椅子上有点灰，他掏出手绢擦了擦。刑警队长马元太亲自参加了讯问。“知道公安机关找你来为什么事吗”孙海滔说：“我没什么事。”“你现在干什么工作？”“个体生意。”“什么生意？”“我个体卖服装，开个个体饭店，有时候往外地发煤。”“孙海波是你什么人？”“是我哥。”“和你哥关系好的都有谁？”“有南山矿车库的李兆祥，有六号住的田原，还有陈忠德，别人……不和谁往。”“你哥和田原怎么认识的？”“他俩原来是一个单位的，在南山矿三采区，都是掘进工人。”“你什么时间最后看见田原的？” 孙海滔理理头发，想了想，说：“1994年8月节晚上，我和我媳妇去田原家看看。田原，他对象，还有他父亲3个人在家。从那以后就没见过了。”“你去田原家做干什么？”“我和我媳妇到亲属家串门回来，从他家门口过，就进去坐了会儿。”孙海滔的妻子黄梅，25岁，在地下商场个体柜台卖服装。“你去的时候田原穿什么衣服？”“上身穿白背心。”“他身上有什么标志没有？”“我看见他左胳膊上有一条刺的龙。”马元太点点头，又问：“田原的牙有毛病吗？有没有假牙？”孙海滔立刻摇首：“我没看过，不知道。”“你知道和田原经常接触的还有谁？”“我在田原家看见过一个叫刘东的人，有二十五六岁，田原说这个人精神不太好，别的不知道。”“南山矿出的案子你知道吗？”““知道，那时候我在看电视。”他倒回答得挺直截。“那天是1月28日，你都干什么了？”这样一问，孙海滔反而来了精神：“年前六七天，我就在家拆洗被褥了，没干什么别的事，一直到29日才把活干完。”“这几天你见过谁？谁去过你家？”“谁也没见过，也没人去我家。”“谁知道你在家里洗被褥？”“我家里父母、媳妇都知道。“你哥哥有猎枪吗？”“没有，他也买不起猎枪。” “和你哥哥关系好的人谁有猎枪？”“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猎枪。”“田原有什么爱好？”“我就知道田原爱跳霹雳舞。”“田原经常穿什么衣服？”“他家挺困难的，不怎么穿好衣服，也没太注意。”“你哥孙海波现在干什么？”“他现在和岳父杀鸡卖。”“你哥和田原之间办过什么事？”“我记得四、五年前，田原把别人打了，被六号派出所抓去了。我哥和田原的母亲去六号所看他，给他交了包赔款和治安罚款，后来田原就被放了。我就知道这件事。” “田原经常去你家找你哥玩吗？”“我哥结婚后就自己过，在他岳母家自己盖了房子。田原不到我家去，找不找我哥我也不知道。”“你认识闫文宇吗？”“认识，我们从小就是邻居。”“你哥和闫文宇、还有你经常在一起玩吗？”“小时候常在一起玩，长大后就不在一起玩了。”“闫文宇和谁的关系比较好？”“我们分开多年了，也不接触，没发现他和谁关系好。”“你继续反省！”“行。”孙海滔很场面地向各位点点头，被带了下去。“妈的，完全不像！”马元太悻悻骂道。审惯了犯人的预审员们，很重视自己的第一感觉。
第十八章
预审员纷纷反映疑点下降，审讯室里对抗情绪逐渐强烈，孙海滔被证明无罪。最高领导人张昕枫必须作出最困难的决定。 对闫文宇的询问，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正如人们形容的，闫文宇像个俊俏小生，白白的脸，清秀的面孔，乍一看还有点像市局办公室的高峰，一个有文才、有思想的青年人。高锋调在指挥部担任秘书，还对地去看了看这个面貌与自己相似、目前处境与自己相反的受讯人。闫文宇坐在进门左首边靠墙的椅子上，姿势不太稳定，一会儿收回左脚，一会儿收回右脚。不过态度基本是镇静的。他报出自己生于1971年9月27日，现年25岁（实则未满24岁），汉族，原籍河北省黄华县人，家住工农区57委7组。南山矿水电科工人，1994年10月停薪留职。父亲闫振忠，60岁，南山矿荣工；母亲李淑琴54岁，南山矿医院中药局工作；一个哥哥在南山矿房产科工作；一个姐姐在大陆矿医院西药局工作；另一个姐姐在南山矿机电公司任会计；爱人甄玲25岁，在富力矿公司机电厂当话务员。 他一家人都有公职，家庭条件不算差，本人1985进被中，1987年接父亲的班到南山矿通风区干了一年多，又调到矿机关水电科，应该说还比较顺利。水电科工作很轻松，每周一、三、五点名三次，其余时间自己支配，只要每月把下面的水电费收上来就算完成任务。收水电费这活有人情可送，少算几个字多算几个字都是它，自然还能得些回报。但工资并不很高，每月拿170－180元。爱人甄玲，每月开150－160元。 当问及他为什么停薪留职时，他回答说因为“挣钱太少”。现在在做服装和日用生意。问及他和田原、孙海波的关系，他承认“都是朋友”，但“各干各的”，他和田原不是很熟，有几个月没见到了，和孙海波也有两个多月没来往。“1月28日，南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干人才什么？”预审员问。“那天我没在家……”闫文宇没对这个问题表示惊讶，一板一眼地说：“第二天我才从外地回来过年，29日那天。”“你去哪儿了？”“去天津作买卖。”这使审讯人员感到些意外，紧逼着问：“什么时候去的？”“却了两个月，头年11月底走的。”“做什么买卖？”“联系木耳生意。”“联系成了吗？”“没有。”“带什么东西走的？”“什么也没带，就带钱。”“带了多少钱？”“2000多块钱？”“谁能证明你去了天津？”“……”这个问题问住了他，他停了半响，才说：“……也有人能证明，我坐火车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倒车去天津，在候车室认识个女的，我们一起去的天津。”“她叫什么名字？”“叫伊娜。”“在什么地方工作？”“没工作……她算个……算个‘兔子’。”“多大年纪？”“弄不清，大概十八九岁吧。长春人。”“住址？”“不知道，她没给我留地址。”“什么时候分手的？” “从天津回来的时候。在哈尔滨车站。”“这么长的时间，2000块钱够花吗？”预审员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谁都知道，要‘免子’陪花费小不了。 闫文宇被这个问题问得开不了口，低下头去。“说！”“……我在火车上偷了个包。”“偷了多少钱？”“3000多，一个农民的。”“过去偷过多少？”“过去没偷过……这次是为了那个女的。”表面上，闫文宇是被审问人唯一低头丧气的人，但作案时间无形中被否定了。在他家里，他的妻子甄玲也在接受询问，她说自己的丈夫是个“很老实”的人。甄玲已经怀孕，是个丰满的女人，显得比闫文宇宽大，说话比张惠如快。问到田原时，她一句话就堵了口：“我不认识田原。”关于个案时间，她回答得与丈夫恰好合辙：闫文宇11月底去北京、天津做买卖，联系业务，1月29日晚7点多钟才回来。独自走的，独自回来的。 “你什么时间同闫文宇认识的？”“我是91年经人介绍认识闫文宇的，1992年11月份结婚。”“你认识闫文宇以后发现他有什么犯罪行为吗？”“没有。”“闫文宇平时与谁接触？”“没人跟他接触，结婚后也人上我家去找他。”“你们结婚以后闫文宇花销大吗？”“不大，他不喝酒，就是吸点烟。”“闫文宇兜里带钱多不多？”“我不翻他的兜。”“结婚以后你和闫文宇外出过吗？”“我们俩就去过佳木斯。”“去佳木斯你们带多少钱？”“就带几百块钱，我都忘了，不超过一千块钱，都放在他身上，他比我细心。”“每次去花多少钱？”“一、二百元，就是买点零用品。遛达遛达。”鹤岗人去佳木斯，也算是去比较大的城市了。“他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去过佳木斯、哈尔滨、还有就是上次去北京、天津。”“从天津回来他对你怎么讲？”“我问他联系买卖没有，他说没联系成，我也就没再问。”“他带多少钱去的？”“我没给他钱，他带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平时他给不给你钱？“就把工资交给我。” “你们结婚以后买过什么东西？”“大概是1993年，买过一台125型玲木摩托车。”“这台车呢？”“他卖了。是1995年1月底，好像是大年三十那天卖的。”“卖了多少钱？”“我听他说卖了7000块钱。”“钱呢？”“让他拿走了，他说这些钱做买卖都不够。”“结婚后还买过什么？”“再什么没买过，结婚前是怎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1.28案件发生以后，闫文宇有什么反应？”“我们都议论这件事，在他父母家。他也跟着议论，说这些人也够狠的，我没看见他有什么反常现象。”询问甄玲的警员，认为甄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看不出谈话中有什么故意隐瞒或编瞎话的地方。她只是一个劲的问，丈夫到底犯了什么事。 南山分局，审讯是连续进行的。对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3人，审讯一遍，间歇10－15分钟，研究审讯记录，然后换两个预审员再审一遍，如此往复。这也是一种战术，要使嫌疑犯感到精神压力愈来愈大，直至意志消退，来不及编出新的谎言，道出真相。但一直审到下午4点多钟，仍然没有获得所需的口供。但一直审到下午4点多钟，仍然没有获得所需的口供。第二次审讯时，一开场孙海滔就声明，他回忆起来，1月28日那天他从下午起和另外3个人一起打麻将，打到晚上9点钟才散。他清楚地列出其他3个人的姓名、住址。预审员记下来，立刻传到门外，门外即有人组织去调查。这一遍审讯结束后不久，调查的人陆续回来，带回了那3个人对孙海滔当日活动情况的证词，于是宣布对孙海滔的审查结束。只是出于保密原则，暂时请他滞留公安分局。 在以后的审讯中，孙海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带抵触的情绪，有时连问几句不回答一句，话很少，多有重复。他辩解说：他几年来一直做布匹生意，可以说不算缺钱花。虽然没有挣到大钱，但维持生活总还行，没必要去冒风险作案。他也回忆起，1月28日那天，他上午上街买了点年货，然后就回家，一天没有出去，媳妇可以证明。那天晚上他看了电视，9点多钟睡觉。 讯问人要求他举出其他可资证明的人来，他举不出。对闫文宇的讯问也陷入僵局。根据闫的陈述，侦察员临时对闫的附近的邻居们作了调查，邻居中有好几个证明确实在年前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见到闫出入，一个刚刚下班的姓闻的工人甚至出证：1月29日晚7点钟他看见闫文宇提了一只旅行包走进了单元。此外，被调查者的神情都反应出，他们对警方把兴趣集中在闫文宇身上感到意外。多数参加了审讯工作的预审员都认为，对方的“疑点在下降”，从审讯室里走进来，有的耷拉下脑袋，感到任务很难完成。 实际上，每提审一次，审讯室里的气氛都紧张许多，对抗情绪愈发强烈。被审讯者以拖延回答或拒不开口的方式对待他们不再想回答的问题。审讯者则急于拿下口供，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决悬念。这种气氛发展下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指挥部内部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同志认为无法再沉默下去了，终于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考虑把重点转移到其它两个团伙身上的时候。田原的家人受到传讯，必然已在外界产生影响，真正的同伙如果尚未落网，可能立即潜逃，或做好抵抗的准备。那样将贻误警方的战机，造成严重后果。主要问题是，讯问是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主要靠分析和判断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要通过刑侦讯问，努力从嫌疑人的口供中要证据，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是，目前很多刑事案件的破获，还非走这条路不可。现在犯罪率上升，大案要案中完全是未知数的案件比例增高，需要快侦快破的占多数。如果每一起案件都像政保工作那样，在充分获得了直接的犯罪证据后，再去触动犯罪分子，那么破案率会大大下降，很多本来可以得到及时破获的案件会白白扔掉。因此，有时需要打破刑侦讯问前必须有可靠证据的框框。只要通过侦查，获得了案犯的间接性犯罪证据，并认为通过讯问可以查获到直接的犯罪证据时，就可以进行讯问。在案犯还来不及全面思考的情况下，打开缺口，取得犯罪口供的同时查获犯罪证据－－可靠的直接证据。国外，许多成功的范例也提供了这种经验。 美国联邦调查局高级特工约翰·道格拉斯就认为，在同罪犯进行斗争中，可以确定这样的信念：在未取得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即使是那些最聪明的罪犯，也有其脆弱的一面。不论他们犯罪经验多么丰富，不论他们多么机敏，甚至不论他们是否了解警方的刑侦技术，他们都有自己的致命的弱点－－只是看你在审讯中能不能抓住这些弱点，取得成功。他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一个下午，玛丽·弗朗西丝，一个漂亮、活泼的12岁女孩，在学校班车把她送到家门口后失踪了。以后，有人在距她家10英里远的一个树木茂密、情侣出没的小路上发现了她的尸体。尸检显示她已被奸污。死亡原因是钝器创伤：她的颅骨被石块击碎。在仔细研究了案卷和现场照片之后，道格拉斯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偶然的强奸杀人案。因为玛丽·弗朗西丝外向、轻信，所以凶手得以将其诱骗到汽车内强奸。凶手将尸体抛弃在偏僻的树林里，说明他熟悉此地的环境。他觉得凶手与玛丽·弗朗西斯并不很熟，但见过面，彼此认识。他断定凶手就住在案发地区，警探很可能已同他谈过话了。他估计凶手的年龄在24岁到29岁，离过婚，有犯罪前科。根据他的经验，像凶手这样做事条理性强、有强迫性格特征的人，一般都喜欢深颜色（蓝色或黑色）的汽车，而且他的汽车一般都保养得很好。听完道格拉斯的分析，当地一位警官说：“你刚才描述的家伙很像是我们刚刚放走的一个嫌疑人，他的名字叫达雷尔·古恩·德维尔，24岁，白人，结过两次婚，都离了。他平时驾驶一辆出厂三年的黑色福特车，车子保养得很好。” 德维尔在玛丽·弗朗西丝被害前的两周，一直在案发那条街道做剪树木。警察曾找他谈过话，问他是否看到或听到了什么反常的事情。警方还对他使用了测谎器，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道格拉斯对警探们说，既然没有直接，他又能够战胜测谎器，那么只有一个方法能击败他：突击审讯。审讯的时间要选在晚上，这非常重要。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一开始就让他放松心理戒备，因为晚间审讯意味着他将不会作为媒介关注的焦点而被公之于世；二是常规工作时间之外提审嫌疑人，会让他感受到警方工作的严肃性和坚定性。 道格拉斯还建议联邦调查局特工和当地警察共同参与审讯，这会给嫌疑人一个深刻印象，即政府正全力以赴对付他。他的第三个建议是:要特别布置一下审讯室。照明灯光要调暗一些，这更有神秘彩。把大量贴有嫌疑人名字的案卷盒子堆放在他的视野所及的位置。最重要的一点是，把那块从犯罪现场采来的带血的石块放在稍微偏离他视线的地方，这样在他看石头的时候得扭一下头。他的第四个建议是：审讯中不要提及有关石块的任何问题，但是要仔细观察嫌疑人的身体语言。如果他是凶手的话，他将无法忽略那块石头。 道格拉斯说：“根据我的办案经验，那些以钝器行凶的罪犯，要想在行凶时避免沾上被害人的血迹是困难的。如果嫌疑人在受审时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你们一定要盯着他的眼睛，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事实：你们知道他身上有玛丽的血迹。”警探们原封不动地上演了他的这套“脚本”。在警官把德维尔带进审讯室后，他马上注意到了那块石块，然后汗就下来了，呼吸也变得沉重。起初他还吞吞吐吐，拒不交待，但当警官提到血迹一事时，他明显精神崩溃了。最后，他不仅承认了玛丽·弗朗西丝是他杀害的，而且坦白了另一起强奸案。道格拉斯的经验正说明了在未能取得可靠证据的前提下，主要通过审讯方式确定犯罪事实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是对案犯的行为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在“1.28”大案中，已不可能首先获得证据然后逮捕嫌疑人。现在，经过审讯，也没有产生期待的效果，现在走到了值得对分析和判断本身产生怀疑的一步。必须立刻作出决定，是否以同样的方式和传讯其它嫌疑人。一位指挥员从审讯现场上回来，见到闫自忠时重复了好几个人说过的话：“我看不像……”“什么不像？”闫自忠发了火，厉声道：“力度不够！”在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与会者们都看到张昕枫开始瞪着眼睛斥责下属。那种神态是来自省厅的孙匡男、闫自忠等人也不常见到的。张昕枫命令停止审讯，开会研究下一步对策。他显然对整整一个白天毫无进展非常搓火。事后他回忆过，在破案过程中，最困难的时刻不是14日下午由他决定如何对付无名尸，而是16日晚间，由他来决定审讯方向。他既然来到鹤岗，就要对破案工作负主要责任，这个责任并非儿戏，搞错了，甚至冤屈人命，他这个省厅副厅长也是承担不起的，更没有别人能够替他承担这个责任。即使他把一切都交给下面去办。 历史上搞出错案的教训不是没有先例，在全省五起系列杀人案件的侦破中也发生过，刚刚开完的全省公安会议上他亲自讲话指出了这类问题的严重性。张昕枫会想到柴河林区1991年“4.22”抢枪杀人案件。该案中，柴河林区公安局内勤赵伟石和他9岁的女儿被杀死在自己家中，赵佩带的“五四”式手枪被抢。在调查中，专案组发现赵伟石夫妻感情不合，两人都有外遇。赵妻李X1985到1986年间在东京城多种经营班学习时与王卫光有过不正当两性关系。根据现场遗留有袜印足迹一枚的情况，专案组对赵伟石夫妻的217名关系人进行了捺印工作，经送省厅四处、中国刑警学院两级鉴定排除了216名，并对嫌疑人王卫光的足迹作了倾向性认定的鉴定意见。据此，专案组对调查王卫光刚得到的材料进行综合：王卫光，男，29岁，江苏干榆人，柴河林业局服务公司排水站工人。该人与赵伟石是熟人，有过来往，与赵妻李X有染。他与赵家住前后楼，具备作案时间，而赵伟石也知道王卫光与妻子关系暧昧。此外，赵伟石被害后王卫光行为上有反常现象。 专案组将此情况向省林业公安局、省厅五处汇报后，决定对王卫光采取秘密侦查手段，后得知王卫光晓得赵伟石被害的准确时间，即4月19日（社会上以为赵被害时间是4月22日）。王卫光还向妻子交代过，如何找人证明他4月19日不在现场。根据这些情况，1991年12月12日对王卫光进行收容审查，同时搜查了王卫光的家。在王家搜出王穿过的盖式青年黑皮鞋一双，在鞋内拇指球压部位检出有“B”型人血，此血型与赵伟石女儿的血型相同，而王卫光的血型为“A”型。经过多次询问，王卫光仍不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又解释不了现场足迹和血迹检验的结果，提不出发案时间不在现场的证明。省厅五处认为王卫光是重大嫌疑人，应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对王进行突审。1992年3月26日，由省公安厅九处和省林业公安局组成的联合审讯组前来对王进行审讯，审讯持续了7天。4月3日，王卫光终于交待了作案过程，但拒不交待枪支下落。专案组认为，王的口供是真实的，物证是可信的，于4月4日宣布破案。1994年1月，海林市发生“1.17”特大持枪杀人案，赵伟石被抢的“五四”式手枪在案中出现，以后揭露了张四维、王成岩结伙犯罪的事实，才使王卫光摆脱了冤屈。公安机关对王卫光进行了赔偿－－幸亏还来得及进行赔偿。由于1992年检察机关提出异议，王卫光未能被判处极刑而留下一条命。 在若干次会议上，“4.22”案件的错误都被作为“沉痛的”、“深刻的”教训反复提及。这个案件中出现多种巧合，形成难以辨别的假象，使侦查工作误入歧途。错误明显包括案件分析方面的失误。现场勘查中发现被害人赵伟石和赵宇躺在客厅地板上，头部分别被自家的电视机罩和沙发垫蒙盖，脖子又分别被用塑料撕裂膜编织的绳索死死勒住。头部还用钝器多次击打的痕迹，身旁放有一个重1000克的玻璃烟灰缸，于是认定杀人凶器是就地取材，犯罪动机是临时起意，继而影响到对案件性质的判断，特别是走防中了解到赵伟石接触关系复杂，曾和多名女人发生肉体关系的事实后，便认定奸情杀人的可能性大，导致对王卫光的重点怀疑。加上对痕迹物证技术鉴定结论的不正确运用、摸排调查工作上的片面性，以及听不进反对意见等原因，造成重大冤案。 那么，在目前对“1.28”案的侦查工作上，是否又重蹈了“4.22”案件的覆辙呢？这是张昕枫最为担心的。问题是一切肯定和否定的因素都还暴露得不充分，使人难以定夺。 凭张昕枫多年的经验，判断复杂的案情也像判断复杂的病情一样，时刻处于模糊的分界线上。有些东西只有拿到明确的证据，就像医生拿到病理化验结果时才能放心。举个例子，譬如病人主诉腿部疼痛难消，医生怀疑脊锥骨病变，通过拍X光片，证明病人脊锥位置生有骨瘤，然后进一步寻找原发病灶，在前列腺处通过B超发现结节，血检显示阳性，身体其它部位正常。此种情况下，多数医生都可能作出病人患有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诊断，下一步则可能是施行切除睾丸术，对症治疗。但错误往往犯在这里，事实上，没有经过活检，医生的判断无论建立在多少其它根据的基础上，都只有50%的正确率。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即使B超、血检等都显示孙海波为最大嫌疑所在。也不能排除误诊的可能。孙海滔就已被证明是无辜者。 一般说，收容审查是不能超过24小时的，至明晨6点30分，3个人都应该被条件释放，以后即使再次收审，情况也会大不一样。假如他们确是罪犯，几个回合下来，掌握主动权的也不再是警方，而是被告。他们已经回答了警官提出的所有问题，逐惭适应了心理上的压力，现在只等着拖延到最后的时刻。会议室里满了人，张副厅长还在隔壁房间踱步，紧张地思考。孙匡男、闫自忠坐在他房间里。本来预计会议上将发生激烈的争辩，但是没有，在这样事头重大的当口，每个人的表态都会非常谨慎。 孙匡男、闫自忠相继发言，他们认为：虽然孙海滔的嫌疑已经排除，但孙海波、闫文宇作案的可能性仍然比“二棱子”等团伙大，说他们“疑点下降”是没有根据的。问题在于还是没有透，没有使他们缴械。孙海波1月28日晚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他妻子，这一点不足为凭。孙海波后来回答问题十句不答一句，过于沉稳，实际上不正常。闫文宇显然有意淡化与孙的关系，这样做有何必要值得追究。闫自宇从去年11月底离家外出，今年1月29日晚返回，看来是可信的，但这段时间他究竟去了哪里还无人证明，他提出的叫“伊娜”的妓女实际上无处可寻。为她去偷3000元也像是临时编出的谎话。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这段时间的活动制造根据？现在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总之，目前两个人的嫌疑不能排除，还要继续审讯下去，坚定信心。 有人问：倘若到明晨6点半钟他们还不肯交代怎么办？ 这时张昕枫副厅长发言，他看看表，说：“现在8点差10分，都把时间对准！”会场上每个人都抬起手腕对表。“现在离明晨6时30分还有10个小时零30分钟，对罪犯和我们来说都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详细讨论，我想说的是，对孙海波、闫文宇的审查不能怀疑，起码目前还不是怀疑的时候。”“从现在起，停止对孙、闫两人的审讯，调整主攻方向，从两人的家属方面多做工作。争取在今夜12点以前在家属那里发现新的可利用的线索－－线索不在乎大，而在乎能够揭出两人的口供中的矛盾。再回过头来突审两人，打乱他们的阵脚，使他们无法自圆其说，迫使他们投降。”孙匡男、闫自忠注意到，张副厅长又恢复了平时自信、稳健的语调，这使他们感到分外欣慰。 张昕枫用铅笔敲打着桌面：“从对两名嫌疑人和他们家属的询问经过看，家属很可能是不知内情的。－－在这一点上我欣赏他们。他们这样作既减少了家属提供线索的可能性，又保护了家属。做得聪明。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虽然家属总是无例外的为亲人辩护，可是由于她们不了解内情，也就不容易做到圆满地为亲人辩护，有些事自以为说出来没关系，其实大有关系。再者，既然她们没有参与犯罪活动，也就有可能在最后时刻与犯罪分子划清界限，过去这方面的例子不少。犯罪分子就不同，特别是犯了死罪的人，一般情况下要他们开口也是很难的。”“现在马上散会，散会后吃饭，吃完饭立刻工作！”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张昕枫一个人的会议。会后又作了具体部署，确定把孙海波的妻子张惠如、田原的父亲田玉山、田原的弟弟田宾作为第一轮家属工作的重点。 关于审讯人员，张昕枫也有了自己的腹稿。他看过审讯记录，对前一阶段的审讯工作并不很满意，决定调整审讯力量。就这件事他与闫自忠专门商量过，那还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他要闫自忠、李洪杰、王春林等人先去睡觉，这几个干将以及刘仲义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都参加了秘捕孙海波等人的行动。晚9点左右，张昕枫唤来闫自忠，说：“你去把李洪杰他们叫起来，别睡了，立刻开始！” 询问家属的工作分成四个摊子，何文轩局长、吕志锟副局长亲自做田玉山的工作，王春林、刘仲义等做张惠如的工作，马元太做田宾的工作。还有一组询问田的表姐刘芳。这几个人都已经被传到分局。对嫌疑人亲属来说，这也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第十九章
何、吕二局长感化田父，刘仲义等开导孙妻。警方怀疑1992年大陆矿18万巨款抢劫案是同一伙罪犯所为。 何文轩决定，把与田玉山谈话的地点选在自己的办公室。还是有几分气派的，里外套间，宽敞的内室，大桌面的写字台。暗红色的地毯，沙发，以及发散着柔和光线的落地灯。一个普通的老矿工平时是绝无机会到这里来作客的。而田玉山今天就被请到这里来了，接他来的是局长的专车，坐在里面比坐在家里还舒服。轿车沿着街道行驶时，人像坐在飞毯上滑行。他被让到宽大松软的沙发里坐下，沙发拥着他，使他感觉不到全身的份量。接待他的是公安局长何文轩和副局长吕志锟，前者他只在电视屏幕上见过，现在正亲自为他沏茶。吕副局长为他点了一支烟，把烟灰缸轻轻放在他身边的玻璃茶几上。也许刚一坐下，老头儿就感到今晚应该说点什么。 尽管如此，说服工作仍持续了3个小时。老人大智若愚，外表上不闻世事，有些耳背，心里头好好歹歹还是清楚的，并不糊涂，知道什么是死罪，什么人要枪毙。两位局长给他交待的是政策，反复交待政策，苦口婆心。实际上也不是政策，杀了那么多人，手段如此残忍，略微有些良知的人都应该看得清人类社会对此进行惩罚的准则。何局长是想要他知道，包庇是没有用的，包庇只解决一时的问题。这样大的案子没有不破的道理，现在已经明确嫌疑人，只差最后一道。一旦全案破获，包庇者岂不白白承担法律责任？ 吕副局长态度矜持些，但每句话都点到要害。他特别指出，田原已经死了，再为他隐瞒什么没有意义。田原在现场上只是受伤，最后打死他的不是保干，而是同伙，为了灭口打死他。所以，仅仅从为儿子报仇这一点上，也应该积极提供线索，帮助警方捉拿凶犯。两位局长逐渐看出，田玉山是多少知道一点的，这从他迟疑的神情上就可以认定，便加重了言语的份量。田玉山到底挡不住轮番的心理攻势，最后弄得泪流满面，哭诉苦衷：“我的几个儿子没一个省心的。吃我喝我，闹腾我，总惹事！老大，走到哪去了不知道，下落不明！老二不正经干活，说不清哪儿弄点钱开饭铺又赔了，现在连命都搭了进去！老三呢，也是说走就走，连他妈一起拽了走，这家哪还像个家！” 两位局长便谨慎地追问老三田雨的情况。很快得知，田雨平时爱擦胭脂抹粉，扮女人相。平时一天三顿饭都在家吃，唯独1月28日那天，上午出门，晚上8点多钟才回来。正月初一，即1月31日，晚上看了何局长关于南山矿大案的电视讲话，和刚从省城回来没两天的母亲嘀咕了半天，然后两人收拾了一个小包，急匆匆去了哈尔滨。 何文轩和吕志锟知道这情况非同小可。看来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不是团伙分子，田原的弟弟田雨却嫌疑重大。那丢失假发、男扮女装的1号枪手很可能是田原，现已畏罪逃往外地。两人感谢田玉山提供了他们所要的线索，把他送走，跟着就赶回指挥部，向张昕枫作了汇报。对孙海波妻子张惠如的工作是指挥部尤其关注的。经过几次正面接触，就像有经验的牧人辨认羊群中的头羊，警方很快意识到孙海波是这个假定性的犯罪团伙中的首领。许多活动应该是以他为中心进行的，那么，他的亲属也应该了解更多的情况。 上午，对张惠如的第一次询问是在孙海波家里，下午，就把张惠如传唤到南山分局作第二次询问，已经意味着对她施加更大的压力。家里留个噢噢待哺的孩子，询问告一段落时，张惠如请求回家喂奶，出于人道的考虑，预审员答应了。张惠如刚走，王春林到了，看了看询问笔录，没好气地训斥。“没问出什么东西嘛！人怎么放走了？不论什么情况下半天也要审！这是什么时候？”张惠如又被传来了，这次抱着孩子。孩子白白胖胖地，挺惹人喜爱。询问时，孩子在她怀里动，有时候哇地哭起来，母亲就忙着哄，弄得询问人员问不下去。 闫自忠一直在审讯室附近转，觉得气氛不对劲儿，就命令把孩子送走，送回他姥姥家去。张惠如的脸立刻白了，问不送走行吗，闫自忠不许，说南山矿死了那么多人，你还包庇你丈夫，你对得起谁？孩子一送走，张惠如像失子魂一样，态度变化了，看得出来，这女人正经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很少有作妻子的能体验她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审讯人员已换为南山分局刑警副队长刘仲义，以及陈代军。事情往往是这样，在最紧急的时刻，领导者总是抛开一切考虑直接任用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张昕枫把审讯工作交给了闫自忠和李洪杰，闫自忠把审讯的重点工作交给了王春林，王春林自然委派了刘仲义。 副局长吕志锟对王春林、刘仲义这样的下属同样信任有加，曾对别人谈起过两人的一番评价。他认为王春林有独立思考能力，有自己的想法，实干，干得多，说得少，想好了才说。把事情交给这样人最放心。最怕那种领导说什么是什么的干部，接受任务去了，还老是要回头请示。事情总是具体的，一遇具体问题就向上请示，派出了还有什么用？王春林不是这样，领导交代了大的原则，如何去具体处理就看他了，他总归有办法。他认为刘仲义是好警察，不可多得。他最大的特点是肯钻研，研究案子有瘾，有文化，又好学习，反应快，人机敏，不用这样的人用什么人？ 王春林本来就是市局的刑警副队长，由于某种原因，下派到分局做副局长，“1.28”大案后，又被选调到市局任刑警队队长，刘仲义也进市局做了刑警副队长。刑警这种部门，不能不任用实干的人。刘仲义往审讯桌前一坐，提纲挈领地开导了张惠如几句，张惠如就觉得遇到了值得信任的警察。刘仲义生得威武，说出话来言语不俗；能看透人的心思，又为人仗义，眼里不揉沙子，一般人和他打交道，都觉得自己也变得坦诚起来。孩子抱走了，张惠如胸前的奶水还在往外涌，时间一长，浸透了几层衣服，外人也能看出湿了两块。刘仲义掏出手帕，传过去，让她垫好。张惠如不无感激。刘仲义说，孙海波是你爱人，你不愿意出卖他，这可以理解。但是，作人要有是非，明事理。南山矿的事不是小事，不是普通的事，不是你一个人想包能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其中一个是9岁的孩子，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你就不为这些人的冤魂着想吗？孙海波和他的同伙已经被捕，他做的事只能由他自己承担，谁也替不了他。你不揭发，自然有人揭发，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你不想想吧，就是孙海波也未必想把你牵连进来，让你承担一个包庇罪。他不是什么事都不告诉你吗？你们还有孩子，即使为孩子着想，你唯一的出路也是和孙海波划清界限。恐怕这也是为孙海波着想吧？ 张惠如低着头说：“他确实什么都不和我讲，我确实不知道他犯了罪……”“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怀疑过……”“把你的怀疑讲出来。”张惠如抬起脸，双眼都是泪水：“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和你说得很清楚：讲出来，保住你们母子，孙海波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任！”一直在门外的王春林突然走进来，严厉说道：“你男的已经逃脱不了责任，你还要为他包到底吗？你并不想让他犯罪，但他瞒着你在干，在欺骗你，你懂吗？”张惠如蒙住脸嘤嘤地哭出声来，肩头抽动得很厉害。在场的人都晓得，她已经受不住更多的谴责。 张惠如真不敢想象丈夫是个负重罪在身的杀人抢劫犯。她的生活道路很单纯，8岁到13岁在小学读书，14岁到17岁在中学读书，毕业后跟着父母在工农大棚卖白条鸡，中间干过两年正式工。她和孙海波经人介绍认识，不久结婚，那时候才19岁，从学校里出来没两年。孙海波卖布，就是在市场上用竹竿搭个架子，五颜六色的花布挂上，垂下两米来长，供人挑选。选布的多是些大姑娘小媳妇、工薪族、或者连工薪族也算不上，一块布挑来拣去，下不了决心，买走了还有回来退的。这样一天卖不了多少钱，但总比工人强。结婚后，孙海波就辞了公职，开始做卖布兼营服装买卖。 张惠如长得可不丑，她愿意嫁给孙海波，主要是觉得孙海波不像一般的青年那么浮躁、浅薄。他给她写过信，信上的字迹像隶体，刚健、挺脱，信里内容显得涵蓄。通过交谈，张惠如也隐约感到孙海波将来是个做大事的人，决不会甘于后人。和他在一起，张惠如有安全感，这样，她就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了。海波家住楼房，海波、海滔两兄弟都准备结婚。按理说海波是老大，更有资格留在家里，可是商议之后，他还是把家里的房让给了老二。惠如家住平房，院里还有点空地，惠如家住平房，院里还有点空地，惠如父母同意孙海波在院里盖间自建房，孙海波找了些朋友帮忙盖了起来，做了倒插门的女婿。 婚后夫妻俩感情挺好，就是一直没要孩子，张惠如明白丈夫的心思：他想挣足钱买间像样的房子，把家安顿得像个家，再生儿育女，鹤岗的男人在家里都有副架子，媳妇全听男人的，男人自然也负责支撑全家的场面。孙海波平时话很少，有什么难事、要紧事宁可找朋友商量，也不愿和老婆念叨，张惠如也就不大清楚他在外面的活动。后来晓得他到过一阵摩托车，钱挣得似乎比卖布多，但坚持的时间不长。他有胃病的根儿，有时候疼得在床上翻滚儿，却不去医院看，也不耐烦张惠如催他去医院。一晃过了五年，家境依旧。两人各挣各的钱，没有什么共同积蓄。惠如上街买菜，有时候孙海波掏个三十、五十给她拿着。家里添了一台东华牌21吋彩电、一只高压锅，其余一切如结婚时一样。惠如是个贤惠的，从来不羡慕那些傍大款的女人，也从来没表示过想戴金戒指。可是他们终于还是有了孩子。 孙海波钱最多的时候是在1993年。那年3月份，有一天他问她：“这回我出门，你去不去？你不是想出去玩吗？我这回带你去，你去不去？”张惠如没出过远门，见丈夫惦记她自然很高兴，说：“没钱咋出去？”孙海波说有钱。张惠如又问他出去干什么，他说做买卖，顺便带她玩玩。后来才知道，同去的还有田原。这使她稍有感到不便，但也很知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丈夫还愿意带她走，说明他是真心实意想让她有旅游的机会。结婚时，她想旅游一趟都没成行。田原很听海波的，叫她嫂子，对她也很尊重。她妈给了她4800元钱，很乐意女婿带女儿出去开开眼。他们从坐车到哈尔滨，然后直奔北京，再去上海、杭州、苏州，都是中国人最该去到的地方。每到一地。她和海波开一个房间，田原与外人同住，她很感激田原。孙海波和田原不分彼此，一路钱都是一块花。 丈夫和田原出去办事的时候，就把她留在旅馆里。孙海波带了多少钱，她不知道。在北京，有天早上她醒来，看见他枕头底下压着个黑布缝的口袋，敞着一点口，里面放的都是一百元一张的新钱，坚着排，有五捆，就有些疑惑。等他醒来，她问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孙海波说做买卖挣的，她问他做什么买卖挣这么多钱，他说倒股票。张惠如不放心，追问他这钱到底是哪来的，孙海波脸就沉了下来，不高兴地说，你别问了，问那么多干啥？她就没敢再问下去。 一路上，他们没花多少钱。在上海，他给她买了一只12克重的金戒指，一块带日历的钻石牌坤表。那年10月份，他去哈尔滨办事， 一个人。她也想去玩玩，他就带她去了。坐晚车离开鹤岗，次日早上到省城。在一家旅店里休息了一会儿。他就出去，没让她跟着。她一直在房间等着，到下午2点多钟，他回来了，带她到街上吃点东西，逛了逛商场，当晚就坐车回了鹤岗。这是两人第二次一起出门。再以后，她怀孕了，再没跟他出去过。到生孩子的时候，她觉得孙海波的钱又不够花了，虽然这段时间家里开销并不铺张。海波很喜欢儿子，只要他在家，喂奶、洗尿布这些事情样样都干。孙海波很少在她面前谈钱，挣钱是他自己的事，张惠如多少有点为他担心，担心他的钱来路不正，但现在赚大钱的有几个来路正当？也就没太往心里去。她想不到的是丈夫有参与杀人抢劫大案的嫌疑。 南山矿案子发生的前一天，1月27日，孙海波是上午10点走的，晚上9点多回家，没看出什么不正常的地方。1月28日，事实上他是上午10点多钟从家里出去，晚上9点多钟回来。进门后，她看见他脸色特别白，就问：“你怎么了？”“胃疼。”孙海波答了一句，就脱衣服，上炕朝里睡了，睡得不安稳，第二天早上10点钟才起床。起床后吃完饭就出去，下午3点钟回来。后来南山矿的一事就嚷嚷动了，电视里放了何局长讲话。看电视的时候，孙海波问张惠如：“媳妇，你要是知道谁干的这事，你去举报不？”张惠如说：“我去，这五万块钱来得容易。”他说：“你就不怕别人报复你？”她说：“不怕。”孙海波就笑了。过后嘱咐她，以后不管谁叫门，都别给开。问起1月28日那天他在哪儿，就说一天都在家，或者说记不清楚。 张惠如就有些怀疑，问：“这案子不是你干的吧？孙海波又笑，说：“你看我像干这么大的事人吗？”“那你干什么叫我说你那天在家？”“避嫌疑嘛，要不他们公安局的调查起来没个完。”节后一些天，他每天都是上午10钟出门，11点多钟回家，下午再不出去。只有初八那天，闫文宇来家找他。孙海波把她支去小屋，自己和闫文宇在大屋里说话，说什么她听不见，因为门关着。到下午2点多钟，闫文宇才走。最让她牵肝挂肚的，是有一天晚上，电视里放完何局长讲话，他抱着六个月的孩子呜呜直哭，哭过了对孩子说：“爸爸对不起你……到现在没给你弄个房子，还住姥姥家……你将来要对得起你妈……” 从那以后天天亲孩子。还对张惠如讲：“我的事你别问，以后对你不好。”前几天，她收到打给孙海波由她代转的电报，都打到她原单位，单位同事给送来了。每次孙海波都在家，直接拿到手里进屋，张惠如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从便衣警察冲进门按住丈夫的那一刻起，张惠如就明白他一定是犯事了。只希望这事不要和南山矿的案子有关。但丈夫被抓走后警察问的恰恰是1月28日他的行迹。她本能地说了谎话，寄希望于他们抓错了。警察抓错人的事并不是没有，何况她怎么也不相信孙海波这样温和寡语的人能干出杀人越货的事。假如这事真是他干的，她也做不出从他嘴里提供证据把丈夫送上刑场的事。她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和丈夫的生命联在一起的，他还是孩子的父亲。 第一次接受询问，她尚抱有侥幸心里，第二次，特别是第三次被询问，随着民警愈来愈肯定的语气，她逐渐接受了现实，就像一个绝症患者逐渐接受了病情诊断一样。她开始意识到，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有着可怕的另一面，是自己从未看见过的。月亮每天晚上都向人们展示它的容颜，但永远有隐蔽的一面不为常人所知。当民警把吃奶的孩子从她怀里抱走，特别是刘仲义又一番陈明利害关系以后，她感到有一种力量正一点点把她、她丈夫和孩子剥离开来。实际上孙海波早就作好了这种准备，不管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作案，从一开始他就把一切对她隐埋得不露缝隙，即使她有所察觉，他也明言不要她过问自己的事。现在想起来，无非是免得她今日受牵连。她处在目前的情境下，丈夫会要求或同意她怎样做呢？刘仲义警告她：“把你知道的全部情况都说出来。隐瞒是没有用的。孙海波犯了罪，不会因为你不说就逃脱惩罚；如果他没有犯罪，也不会因为你说出实际情况就受冤枉！”她最害怕的是自己因包庇罪入监，扔下可怜的孩子没人照料。夜里11点钟，她终于开口了。她仍然寄托希望，希望案子不是丈夫他们干的。在说出实情的同时，她提出一些问题，为丈夫辩解。王春林、刘仲义、陈代军等在询问现场的人则促使她反思，从中分析事情的前后脉络。询问结束时，张惠如叹了口气说：“我想南山矿的案子大概是他们干的，但作为妻子，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有他。” 闫自忠拿到张惠如的询问笔录，松了一口气。此时已是半夜12多钟。凭着这份笔录，就证明指挥部的决策是正确的。指挥部再次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工作方案，会场上的紧张空气已有所冲淡。所有发言的人都同意，根据张惠如、田玉山的供词，可以认为：1.1月28日孙海波具备作案时间。2.孙海波抱孩子哭暴露了畏罪心理。3.闫文宇初八那天找个孙海波，他百般否认与孙海波的密切关系是不正常的。4.田雨参与作案嫌疑重大，孙海波接到的电报可能是他逃往外地后打来的。5.1993年初，孙海波、田雨的经济状况可疑，他们可能在那段时间做过其它案子。关于最后一点，吕志锟和王春林都提出，1992年大陆矿发生的“12.4”工资款被抢劫案件有并案的可能。五捆崭新的百元钞票，很像是当年刚从银行取出来的现金。“抢了多少钱？”“18万。”这样大的案子当时竟然没有破获。市局档案室里保存着这笔巨款被抢的文字证明： 关于大陆矿开拓区1992年12月4日支出工资款的证明：大陆矿财务科于1992年12月4日由银行领回全矿工人工资款。开拓区于4日下午13时许支回工资款188，016.40元，在回单位途中被抢劫。对证证明。大陆矿财务科（章）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 开拓区是大陆矿的一个下属单位，工资款由矿财务科支出。那天中午，开拓区会计郭志洪到矿财务科询问，得知当日开支，就把名章放在办公室排队，自己回单位取兜子。 他在本单位拿到装钱的黄帆布包，又叫了人事干部杨忠平、工会干部李光、万福明一起去。在财务科，他们把18余万元工资款放进口袋，由万福明顶在脑袋上往回走，其余三个人相跟着。黄帆布包形状如大书包，没有背带。放在今天，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不会发生了，四个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有枪，就这么在摇大摆地顶着钱在路上走。可是在1992年，人们还意识不到多大的危险性、这段路不长，何况过去一直是这么做的，没用过车。在市局现场勘查笔录上注明： 现场位于大陆矿办公楼通往开拓区的院内通道上。矿办公楼北侧170米处为煤质科院内，此北侧60米处为开拓区办公楼，煤质科西侧25米处为选煤车间，选煤车间与北侧筛选车间相夹的胡同宽2.5米，长6米。此西侧400米（目测）处为矿区铁路线，路基高9.5米。路基西坡上有从上向下的划拖痕，坡底有一米色兜子。矿铁线西侧为国铁家属房，家属房西侧100米处为国铁大陆站。 就是说，由矿财务科到开拓区办公楼只有230米，取钱人走到四分之三路程时遇到抢劫。这段路上到处都是房子，随时会有人经过。在煤质科大院的围墙和铁栅门前，几个人听见有人喊：“站住－－把钱放下！”顶钱的万福明“以为有人开玩笑”，还继续往前走。对方又喊了一遍，警告说：“不放下就开枪了！”万福明站下，转身去看，看见一个戴红色头盔的男人和另一个小个子男人站在不远处，一人手中握一把双筒猎枪，正冲着他。万福明吓了一跳，紧接着听见对方有人说：“不放下就搂他！”这回万福明完全明白了，赶快把头顶上的帆布包放在地上。他的三个同伴也都站住不动。“上门里头！把身子转过去！”四个人听从了他们的命令，俄而，身后“呯”地一声枪响，几个人回头一看，对方人没了，黄帆布袋也没了。没有人不感到责任重大，他们立刻采取措施。杨忠平跑进煤质科往矿保卫科打电话，李光直接奔往保卫科，万福明回开拓区办公楼喊人，郭志洪则顺着煤仓追。 郭志洪追到绞车房前，一想，两手空空不行，就进了一户人家拿了一把菜刀出来，继续往大道上赶，在大道上，他看见路边有一伙挖地沟的工人，就问他们刚才是否见到有拿枪的，往哪边跑了。工人们说往北跑了，他又往北追。追了一会儿，没见到人，转脸往西看，见远远国铁道上有个戴红头盔的正往北跑，郭志洪急奔那个方向去。在国铁道上，他看见戴红头盔的和一个穿黑呢子上衣的人背着钱袋，就喊把钱放下。对方没有放下钱，他自己倒觉得势单力薄，无法对付，就索性离开那里，奔了公安局南山分局。在南山分局找到两个警察，穿过住宅区，回到国铁道上。当然，这时那几个人不见了。 回开拓区的万福明在办公楼找到两个帮手，一起返回来，回来时看见抢钱的3个人正往大陆矿火车站票房子方向跑，距离200多米。那3个人开始蹲下分钱，他就喊：“他们分钱了！”跟着往前追。追到那个地方，万福明在地上捡起10元一张的一捆票子，就举了钱招呼人看，他又奔到停在铁道上的一组火车皮的尽道处，再未看到人影。分局和矿保卫科的人都赶到了，在第十二中学门前堵卡，堵了半天没堵到什么。在铁道路基下发现了罪犯扔下的黄色帆布包，以及一些零散的现金。包括一捆10元票，现金共捡到13140.30元。帆布包和现金都于当日返还给开拓区。被抢的是开拓区职工11月份的工资款。至今那个月的工资只补发了一半。根据目击者的口述，确定罪犯为三名：1.男性，30岁左右，身高1.75米左右，较胖，头戴红色头盔，上身穿筒式黑色皮夹克，持一支锯了把的立管短猎枪。2.男性，20岁左右，身高1.70米左右，身材较瘦，头发较长，头戴“一把撸”帽子，穿黑色半截呢大衣，持一支立管双筒锯了把的短猎枪。3.男性，20岁左右，身高1.68米左右，身材较瘦，长头发，上身穿浅色夹克衫。 此案属于特大案件，当时在鹤岗引起很大震动，同样成立了以何局长为首的破案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大路矿，发了公告，号召广大市民“把你知道的可疑的人，具备锯了把的立管双筒短猎枪的人，以及流窜在社会面上的刀、枪、炮团伙分子，或有作此案迹象的人”举报给公安机关。悬赏一万元，对直接间接以各种形式，包括用电话、信件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破获案件的也予以奖励。同样采取了大排查的方式，重点在猎枪，着装、钱和三人结伙等条件上调查。猎枪没少收。侦查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终于不了了之。1992年12月4日离1993年3月孙海波带张惠如和田原外出只3个月，刚好隔过了追查的风头。而“12.4”案犯的体貌特征也与孙海波等人相似，这样，孙海波等人为犯罪团伙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了。如果高成国案件和小金鹤案件同为孙海波等人所为，那么到大陆矿抢劫案他们已由两人结伙发展到3人团伙，符合犯罪团伙的发展规律。那时田雨可能还没有入伙，加入进来的一人应该是闫文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利用获得的线索，拿下孙、闫两人的口供，进而起获证据。 “一定要在早上5点以前拿下口供，”张昕枫陷在椅子里，不带感情地吩咐：“把孙撂下，放两个人看着，先不审。他是主犯，内向，城府深些，不会轻易投降。集中力量审闫自宇。闫年青些，见过的场面也少，我看他多少有点顾此失彼，说什么在火车站认识个女人，偷了三千块钱等等，虽然是临时扯谎、避重就轻，也说明能漏出点东西。孙问十句答一句，就不好办。桃子总要拣软的捏，要从闫下手。张惠如说他初八去找个孙海波，只要他否认，就是矛盾，就是突破口。”当场议决，由李洪杰带领王闻光、金龙西、孟翔云等对闫文宇发起最后一轮审讯，在此之前，已经审讯了7轮。闫自忠依然像场外指导一样监视着审讯过程。此时午夜已过。
第二十章
闫自忠督战。李洪杰主审拿下闫文宇。暖气道里起获枪支，孙海波低头认罪，“1.28”大案终告破获。鹤岗市鞭炮震天重过春节。普通人没有犯过罪，也就难以体验面临审讯时的精神状态，更难以体验重大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轮番审讯时的精神状态。犯有死罪的人，不可能得到宽宥的人，常常抱着以死相抗的心理拒绝交待犯罪事实，但只要审讯一方矢志如一，穷究不舍，被告迟早会缴械认输。这不但因为他孤立无援，缺乏信心，也因为他个人的意志力无法长久与外界的压力抗衡。他需要连续与不同的对方较量，反复回答相似的问题，时刻警惕在言语中露出破绽，在很短的时间里为自己找到辩护的理由，还要不停地揣摩审讯者的用意，判断自己的处境。特别是当他愈来愈无法自圆其说，深感身上伤痕累累，不能奢望蒙混过关时，当逐渐增大的压力使其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时，那种希望立刻摆脱目前的煎熬、获得短暂的放松的欲望会一下子强烈战胜对死的恐惧。闫自忠目前便一点点接近着精神控制的极限。有好几次，他不再想思维下去，不再想折磨自己。他杀了许多人，早已准备好有一天为他们偿命，今天身陷囹圄，再无重返阳光世界的可能。他输了，实际上已经输了，剩下的只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他目前经受的更像是一个晚期绝症病人经受的痛苦，活着已经毫无乐趣。有几次他只想去死，一死了之。但他还坚持着，为了和孙海波结下的盟约，也为了他与人生的最后一点维系。李洪杰副局长带领王闻光、金龙西、孟翔云走进审讯室。新的一轮审讯开始了。李洪杰一进屋便严厉喝道：“闫文宇，你站起来！政策已经给你讲半宿了，你还不老实交待！你和我们捉了半宿迷藏，玩够了吧？” 闫文宇站起来，沉默片刻：“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这是他抵抗到底的最后理由。“闫文宇，你不要再抱任何侥幸心理，不要以为你们干得天衣无缝。公安机关既然能够找到你，就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和线索！”闫文宇忽然问：“李局长，你当多少年警察了？”“你多大岁数？”李洪杰反问。“25岁”“我1969年从警，恐怕那时你还没有出生吧？”闫文宇对这样的回答倒无动于衷，只是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他非常想睡觉。同时也看得出来，所有审讯他的警察都有起码两夜不曾合眼。“1月28日以后，你与孙海波见过几次面？”李洪杰不愿再啰嗦，单刀直入。“没有。我们好长时间没见过了。”闫文宇依然保持以前的口径。“一次没有？”“没有。”又旁敲侧击地问了些别的，闫文宇打起精神应付。他隐约觉得，警方似乎又得到了些新的情况，形势对他愈以不利起来。从那些问话里，他也能猜到同样在经受审讯的孙海波还没有的招供，这给他些许安慰。初八那天，孙海波对他说得很清楚，即使被捕，只要他们抓不到证据，也能顶过去。他知道孙海波对自己是有些担心的，当时他保证了缺口绝不会从自己身上打开。现在，他只能依着惯性继续对付下去。开口是容易的，再收回就难了。他有20个小时没有吸烟了，而且不敢开口向警察要烟，这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再过几个小时，他可能会为了一支烟把什么都说出来。 审讯一次次地陷入僵局，李洪杰心情十分烦躁，他已暗中抛出几颗“炮弹”，都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最后一着是直接引用张惠如的证词，证明闫文宇节后去过孙家。如果闫文宇依然矢口否认，说没有这么回事，却也拿他没办法。即使把张惠如喊来当场对质，两人各执一词，又有什么结果？审讯中炮弹最忌讳一下子打光。主审官离开座位，走到了门外。审讯室设在政委办公室，门外是一条走廊里踱步。李洪杰摇摇头。“还要加大力度！必要的时候要出示证据，把张惠如的证词端出来！”闫自忠低声说。“这个人很顽固。”“再顽固也有弱点！”李洪杰点燃一支烟，回到审讯室。 接着便是一连串轰炸式的质问，闫文宇左抵右挡，苦于招架。李洪杰看出来，他最大的弱点是有问必答，不敢敷衍，就抽不冷子问了句：“你说你最近没有和孙海波见面，若我们拿出证据来怎么办？”闫文宇脱口而出：“有证据我愿负法律责任。”“那好！你听着－－” 李洪杰便接过一张纸，把张惠如所说初八那天闫文宇去找孙海波的话念了一段，一拍桌子，喝道：“你还有什么话讲？”闫文宇一下子懵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本没有想周全，从一开始就回避与孙海波的关系，坚持说很久没有见过孙，现在想收回来也来不及了，只好软了下来，说：“那天是找个他一次……”“刚才为什么不说？” 随之而来的是暴风骤雨般的进攻，形势一下子完全变化了。屋内几个人冲到闫文宇跟前，当胸拽住他的胸口。闫文宇颜面苍白，虚汗冒出，腿开始打抖、就在这一刻，他的意志力塌陷了、产生了绝望，想到了去死。现在倒没有比死更能使他感到轻松和解脱的了。“我说……”他虚弱地吐出两个字。“能不能给我一支烟？……”大凡受审者要烟抽，就是准备付出代价了。李洪杰烟盒里还剩两支，递给他一支。闫文宇很快吸完，又要了一支。 他居然问道：“我现在谈了算不算坦白？”李洪杰回答得策略：“真正的坦白是投案自首和捕后主动交待问题。你现在讲还不算晚。”闫文宇木了一会儿，抬起头：“我可以讲，但金队长和我讲了半宿，他对我很好，我讲他必须在场……”金队长就是金龙西，他刚刚出去向闫自忠汇报情况。金龙西回到房间里，闫文宇就开始供述，他说得很慢，但很清楚：“案子是我和孙海波、田原、田雨干的。我们几个里孙海波领头。那天出租车是孙海波租的，司机被我们用枪打死，扔在汽校后面马葫芦里了……”立刻问清了马葫芦的具体位置。“枪呢”？“枪让我们藏在我家后楼的暖气沟里了……”李洪杰看看手表，此时是17日凌晨4时45分。一种狂喜的情绪流遍全身。先是闫自忠，后是何局长和吕副局长，都来审讯室，审阅啊交待材料。十几分钟后，省厅、市局、分局的领导和南山分局的警员分剩车辆驱向市汽校，摄像人员携带了器械。 市汽校背后是一大片荒地，覆盖着积雪，只有一组高压线塔由此通过。案犯交待的马葫芦在围墙外数米处，井盖上是雪，高出地面的井壁上没有存雪，远远望去还很显眼，普查时无人注意这里。未打开井盖时，先摄了像。井里黑洞洞的，下去人，就发现了尸体。至此，“1.28”大案真凶的确定，是毫无疑义的了。所有在场的人都透过一口气。他们赢了。这位叫房义贵的出租车司机静静地躺在雪地上，尸体毫无腐烂。他唇上蓄鬍、眉重、双眼紧闭而嘴巴张开，还保持着剧痛时的表情。一枪由他右耳轮上部击入，留下瘀血；一枪由左耳前部击中，留下内卷的圆弹孔，这一枪穿贯右眼球，在眼皮上留下紫黑色伤痕。他唯一的亲属是他的老母，公安局不忍心让她亲自认尸，请了和他熟悉的两位司机来辨认，两个人都点了头。 议论中，侦察员们都认为最悲惨的不是房义贵，而是他的母亲，他没有留下子嗣，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他母亲的余生将像一段漫长的黑暗的矿洞，毫不光亮和希冀。接着，一批人又奔向工农区57委。车子停在文化路东侧，警员们下车后向马路对面跑去。对面是一排看上去很坚固的五层楼房，最近的两楼中间有一条过道，通往后面的楼群。过道中紧挨墙跟砌有囗形暖气道口，警员们围住道口，一个人跳下去，用钎子起砖，摸索了一阵，扒出十分沉重的用塑料布包裹的一大包东西，又有人跳下去，帮他把东西抬上道口。在地上把塑料包一层层打开，里面的物件也都用油纸包着。亮出的第一件是一支闪着蓝光的“五四”式手枪，枪号处已凿子凿出一个个小洞。 清点一下，计有：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外有快套，配子弹三发；双管小口径发令枪一支，枪内有子弹两发，外有快套；“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十八发；十二号加陵弹四十枚；瞄准镜一具；日本“三八”式刺刀一把；警徽一枚；枪簧六根；击针两个；枪零件六件；枪油三瓶；“五六”式弹连两个，上有子弹二十三发；枪背革一条；猎枪探条一套；大象牌猎枪底头一盒；“五四”式手枪弹十七发；无烟猎枪药一筒；以及其它上百枚子弹和弹壳。这是一个比较齐备的小军火库，用这些武器弹药还足够抢十家银行，或者和一个排的士兵对抗一小时以上。当这些武器弹药甩在孙海波面前时，孙海波先是一愣，然后不由自主地跪下了。曾经支撑他抗拒到底的所有的精神力量都离开了他，使他变得虚弱不堪，而且绝望。那种感觉并不亚于司机房义贵突然被右耳处打进一枪。又被人拖到马葫芦前的无以名状的心情，尽管他无数次地想象过这个时刻的来到，他还是被彻底击溃了，脸如死灰。在交待作案经过时，他表示了对闫文宇的失望，说没想到他这么软，莫不如早点让他走了。审讯者没有追问“早点让他走的了”是什么意思，是让闫文宇像田雨一样外逃，还是让他像田原一样永远沉默。关于他们为什么没有考虑离开鹤岗，孙海波解释道，一来是因为他们了解到田原的尸体已完全毁坏，辩不清身份；二来也是因为他们经济上困难，没有钱跑到外地去流亡。 张副厅长命令以最快的速度把田雨缉拿归案。张惠如收到的两封外地的电报，都是田雨打来探听消息的。孙、闫两人供述，田雨不是初二，而是初七离开鹤岗。他说他二哥死了，心里难受，要出去散散心，孙海波给了他850元钱。电报是从北京、哈尔滨两处打来的，他现在在哪里，孙、闫二人也不清楚。经过20天的曲折过程，震惊全国的“1.28”特大暴力持枪杀抢劫案件终于破获。由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指挥部要求暂时保密，但消息是难以封锁住的，仅仅一个小时，喜讯便传遍了全城。南山矿党委书记高峰奇、党委副书记李明浩赶到指挥部，都哭了起来，高峰擦着泪水感谢公安民警做出的一切，说：“南山矿今天才算是真正过年！”不少参战的指战员也落了泪，只有亲身经历了这一场殊死较量的人们，经历了巨大责任的压力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做成这件事是何等的艰辛。南山矿迅速派人通知到“1.28”大案中所有罹难者，包括宋师平、张志国、张雷、杜文军、毛成才、赵成远、田文华、张永华、于占立、于晓光的家属，家属们老老少少莫不泣不成声。人间终有正义。 本来准备在8点钟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这一消息，但这个会没有办法开了。南山矿案发现场－－保卫科大楼门前首先燃起了震天的鞭炮，接着市内人开始奔走相告，全城各处都响起鞭炮相互呼应，群众队伍自发地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到公安局门前庆祝。被四个人推迟的春节，又回到鹤岗。如期召开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进入第三天会议议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殊钰宣布了破案的消息，全体代表一齐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中断了会议。这个会议曾因大案未破蒙上阴云。市委、市府的领导仲永祥、冯悦华、赵维中、安其范、郭鸿翔、王先林、刘中、矿务局领导王纯禄、金可宁等也到指挥部慰问祝贺。这是1995年2月17日。一直在省厅督战的徐岩东厅长立刻打来贺电。公安部五局打来贺电。省厅用特急明传电报通令嘉奖鹤岗市公安局。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也在当天特地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公安部以最快的速度、于当天下午16时打来公明发《1995》344号特急明传电报： 贺电 公刑《1995》0250号 黑龙江省公安厅并鹤岗市公安局：欣悉你省公安机关迅速破获鹤岗市“1.28”特大持枪爆炸杀人抢劫案，特致电表示热烈祝贺，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战公安干警表示亲切慰问。“1.28”特大持枪爆炸杀人抢劫案发生在年关之际，犯罪分子手段残忍，气焰嚣张，严重危害当地的社会治安。案发后，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组织了强有力的破案队伍，全力开展破案工作。新春佳节期间，参加破案的干警夜以继日地战斗在侦破第一线。由于领导重视，分析准确，措施得力，在较短时间内将这起影响恶劣的特大案件成功破获，挖出一个为患当地多年的犯罪团伙，同时破获多起严重暴力案件，取得了辉煌战绩。希望你们再接再厉，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为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保卫经济建设再立新功。 1995年2月17日 2月17日晨，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被解除收容审查，释放回家。他对他哥哥的活动竟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他不能不感谢孙海波的深谋远虑。同一天，市局派人到四名案犯居住地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提取了身份证明和街道表现情况。事先并未介绍被调查者现状。同一天，市局派人到四名案犯居住地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提取了身份证明和街道表现情况。事先并未介绍被调查者现状。工农区56委证明：“鹤岗市工农区56委11组孙海波同志从迁到这里，对他一概不了解。”工农区57委证明道“闫文宇系我工农区五十七委居民，平时街道表现一般，无违法劣迹行为。”南山区28委证明道：“田原系南山区28委5组居民，该人长期在外，未发现有犯罪行为。”“田雨系南山区28委5组居民，该人长期不在市里，未发现有犯罪行为。”通过审讯，得知这个犯罪团伙在市内确有另一处窝点，就在“1.17”出租车司机张广林被抢劫案并案之后闫自忠等人去过的那片楼群里。 抢劫南山矿工资款的计划早在1994年9月就开始拟定，那时离“1.17”和“1.28”还有四个月，头脑精密的孙海波认为，一旦案发，住在南山矿附近的田原，工作在南山水电科的闫文宇可能躲不过公安机关传统的大规模的排查，必须设法说明没有作案时间。于是，他便在工农群楼6号楼租住了一套房间，先让田原假称去韩国打工于10月住进去，又让闫文宇以停薪留职外出做买卖为名于12月住进去，长期隐蔽，足足在房子里闷了几个月。孙海波、田雨二人也经常来这里聚会，等待时机成熟，突然出动。这一手果然在案发后的时间里成功地掩护了他们自己。17日下午3时，南山分局刑警队光顾了工农区61委6号楼1单元403室。这是一套独居室，房门上贴有剪花图案。起居室约15平方米大，布置得正如中等人家那样舒适合理。进门右首是一张双人沙发床，上铺华丽线毯；对面是九格玻璃窗，配以金丝绒落地窗帘；西侧一排软皮沙发，东侧一组大型流行格局组合柜，中央垂下缀有小花的塑质长青藤。厨房、卫生间里干干净净，设施一应俱全。 罪犯们2月14日才从这里撤走，走前整理和打扫了各个房间，将住宅完好无损地退还原主。房主姓李，27岁，某厂司机；女主人姓于，28岁，化工局某所工作。两人惶惶不安地接受了对房间的搜查。1994年9月起，他们从事养猪，就有了把房子租出去的念头，此事经过于XX的同事张XX牵线，与孙海波达成协议。张XX立刻被传到这间房间接受询问。她说，当初她把于XX家房子想出租的事和邻居张惠如唠过，过了几天，张的丈夫海波就来找他，要她很快联系成了，从1994年9月13日租起，预付6个月租金。于XX说，他们预收了600元钱，每月租金100元，但孙海波只住了5个月，余款没有退出。这期间她回家取过两次衣服，是白天来的，每次都是孙海波开门，没见过别的人。搜查的结果，未发现孙海波等人留下的物品或有关物证。公安人员开出了“收缴笔录”： 被收缴人：李XX 时间：1995年2月17日 地点：李XX 理由：1994年9月13月至1995年2月14日，该人将此房出租给“1.28”特大杀人抢劫案等案首犯孙海波长达5个月，该犯在租房期间所付的租金是抢劫的赃款，因此依法缴回。缴获现金：人民币600元整 不仅如此，房主后来还收到了市房管局《关于红旗小区六号楼403房间的处理决定》 李XX：你承租我们鹤岗市房地产管理局的红旗路小区六号楼408房间，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月以每月租金一百元转租给孙海波等人使用。孙海波等人在此隐藏枪支弹药，策划并实施了震惊全国的“1.28”大案。根据《黑龙江省城公有房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承租人租用的公有住宅用房，不准转租，转租的应限期收回，并没收非法所得”之规定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建议，决定将你承租的红旗路六路楼403房间收回，即你在三日内将此房倒出，并处以伍佰元的罚款。否则，我公司将会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鹤岗市房地产管理局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李XX一家去农村养猪，舍不得空着房子，贪图小利违反规定把房子租出去，还以为房客老实可靠。没想到鸡飞蛋打，租金被收回，另缴罚款，连房子都弄丢了，不禁叫苦不迭，却后悔已晚。外人租房5个月，当地派出所毫不知情，也受到严厉批评。公安机关一再强调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是有道理的。许多作案分子都是在迁居情况下作案，造成公安部门的失控漏管和犯罪的恶性循环。如哈尔滨动力区韩利杀人碎尸抢劫系列案件中，；罪犯韩利1987年假释后，将户口落在南岗区清滨所管片内，被列为监改对象，当地建立有监改组织对其进行监督改造。最初韩利还能每周定期到派出所汇报一次情况，后来，他设法移居到王兆新村和体育街14号流离居住地，便逃离了公安机关的视线。户口所在地清滨派出所不知他的去向，现居地的五兆、哈平派出所不了解他的情况，使这个特级危险人物顺利地连续作案多次未受怀疑。 孙海波等人同样没有受到群众的监督，即使在摸排中，也没有附近住户向上反映租借者的情况。实际上现在依靠住户举报线索是不大容易的。在上述韩利案件中，韩利曾领被害人陈丽到他居住的体育街14号，陈骑一辆红色26型自行车，放在楼门口，这些都被邻居看到，并发现当夜自行车还在原处。其他不少邻居都知道韩利经常往家领女人，有的还发现他冲刷地毯。但在调查系列残害妇女的案件时，没有人反映这些情况。在哈尔滨发生的另一起侯凯系列杀人碎尸碎尸案件中，侯凯在住所杀害无辜焚烧尸块，发出的异味多次波及四邻，在周围群众中引起反响，侯在倾倒血水时，也曾被邻居发现，侯只以洗衣服掉色为由遮掩，这些线索在侦查和发动群众中没有反馈上来。因此，像孙海波等人这样设立的窝点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易暴露的。 鹤岗市春节前积压的鞭炮、焰火被抢购一空。2月17日、18日，全国只有鹤岗一市还在过节。人们重新感到回到了有秩序、有起码的安全感的社会生活中，那些可能引起一场激战的武器弹药已与它们的主人隔绝开来。张副厅长等公安机关负责人在市领导的陪同下，下井看望了正在工作中的南山矿职工们，他们受到的欢迎的热烈程度不亚于一级贵宾－－如果贵宾在矿工心目中确有份量的话。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的张副厅长心里很清楚，他有资格以这身装束下到矿井的底层来与人们分享喜悦，是因为在这件案子上公安机关确实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鹤岗市收审所也沉浸在激动与欢乐的气氛之中，看押人员与收审人员相互祝贺，是个很难见到的场面。所有的民警都哭了，用张良春的话说，都没白干。在侦查期间全体民警用了最大的努力反复发动学员，坚持不懈地抱着线索可能从看押人员中找到的信念，百折不挠地进行调查终于取得成效，为破案立了重要一功。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平时大量的、日积月累的教育工作显示了作用。只要种树就不白种，只要干就有成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慰藉这十几年坚守一方的普通警察了。 被关在樊门之内的收押人员们也很激动，二十天来，他们与端枪的警员成了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并且比后者怀有更沉重的心理负担，许多人都真认为案子未破与自己提供情况不充分有关。现在，他们都获得了解脱，而且，从管理人员对他们愈发愈温和的眼光里，感受到共同的荣幸。政策被当场兑现，李宝励收拾好行李，走出监号。他获得释放，即将接受五万元的奖金。他站在院子里，周围各监号的学员涌在铁栅门前向他鼓掌，呼喊、唿哨、致意、他俨然成了英雄人物。他身旁的所长张良春和副所长刘政克面带微笑，他们感到今后的工作更好做了。 自2月15日起，一切都如破竹之势迅速推进，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全案已经基本破获，像经过一场暴风骤雨，大地上变得干干净净。报社、杂志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纷纷通向指挥部，前来采访破案经过和案情始未。几名记者要求采访在押的罪犯，尤其是孙海波本人，都婉言谢绝。审讯还在进行中，许多细节还没有搞清，甚至还有一名罪犯在逃。有一点可以确认，全部枪支已经收缴，在逃的田雨手中没有武器。对于一些罪犯的亲属来讲，也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孙海波和闫文宇的父母兄妹，万万想不到平时一向循规蹈矩的家里人竟成为十恶不郝的罪人。鹤岗市一些重要的“刀枪炮”团伙头目闻讯后纷纷表示诧异，他们想不到在市内还有一伙干得比他们更黑、更干得比老练、更专业的同行。而他们的名字几乎都是过去从未听说过的。当然，他们与常人的感受不同，他们感受的是一种山外有山，自渐不知的心情。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实际上是深远的，直到一年以后，一个即将被枪毙的犯罪团伙成员还叹息说，自己死得太不值了，比起“1.28”大案的作案者，他们干得远不够轰轰烈烈。 张副厅长则发出动员令，要求继续把孙海波团伙的犯罪活动查清审透。他相信，“1.28”大案仅仅是他们系列杀人抢劫案件中的最后一起。（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