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西藏和平解放
为适应冷战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成立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CIA)；只要总统授权，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有权在国外执行各种秘密行动和准军事行动。尤其在军事干涉过于强硬、外交手段软弱无力时，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便成了美国政府的第三种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开始公开涉足中国西藏事务，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美国最高决策层认为，西藏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原因是：其一，中国西藏位于亚洲的腹地，作为一个天然的战略高地屏护着中国的西南地区，如果西藏被中国控制，便会成为共产党中国向印度施加影响的基地，因而“会对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构成威胁”；相反，“一个分裂的西藏”却与美国政府所希望的“中国在某一方面出现内部崩溃”之目标正好吻合。在美国看来，即便无法分裂中国，西藏分裂势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国的资源，从而实现削弱中国的目的。其二，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和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从强烈的反华政治需要出发，美国把中国西藏纳入其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报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向西康地区进发，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报局密切注视着西藏局势，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有关西藏的情报。此间，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也准备以武力对抗解放军入藏，并怂恿达赖喇嘛外逃。7月，达赖喇嘛的长兄土登诺布在中央情报局资助下到达纽约，成为美国与达赖秘密联系的中间人。
最初，美国曾试图阻止西藏和平解放，极力怂恿达赖及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拒绝与中央人民政府签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在这一计划落空以后，中央情报局又策划了秘密策动达赖出逃的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报局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此次密谋，为1959年达赖逃往印度铺垫了基础。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12计划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情报局积极支持并操纵西藏分裂势力，策划了一系列旨在制造“西藏独立”、反对新中国的阴谋活动。此间，美国政府密切关注西藏事态的变化，积极采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艾利逊认为：“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发展到集体的公开骚乱的阶段”，“西藏的形势正在向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进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决定由中央情报局在西藏实施NSC5412计划——“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动计划。
1954年3月1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通过了NSC5412计划。次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又批准修补了NSC5412计划，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这三个文件均属“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行动的秘密军事行动计划”。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别规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下，由中央情报局具体负责领导反对和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行动”的全部间谍和反间谍行动。该项秘密行动的目标是在“受到国际共产主义威胁和统治的地区发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帮助游击队活动，并保证那些力量在战争中的有效能力，使他们在战争中扩大军事力量并获得所需的供应品”。
按照美国国家安会委员会第5412／2号文件的精神，由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指定代表组成代表团，又称“5412委员会”或“特别小组”，也称5412小组。该小组具体指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大秘密行动。这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对西藏实施的各种秘密行动计划都由该小组决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乱分子
依据NSC5412计划，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开始了秘密援助“藏独”的一系列行动。乔治·帕特逊是美国情报部门与印度、中国国民党、在国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触时的联络员和译员，据他后来声称，自从1949年起，中央情报局、国民党特务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联系从未中断。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印边界印度一侧阿尔莫一带的居民惊奇地发现：这里居然出现了三个教育中心、两个医院、两个麻风病院和一个肺病疗养院。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医院”和“教育中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人和学生。实际上，从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开始从事西藏叛乱分子的训练工作。阿尔莫就是中情局对西藏施行秘密行动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下属机构开始在噶伦堡城郊征募藏族人，先后在台湾、冲绳群岛、塞班岛、关岛等地秘密进行训练，然后将这些受训人员遣回西藏，作为发动叛乱的骨干。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区(通称“康巴地区”)的民主改革即将展开之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唆使和策动当地部分彝、藏族奴隶主，发动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规模武装叛乱。
叛乱发生后，中央情报局当即认定康巴叛军是美国在西藏行动的可靠盟友。局长艾伦·杜勒斯也认为西藏的形势为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1957年2月，中情局挑选了6名康巴叛乱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关岛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特种训练。当年8月，这些受训结业的康巴特务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导叛乱并促使达赖公开向美国求援。其中两人与康巴叛匪头子贡布扎西取得了联系，并于1958年1月在达赖的夏宫罗布林卡秘密会晤了达赖的管家帕拉·土登维登。
后来，中央情报局又先后遴选了170余名康巴叛乱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训练。因为这些高原来客不习惯海岛气候，中央情报局遂又在美国国内设立了一个“康巴游击队员训练基地”，该基地叫做赫尔营，位于美国克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是二战期间美军第10山地师总部所在地，这个营地曾被用来训练美军的山地作战部队和特工人员。该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与西藏的地形、气候有许多相似之处。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邮报》宣布，赫尔营即将启用为军事试验基地。在这个机密的营门口，赫然悬挂了“危险！请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见后都以为是核废料处理场。营地的警卫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经许可闯入者，一律就地击毙！
在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打击下，康巴叛乱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许多叛乱头目纷纷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收留，重新予以武装，继续进行非法活动。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策划支持下，从四川藏族地区流窜到西藏的康巴叛乱分子头目在拉萨成立了反动组织“四水六岗”（藏语“曲细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区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从四川、青海、甘肃等省藏区窜入西藏的叛乱分子，正式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结为同盟，将所有武装力量统一于“四水六岗”组织之内，并分配了叛乱任务。6月，贡布扎西带着中情局训练的特务和电台离开拉萨，窜到西藏山南地区，建立叛乱武装根据地，组织了叛乱武装“卫教志愿军”。
“卫教军”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国的武器援助。当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区空投大批武器弹药，计有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子弹40000发。11月26日，中情局通过“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占领区，又向山南地区运送武器弹药226驮；年底，向扎古拉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约100支美式来福枪、20挺轻机枪、2门55毫米迫击炮、60枚手榴弹，每支枪和每门炮配置300发子弹或炮弹。次年1月，又通过尼泊尔运入40驮武器弹药。为掩盖真相，美国只提供“二战”时期的武器。
中央情报局的援助行动，助长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进入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逐步升级，叛乱分子不仅袭击解放军，而且对藏民劫掠、烧杀，强迫他们反对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终于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一周之后，他们又劫持达赖喇嘛离开拉萨，仓皇出逃。
有外国研究人员认为，叛乱者无法通过和平手段使达赖喇嘛公开站在他们一边，是促使中情局和他们在1959年3月发动大规模叛乱的根源。这并非空穴来风。最新解密档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决定秘密增加对叛乱者的资助，以扩大其反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此举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帕特逊证实说，在拉萨叛乱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诉他，已经有了一个使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计划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尔各达的《政治家报》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证据。作者极其准确地预测说，达赖喇嘛可能不愿离开拉萨，但为了使他离开，康巴人将不得不制造些骚乱。
档案表明，在西藏叛乱的关键时刻，中央情报局认定，“达赖的出逃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达赖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的报务员紧紧相随，把达赖喇嘛的行程随时报告给华盛顿。”中央情报局设在达卡的基地与达赖喇嘛保持密切联系，并准备好一种适合在西藏稀薄空气中飞行的C—130型运输机，随时给他们空投所需物资。两周后，达赖一行在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特工帮助下逃到印度占领区。
达赖出逃后，叛乱武装于3月20日凌晨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被迫进行反击，两天内就将其彻底击溃。随后，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战全面展开，叛乱分子苦心经营的山南老巢被一举荡平，“卫教军”败逃至印度控制区。至当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叛乱即被平息。
策划西藏“公路袭扰战”
中情局对西藏叛乱武装如此不堪一击大为失望，他们认为这都是反叛者集团作战的结果。在1959年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3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在中国西藏继续实施NSC5412系列计划。艾伦·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乱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未来的行动方案。他认为：首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占有绝对有效的军事优势，加之其使用飞机，西藏叛军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乱)游击队总是大集团作战，军事调动过于烦冗”，“他们对当地地形熟悉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接着，杜勒斯分析了中国军队的困难，即解放军数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进过程中要克服严峻的给养运输、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挑战。因此，如果破坏拉萨——北京的供应线，北京的损失就会出现“实质性地增加”。中央情报局认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筑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坏．要用数周甚至数月才能修复；依靠反叛者袭击公务人员和车队以获取中国内部情报，也成为中央情报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为它从中国其他地区已很难获得此类情报。
于是，中央情报局确定了“公路袭扰”计划，将在赫尔营经过专门训练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实施破坏西藏公路运输的行动。
在西藏叛乱正式爆发之后，被秘密送到赫尔营进行训练的藏人数量明显增加，最终共有259人在该营受训。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报局决定在康区西部的边坝(Pembar)地区进行上述行动。边坝位于萨尔温江（怒江）南岸，与中国的“成都——拉萨”公路距离很近，由于中国在该路段南北支线的控制薄弱而被选中。同月，在美国受训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边坝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控制该地区；进攻四川——拉萨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破坏军事设施，袭扰并阻断军事运输供给，以阻止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物资供应和军需运输；破坏袭扰解放军平息叛乱的行动。为配合上述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边坝地区的叛乱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资。
1961年2月，中央情报局决定实施第二轮袭扰战。这次他们选择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区。茫康位于湄公河与雅鲁藏布江之间，是中国内地公路穿越康区第二条线路的终点站，也是西藏叛乱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报局准备据此破坏北京的后勤运输。3月，受过训练的7名藏族特务由中央情报局使用C—130运输机空投至茫康地区。
事实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地区上述两次公路袭扰并不成功，也没有给中国对西藏地区的控制构成威胁。由于人民解放军对空降的叛乱分子实施了有效的围剿，中央情报局从1957年开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务，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宽大释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击毙，就是在雪岭荒原逃窜时死于寒冷和饥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区范围内大股叛乱武装均被歼灭，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木斯塘计划”
中央情报局眼看西藏境内的叛乱武装已无生存基础，腹地渗透死路一条，于是又将计划改为从境外进行长期袭扰。1960年前后，中央情报局和西藏分裂势力决定寻求一个新的安全活动基地，由于印度不愿为其提供基地，他们将活动基地从西藏境内转移到尼泊尔。经过一番挑选，他们看中了尼泊尔境内半独立的封建领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带山高林密，地方首领信喇嘛教并不受政府管辖，况且紧邻西藏边境，进行渗透行动十分方便。不过当地人烟稀少，一切物资供应均要靠美国解决。
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由此开始了在中国边境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其首任总指挥贡布扎西在回忆录中写道，“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100英里”。然而，美国人后来承认：“这些袭击除了给西藏部队以暂时的满足，并激起他们有朝一日真正进军故乡的希望外，作用几近于零”。
不过有一次，这种袭击行动却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大量情报。西藏叛乱分子在一条冷僻的山路上，伏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小小的车队，他们在一辆车上发现了几个邮袋，里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还有从北京发出的政府官方文件和军事文件。叛乱分子把邮袋交给了中央情报局。后来，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中国问题专家仔细分析了邮袋的内容，从中发现了中国官方大量有关西藏情况的数据与资料。
除此之处，“西藏行动”未能获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获，却继续有气无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国U一2飞机进入苏联领空进行侦察时被击落，此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停止入侵共产党国家领空，这包括西藏在内。到1960年底中央情报局取消了对西藏叛军的空投，失去物资供应的叛军不得不独自面临一个苦冬，许多人因为没有食物和住所而冻饿而死，还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来维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台的肯尼迪总统重新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计划，于是，中央情报局又开始向木斯塘的叛军空投武器、无线电操作员、装备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报局给叛军下达的任务是，进攻解放军分散的营地，并在拉萨至新疆的交通干线上破坏运输。这些袭扰行动，迫使中国在该地区增加兵力，并将西藏西部的交通线改道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当中央情报局决定继续空投时，遭到了印度的反对。印度国防部长杜特向美国表示：“为了加强中印边境的防空，坚决击落任何侵犯印度领空的飞机，因而希望美国的飞机在将来的空投中不要飞越印度领空，也不希望美国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对中国，而使问题复杂化。”没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计划”暂时搁浅。
然而1962秋天，中国和印度爆发了一场短暂的边境战争，从而导致印度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对待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印度领土(领空)援助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立场和行动上，印度由原来的反对者(至少是中立者)变成了主要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印度开始与美国在军事上积极合作，美国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而印度获得该项援助的条件之一是“与美国合作共同遏制共产党中国”。军事合作促使美、印两国在情报领域展开了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地区负责人菲兹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报局局长穆立克分别为合作双方的代表。从此，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印度情报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势力行动上展开了密切合作。
美国和印度在“西藏计划”中各取所需。美国的目的在于抵抗所谓“共产党中国在印度与南亚的扩张”，具体行动是通过藏人游击行动收集解放军在西藏地区军事部署的情报。印度在“西藏计划”中的具体目标是利用藏人游击队对抗中国边境的防务力量，以期巩固其“东北边境特区”(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报局实施“察克拉塔计划”。依据该计划，这些藏人将被组建为“特别边境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简称SFF)，他们的任务是收集中国情报和实施其他准军事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极力配合印度情报局的“察克拉塔计划”。除了为“特别边境部队”提供辅助性训练、跳伞技术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派出由106人组成的特种部队为其提供“秘密的”游击战术和非常规战术训练。
同时，美、印两国情报局还将受训的藏人间谍派往西藏和中印边境实施侦察活动。他们通过跳伞进入西藏内地建立了20个情报站，其任务是侦察中国军队的集结动向；安装传感器，用于侦察中国核试验及导弹试验；截取中国军事通讯的信息。
1963年1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印度情报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联合行动机构——“特别中心”。“特别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国西藏渗透间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西藏及中印边境地区，用无线电收集并发送关于中国西藏的社会、政治、军事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其提供耐用型太阳能无线电电台。
在1964年1月举行的“特别小组”会议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制定并实施了新的“西藏行动”，包括：政治行动、宣传和准军事行动。该计划的目的是“在西藏内部和外国(主要是印度)确立一个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并在中国内部培养抵抗共产主义政治发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发的一起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印合作的行动模式。事件的缘由是，为寻找游击队反华的“素材”，英国一家电视台派出一个小组在帕特逊带领下，未经允许来到木斯塘。他们说服叛军发动了一次对中国车队的袭击，并将这次袭击过程拍摄下来，这使得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动被曝光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哗然。为此，中央情报局停发了对木斯塘叛军的半年援助资金。
由于木斯塘袭击事件的败露，美、印两国军事袭扰的合作行动被迫转变为单纯的情报计划。 同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发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两国情报局针对中国情报的合作进程。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印度提供10架C—46运输机和4架直升机，其中有1架C—46运输机被改装成电子侦察机平台，这些飞机沿着喜玛拉雅山麓飞行，收集来自西藏地区的电子通信情报。
从1967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木斯塘叛军的援助行动开始走下坡路。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木斯塘叛军的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没有在西藏内部实现破坏中国供给和通信系统的目标。其次，木斯塘叛军的任务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别边境部队”来完成，它得到了美国和印度的长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报局近东行动负责人格里奇菲尔德在西藏行动的形势报告中向“303委员会”特别小组谏言，“在西藏内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选择重要目标开展无线电窃听)要好得多。”
到1968年，约翰逊政府停止了对木斯塘叛军的援助，中央情报局也取消了在美国国内对叛乱分子进行训练的计划，把整个预算的计划削减到一年不到120万美元。
中央情报局在支持西藏叛军十年之久的时间里，所耗资金甚巨。据1998年9月15日《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根据最新公布的美国情报机构文件，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情报局每年向西藏流亡运动提供170万美元用于开展反对中国的活动，其中包括每年向达赖喇嘛提供18万美元的津贴。”
“西藏行动”寿终正寝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对外政策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此时美国的相对实力已走向衰弱。为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并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美国需要中国的参与，为此，美国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美中关系出现了趋于缓和的态势。美中关系的“解冻”导致了美国西藏政策的重要变化，此时的西藏分裂集团自然成了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粒“弃子”，中央情报局对其的秘密支持也随之停止。
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在会见比兰德拉时，毛泽东主席催促尼方尽快肃清其境内的西藏叛军。1974年7月，尼泊尔政府军包围了木斯塘营地，达赖喇嘛眼看大势已去，专门录制了一盘磁带送到木斯塘营地播放，让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听到达赖喇嘛的声音后，大多数叛军放下武器，还有一些人跳河自尽，最后一任木斯塘叛军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从，企图率领一股人马突围去印度，结果在山口被尼泊尔军队击毙，西藏叛乱武装彻底瓦解。
1995年11月，达赖在印度北部的达拉萨兰会见了已退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当年负责空投行动的约翰·肯尼思·克瑙斯。回顾两人从前合作的往事时，达赖不无悲哀地说道：“美国政府卷入西藏事务并不是为了帮助西藏，而仅仅是冷战时期对付中国的战术需要。” 在达赖喇嘛心中，正是美国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这场角逐的牺牲品。
中国政府对西藏叛匪的颠覆行动进行了坚决反击，196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美印狼狈为奸利用西藏叛匪疯狂反华》的文章，指出美国是西藏叛匪进行阴谋活动的后台老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经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里鬼鬼祟祟地活动”，“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国报刊上公开报道，已经有西藏叛匪从印度坐飞机到达美国，进行罪恶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改变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注定最终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