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下旬，中国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郗照明抵达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
刚一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政府外交部礼宾司长约万.安东尼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内搬迁。
郗大使听后感到十分突然，因为约万.安东尼当初在阿驻华大使馆任参赞的时候就和郗大使很熟，从来没有听他讲过此事，使馆也从来没有汇报过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再加上当时正处在中阿两国关系敏感期，于是郗大使当即以刚到贵国、尚未递交国书为由予以婉拒。
这位司长未作任何表示，连声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原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所在地，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也一直对我方起疑，担心中国对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中国使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社、中国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
新馆实际上已经建成，在当时的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新馆的前半部分改作了阿外交部，后半部分改作阿贸易部，新华社分社新址则成了阿通社，中国专家宿舍先是改作对内旅馆，后又成为环保部的所在地。
郗大使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到了使馆，即向参赞和其他主要外交官通报了在机场与阿方的对话，大家认为阿方很可能在新馆做了手脚，否则不会这么急。鉴于此，郗大使一方面报告国内，请速派安检人员对新馆进行全面检查，另一面对阿方要求我们三日内搬迁的意见不予理会。
过了一个多月，郗大使到阿方新给的馆舍去查看了一番。新馆设在使馆区的最北部“斯坎德培大街57号”。郗大使等查看后认为，新馆舍根本不具备对外活动、办公和生活的必要条件，随即向阿方提出，新馆舍的院落、大厅、厨房、锅炉等10处必须进行改造，并强调在改造好之前，谈不上搬迁问题。在我方多次据理交涉之后，阿方原则接受了几项主要的改造方案，经半年多的施工，基本达到了要求。考虑到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快搬迁的情况，为了安全保密和节省经费开支，使馆决定，由全馆人员和临时来馆修缮的工人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不雇用阿方一人一车。
新馆舍院落原是一片废弃的水泥操场，四处坑坑洼洼，砂石裸露。经大家日夜奋战，把原馆的无核橘树移栽过来，用老馆的肥土造出一片橘园，用废弃的钢管搭建了一条葡萄藤通道，三面移栽了翠竹，凡是裸露的地表都栽种上了麦冬草，还人造了一小块菜地。几个月后，新馆一片葱绿，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
1985年4月国内 派来了一个安全检查组，开始用仪器对馆舍进行扫描，未发现异常。但在装修机要保密室墙壁时，检查组在靠近地面处发现一根塑料细管，便小心翼翼地深挖下去。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更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
挖窃听装置的工作非常艰巨，需要门窗紧闭，把敲凿声降低到最小，以免引起阿方无理阻挠。尽管如此，阿方从我们挖第一枚窃听器起就引起了警觉，在使馆的四周，加派了便衣警察进行昼夜监视。
外交人员服务局人员(实为内务部特工)几次以检修电话线路和输电线路为由要进入我馆，均被我方拒绝。此计不成，阿政府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把大使召到他的办公室，提出要派人查看我馆的建筑结构，又当即被大使严正拒绝。与此同时。阿方对使馆人员进行了严密监视，我馆人员外出，阿方都派人跟踪。我方对其安放窃听器的行为，并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的“大国心态”，不加声张地拆除了之。我方外交官还写了一份内参，及时报告了国内。
为了把挖窃听器的情况实录下来，作为历史性的见证资料，使馆派我和一名外交官，开车前往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借来摄像机，将挖掘的全过程、窃听装置及缆线等都完整地录制下来。之后，将录像带、窃听装置、部分缆线通过外交信使邮袋送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将这些实物和录像，作为对出国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的生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