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南京市发生一起车祸，一名骑车者身亡。经交警调解，事故得到圆满处理。不料，数日之后，死者家属忽然重新找到警方，对该车祸提出质疑。于是，一桩疑案的调查由此拉开了帷幕……
账房先生身亡
1952年4月7日，这是一个夜晚刚下过潇潇春雨后的阴天的早晨，一个男子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玄武区唱经西街家中出来，前往其供职的“正泰米行”去上班。
自行车上路后行至一个四岔路口时，后面有辆摩托车疾驶而来，喇叭频鸣，提醒自行车让路。自行车骑车者捏了一下刹车，准备减速后拐向路旁，让摩托车从外侧超越。可能沾了水的石板路面实在太滑了，也可能自行车骑得快了一些。总之，自行车往里转向时出现了摇晃。而摩托车却是打算从里侧超车的，这样，就把自行车狠撞了一下，将车弹飞出去。不巧的是，这时恰好有一辆卡车拐弯驶来，自行车正好掉落在卡车前的路面上，在磔磔刺耳的紧急刹车声中，卡车的前轮还是无情地压住了自行车和骑车人！
卡车司机惊得脸色煞白，下车后几乎已经站不住了，一双眼睛直瞪瞪地注视着眼前惨不忍睹的一幕。这时，一位在对面路口执勤的交警快步穿越对角线直奔过来。有目击者向交警反映：这不是卡车司机的责任，自行车是被摩托车撞飞到马路中间来的。卡车司机醒悟过来，连连点头：“对！对！对！是他自己跌到我前面来的，我已经刹车了！”
交警转头四顾：“摩托车呢？”
肇事摩托车已经溜了！
不过，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至少有三位目击者记下了肇事摩托车的牌照号码，当下立刻向交警反映了。
都说解放初期时的警察装备极其简陋，事实上那时候的交警执勤时连“极其简陋”也轮不上，只有一个钢质哨子。哨子吹得再响，也传不到分局，所以，这个交警只有赶紧离开岗位，前往附近一家工厂的门卫室去借打电话，向分局报告事故以及已经逃逸的肇事摩托车的牌照号码。
玄武分局交警队领导接报，立刻让内勤查找肇事摩托车的情况。那时没有电脑，车辆资料是由市局印发的。内勤捧着那本厚厚的资料册子正翻阅着时，门口警卫室打进来电话，说肇事摩托车的骑车人来分局自首了。
肇事者名叫李秋明，22岁，是附近一家修车铺的伙计。小伙子是住在铺子里的，很是勤快，起来后等吃早饭的当儿发动了一辆刚修好的摩托车开出来试车，这一试，就把人家一条性命给试没了。出事后，李秋明想把摩托车开回去，一会儿车主要来取的，于是一溜了之。回去把车停妥后，也没跟老板打个招呼，立马奔公安局来自首了。
那个年代，车辆少，开车的人也规矩，什么无证驾驶、飙车、醉驾之类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交通事故很少。而且刑法还得等28年才颁布，因此对于非特别重大交通事故的处理，只要不是恶意的，通常是以合理赔偿、取得谅解为处置原则。眼下这起事故也是这样，对于肇事者李秋明，交警队先把他扣下，然后通知修车铺老板把那辆肇事摩托车送来也扣压了。讯问过肇事者，检验过车辆，对事故性质有了一个认定后，就是请死者家属来洽谈赔偿事宜了。
死者名叫彭源，32岁，是米行的账房先生，家里有妻子和一对子女。当天下午，小学老师身份的彭妻汪雅瑛在亲属和学校教导主任的陪同下，哭哭啼啼来分局进行洽谈。
肇事者一方，李秋明被拘在看守所，当然不可能让他本人来谈判。那时候在辨别赔偿责任时，也没有什么“职务行为”之说，但修车铺的老板解阿四还是主动向警方提出愿意作为李秋明的代表而来参加谈判了。因为李秋明是一个孤儿，双亲及其他家人都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了，是解阿四收留了他。
谈判开始，先由警方宣布事故责任认定：李秋明应负全责。然后双方谈赔偿，这跟现在的交通事故谈判相同，也是一方漫天开价，另一方钻地还价。彭妻方面开的价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其实是很低的，不过1800万元(旧版人民币，合后来的新版1800元，下同)。但解阿四说李秋明根本没法出这份钱，他一个月扣除吃穿不过拿8万元。不信，请民警同志去调查，如若我瞎说半句，我宁可代替李秋明吃官司！
交警已经跟李秋明本人谈到过赔偿问题，说解师傅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有些出入，因为据李秋明说他有两间房子，在光华门那边的，是最近获得的遗产，上月已经办理过继承手续了，我们也去实地察看过，尽管不过值三四百万，但毕竟也是一份财产，李秋明本人也表示愿意把那房子卖了作为赔偿金。解阿四当下听了，脸有点红，不敢再吭声。
那时候警方处理此类事故，还有一个不成文但肯定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看双方的阶级成分。成分属于无产阶级之类的，因为是贫苦出身，民警会理性偏袒一些。眼下这起事故，李秋明是雇工，而死者则是米行账房，阶级划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交警最后对调解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肇事方赔偿500万元，房子卖掉不足部分由解阿四垫借出来，今后在李秋明的薪水中扣除；另外由交警队跟卡车车主私营造船厂老板(资本家！)交涉，让拿出100万元作为对死者家属的救济。
赔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李秋明给拘留了三天就释放了。
可是，第四天死者家属忽然再次来到交警队，求见负责人，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观点：家属怀疑这不是车祸，而是谋杀！
肇事者失踪
来找交警的是死者彭源的父亲、妻子，两人说在整理死者的遗物时，意外发现有一张彭源随手乱涂过的纸，上面有“担忧、怎么办、政策、坦白从宽、他们怎么这么慢”之类的字句。彭妻发现这张纸后，据此产生了疑问：难道彭源之死是一次谋杀？
交警队看了家属带来的那张纸，就向分局领导作了汇报。人命关天，领导甚为重视，指示由刑侦队派员进行初步调查。
刑队指派了老刑警徐贵去调查彭源的死因，查下来如认为有谋杀可能性，则正式立案侦查。
徐贵决定从彭源的履历作为切入点进行调查。这份工作有些费劲，因为彭源是私营米行职员，没有档案，只好通过对其家属、邻居、朋友以及其他可能知晓他情况的人进行走访来了解。徐贵骑着自行车在南京城内外整整奔波了五天，终于为彭源整理出了一份履历——
彭源，字知雨，1920年1月9日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小商人家庭，7岁至17岁上学，初中毕业后去镇江一家英商洋行当练习生，三年后洋行关门，回南京当小学老师，1944年春与同事汪雅瑛结婚。婚后不久，彭源跳槽前往德商“博达洋行”当了一名职员。抗战胜利后，洋行倒闭，彭源想回原先的小学教书，遭到拒绝。在家闲居了5个多月后，进入正泰米行当了账房先生，一直工作到出事死亡。
从上述履历来看，彭源的一生中似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做文章的。但是，土生土长在南京的老刑警徐贵一听说“博达洋行”就很吃惊，因为他知道这家洋行是日本侵华军驻宁情报机关“山口组”的一家分支机构。彭源在这样一家洋行工作，是否参与过当年日本特务机关的罪恶活动呢？如果曾经参与过的，也许就是眼下丧命的原因也难说啊。
于是，徐贵就想着手进行第二步调查：找肇事者李秋明谈谈。但是，使他出乎意料的是：他到修车铺去时，李秋明正在修车，见来了一个穿警服的人，而且说要找自己谈话，就放下手头的活儿，洗了洗手说去买包香烟，这一去，竟然就没再回来！
如此，徐贵便立刻向刑队领导报告了情况，说看来死者家属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刑队领导深以为然，经请示分局领导批准，决定对彭源车祸身亡立案侦查。
专案组成员除了徐贵之外，刑队还指派了刑警康雄、储小千，康雄是中共党员，担任组长。三人聚在一起议了议，肯定了徐贵最初的找李秋明查摸的思路，认为还是要找李秋明那主儿，现在李秋明不见了，那就去找他的老板解阿四。为防止解阿四也像李秋明那样一溜了之，刑警决定开一纸传票直接将解阿四弄进分局。
解阿四对于李秋明的情况说不出个所以然，尽管李秋明到他的铺子已经第五个年头，但主雇之间平日里除了修车之外，并没有其他交流。那么，解阿四是否认识彭源呢？解阿四说不认识。刑警随即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没有发现两人之间有什么联系。而且，李秋明跟彭源之前也并不认识。
但是，李秋明在刑警找他时逃之夭夭，其行为本身已经说明肯定事出有因，所以，这个家伙肯定有问题。刑警决定盯着李秋明往下查，相信只要查到这人的下落，离了解本案的真相也就不远了。
于是，采用先前徐贵对彭源情况调查的路数对李秋明展开了调查。由于李秋明这些年来一直跟着解阿四过日子，解阿四就像他的老爸一样，因此解阿四成为提供其情况的主要来源。据解阿四说，抗战前，李秋明家跟解阿四家是邻居，解阿四跟李秋明的父亲关系不错，互相称兄道弟。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李秋明全家五口被日军杀了四口，解阿四家也几乎被杀光，两家生者各自逃奔东西。李秋明是1947年春节后不久投奔解阿四的，当时他刚从国民党军队开小差逃回南京，走投无路，沦为乞丐，要饭时正好路过解阿四的修车铺子，认出解阿四后下跪大哭。解阿四念旧，就收下了李秋明。
李秋明到修车铺后，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之事。大约一个月前，一次解阿四派他去工厂取定购的零件，以前也去取过，两个小时来回就差不多了，可是这次他却一去半天，回来时脸色微红，还能闻到酒气。询问之下，方知他在途中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舅舅，惊喜之下请他进馆子吃了顿饭。次日，李秋明的舅舅来修车铺，一是看望外甥，二是感谢解阿四收留了李秋明。舅舅名叫何道一，是做西药掮客生意的，一看就知道是个久闯江湖的人，出手阔绰。那天，何道一请解阿四吃了顿饭，席间说起李秋明外婆临终前给唯一的外孙留下两间房子，现在找到李秋明了，正好过户给他。不久，李秋明去办了过户手续。这就是这次出了车祸后赔偿给彭源家属的那套房产。
专案组对何道一大感兴趣，当下便去查那套房产。过户前的户主姓名是何道一，半个多月前已在区政府以“赠予”名义办理了过户给李秋明的手续。刑警抄下了何道一留下的住址前往拜访，却发现那个地址是不存在的。这样，何道一身上的疑点就凸显了。刑警想通过追查何道一那套房产的方式来一个顺藤摸瓜，但未能实现，因为该房产契约是解放前的，旧政府的档案早已没了。
线索断了！
峰回路转
专案组经过分析，决定还是查找李秋明。
刑警去修车铺开个座谈会，参加者除了解阿四，还有两个伙计两个学徒。谈下来，得知李秋明除了那个不知是真是假的舅舅何道一外，还有几位平时修车时结交的朋友。这几位朋友当然是修车铺的熟客，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们姓甚叫谁，家住何处，提供给刑警后就一一查访，反正这当儿死马也当活马医了，没准会查到线索也说不定的。
刑警一共走访了四人，他们都说最近半个月没有跟李秋明打过交道，甚至谁也不知李秋明出过车祸的消息。
那么，之前是否听李秋明说过他跟舅舅久别重逢之事呢？
这个，倒是听说过的，还有朋友打趣说要给李秋明介绍女朋友成个家呢。
刑警听了有点兴奋，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那几位再也说不出更多的内容来了。
专案组觉得这种调查好似“盲人骑瞎马”，颇有些撞运气的主观愿望，于是决定坐下来好好开一个案情分析会。三人分析了小半天，终于理清了思路——
从目前显现的疑情来看，彭源的身亡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多半是谋杀。而李秋明，则是具体执行者。从李秋明的情况来看，他是属于被人收买利用。策划者的算盘打得有点如意：以试车名义把彭源谋杀后，家属肯定要索赔，一分不付人家是不干的，那就会闹个没完，而这种闹对于这桩阴谋来说，当然有着暴露的风险，所以必须要赔偿。而那个多半是假的“舅舅”何道一，事先就准备了一套房子作为“外婆的遗产”赠予给李秋明，让李秋明作为赔偿金。不够？那我没有了。再有的话，不是要怀疑到我头上来了吗？
可惜的是，这件事运行的轨迹出现了偏差，没想到彭源竟会留下思维痕迹(纸条)。涉世不深的李秋明被找上门来的刑警吓了个大激灵，可能想都没想立马就逃了。李秋明逃到哪里去了呢？刑警分析，一般说来，幕后策划者如何道一之类的家伙对李秋明的利用只有一次，这小子也只有这点能耐，因此，事过之后人家不大可能再跟其联系，如果再联系，那就是要他永久封口了。但是，李秋明对此显然是不知道的，所以，他逃跑之后，会想方设法寻找何道一，指望找到后好投奔人家。如此看来，李秋明应当还在南京而没有去外地。而在找到何道一之前，以李秋明的情况，只有流浪的份。
李秋明逃跑时，身上没有钱钞，他在流浪时可以暂时不换衣服，但必须吃饭，吃饭得花钱，所以，他得有获得钱钞的渠道。以李秋明的能耐，渠道有两条：他当过叫花子，所以会靠行乞糊口。而叫花子对于顺手牵羊这门技能都是无师自通的，因此当行乞结果不理想时，他也会考虑实施。而由于他已经学了五年修车，因此在行窃时会优先考虑将自行车、摩托车作为对象。
这样，专案组就有了底，可以同时采取两步措施查摸李秋明的下落：一步是化装前往车站、码头、饭馆等公共场所从行乞者中寻找；一步则是向各分局发出协查通报，凡是发生窃车案件的，不管是否破获了都请通知专案组。
当日下午，专案组就接到长江客运码头派出所的电话，说他们那里发现一个跟协查通报中所说的李秋明酷似的乞丐，已经控制起来了，但一声不吭，请专案组派人去核查。徐贵于是立马兴冲冲赶去，他是跟李秋明打过照面的，到了那边从窗外一看，心里一喜：这不正是李秋明那小子吗？他当时见到的是侧面，待到进门后当面一站，就发现这个乞丐跟李秋明长得有区别，脸形略有不同，更主要的是这人的额头上还有一道半公分的疤痕。于是，只好失望而归。
在协查通报发出去的一天半里，类似这样的情况一共发生了五次，每次都是徐贵去赶场子，每次都失望了。
第三天中午，鼓楼分局打来电话，说他们那里正在处理一起摩托车失窃引起的纠纷，不知是否跟你们要查的案子有关，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这当儿专案组三人都正好在吃饭，康雄说我们一起去走一趟吧，但愿这回真是一条线索了。
这起纠纷是这样的：摩托车主林某四天前丢了车，当时他即向鼓楼分局报了案，自己也骑了辆自行车全城乱兜着寻找。一连兜了三天，运气来了：他在大钟亭一家面馆前发现停着的那辆摩托车正是自己失窃的！于是就守株待兔，待骑车人龚某吃了面条从面馆里出来时，连车带人一并揪住。但龚某坚称车是他从别人处转让的，两人一言不合，撕扯在了一起。正好有警察经过，当下就把他们请进了分局。
专案组三位赶去，只一看就觉得龚某不像窃贼，把两人分开问了问，顿时窃喜：龚某所说的那个把摩托车低价转让给他的人，年龄、外形、口音都跟李秋明相符！
得了，那就去逮人吧！可是，龚某却不知道李秋明住在哪里，因为当时是一手付钱一手交货，转身就走了。对于刑警来说，好不容易碰到这样的机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坐在那里跟龚某聊着。聊了一会，龚某偶然说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刑警的注意：他在验车时，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乞丐模样的少年，唤销赃者“李哥”，说已经跟“和泰池”说好了，多去些人没有问题。刑警分析：“和泰池”是钞库街的一家中等偏上档次的浴室，看来李秋明是跟一帮乞丐混在一起，他把摩托车销赃后有了钱，要请乞丐们洗澡、吃茶点了？
刑警立马奔“和泰池”，一了解，果然三天前有一帮叫花子去那里洗澡、吃茶点什么的消费过一个晚上，至于其中是否有长得像李秋明那样的角色就说不上来了，没有留心。不过，这没关系，专案组对此结果已经谢天谢地额手称幸了。
专案组当即盯着乞丐帮追查，当天晚上，就把李秋明拿下了。
主犯落网
李秋明落网后，跟几乎所有被捕者一样初时矢口否认自己犯下了罪行，但不一会就选择了老实交代。李秋明的交代跟专案组之前估料的差不多：他在修车中结识了一个常来光顾的名叫顾耀忠的男子，两个多月前，顾问他是否想去国营工厂当一名正式技工，李秋明自然非常向往，顾就把何道一介绍给他，说何道一有路子可以把他弄到工厂去，但必须对任何人保密连摊主解阿四也在内，李秋明自是点头。这样，李秋明就开始悄然跟何道一联系，按照对方的要求认其为舅舅。
李秋明和何、顾交往了一段时间，吃喝玩乐用去了他们一些钱。一天，两人终于摊牌了，说他们有一仇人，想将其除掉，问李秋明是否肯帮个忙。李秋明的胆子一向大，做事不计后果，当下几乎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对方于是就把他们制定的行动计划对李秋明说了，又说事后得赔偿一些钱给死者家属，我们有一套房产过户到你的名下。这事你可以对你老板说的，就说是舅舅遵照已去世的外婆的遗嘱做的。根据规定，你到时候出了交通事故后，因为没有家属，所以公安局会通知你们老板去处理纠纷的。交警问你时，你的态度要好一些，把房产之事告诉他们，说愿意赔偿就是了。然后，何、顾就悄悄安排李秋明辨认了彭源其人和行动地点。一切都安排好后，李秋明就在对方规定的日子下手制造了“车祸”。使刑警感到意外的是，作案的那辆摩托车，就是顾耀忠放在修车铺修理的。专案组几乎什么都想到去调查了，竟然没想到这一点，结果颇走了些弯路。
作案之后，情况真如何、顾所估计的那样，李秋明把房产赔偿出来后，就给放出来了。哪知案子竟然惊动了警方，李秋明被刑警盯上而逃了。李秋明逃离修车铺之后，想找何、顾，但因不知到哪里去找(平时都是顾以修车名义来找他联系的)，就只好暂时作罢。
专案组于是立刻着手捉拿何道一、顾耀忠。何道一之前已经查找过，未果，先暂时放一放。顾耀忠既然常来修他那辆破摩托的，那应当是容易查摸到其线索的。于是就找解阿四询问，得知顾耀忠住在大石桥一带，上班是在秦淮区，做什么工作不清楚。三刑警去派出所调查后，弄清楚顾是银行职员，住在大石桥小良巷7号。估计顾当时正在银行上班，便立刻去银行捉拿。哪知银行说顾耀忠轮休，已有一周没去上班了。刑警只好返回来登门“拜访”。但其家人告知顾昨天骑摩托车外出旅行了。哦！去哪里了？那不清楚，他没有说。
刑警当然不是那么好打发的，三人稍稍议了议，决定分头跟其家人谈话，以闲聊的方式打听顾耀忠跟什么人来往得最多。结果，顾的母亲说顾耀忠有一位同学叫何道一的，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多年来一直来往的。那么，这位何先生是干什么的呢？哦！小何干过的营生多着哩，解放后好像是在卖药吧。何先生住哪里？老太太说这就不清楚了，小何的老婆解放前就死了，至今没有再成家，听说住房也已经卖掉了，弄不清楚现在住哪里。
顾家的人不知道顾耀忠犯了大罪，刑警登门也没有透露要抓他的意思，只说是来找顾调查他人的历史情况，所以其家属对于这种谈话没有戒心。老太太接着就说到小何帮过一次大忙，半年前她的孙子患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医生说只有盘尼西林能救命了。这种西药难觅，最后还是小何托了荣民医院的王院长才搞到的。
刑警于是立刻去找那位王院长。荣民医院是一家私立小医院，但那位王院长却是留德医学博士，当时南京有名的外科专家。这人是民主党派人士，很好说话。听了刑警的来意，说确实有这事，他跟何道一熟识，如果你们要找他，我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他叫来了。刑警说那就麻烦您给他打个电话，当然不能说有人找他，就说是您本人找他有急事。
王院长当着刑警的面打了电话，半小时不到，何道一就匆匆而至。这一来，就回不去了。
何道一到案后，供出了本案真相：原来，何道一、顾耀忠、彭源以及还有一个目前在丹阳的名叫杜植奎的共四人，当年都是日本侵华军驻宁情报机关“山口组”的秘密情报员，同属一个小组，顾耀忠是组长。顾同时还有着军统地下人员的身份，因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惩治汉奸时他们四人逃过了抓捕。顾耀忠在军统的上司不久去了上海，顾从此就中断了跟军统的联系。解放后，军管会贴出布告让参加过反动组织的人员前往登记，顾耀忠找到何、彭、杜三人，警告他们不要听信共产党的许诺，把那段特务历史忘了就是，否则没有好果子吃的。因此，他们四人谁也没有登记。一年后，杜植奎前往丹阳老家谋生，顾耀忠召集何、彭为杜饯行时，再次重申上述警告。
镇反运动开始后，彭源受政策影响产生了动摇，想主动向政府自首，争取从宽。他跟杜植奎比较谈得来，专门去了趟丹阳说了此事，想拉杜一起去自首。哪知杜立刻把消息通知了顾耀忠，顾急跟何道一密议，决定灭口。于是，两人就制定了一个自认为非常周密的计划，收买李秋明出面实施，并欺骗彭源说顾当时所领导的特务小组替中共地下党也提供过情报，目前正在寻找证明人，待找到后大家一起去自首，这样可以获得宽大处理，藉以稳住彭。彭源耐心等待了一段时间后，见顾这里没有消息，担心公安局掌握情况后找他，又催促了顾、何几次。这时，顾、何的谋杀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就指使李秋明下手了。
彭源被害后，顾、何见李秋明果然如事先估料的被公安局释放了，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因怕李秋明立刻离开修车铺会引人怀疑，就对他说过几个月再给他办理进工厂工作之事。为防发生意外，两人约定暂时不跟李秋明见面。哪知，之后事情的发展偏离了之前他们所希望的轨迹，于是灭顶之灾就来了。
那么顾耀忠到哪里去了呢？何道一说他去丹阳了，当然不会告诉杜植奎灭口之举，只是通知他彭出事已殁，让其放心保守当年之密。
专案组当即连夜前往丹阳，将顾耀忠、杜植奎抓获。顾、杜两人到案后，对其罪行供认不讳。
1952年9月26日，顾耀忠、何道一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杜植奎、李秋明分别判处二十年徒刑。
